戴高乐的中国梦（外交官手记）

“到中国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梦！我很想到那里去！”1970年9月9日，戴高乐向其表侄女、法国前驻华大使馆参赞戴高碧（原名玛丽—泰雷兹·德·科尔比）吐露了这一心声。
“法国有句谚语，大意是说，人在进天国之前，应该先到中国去看看。我们夫妇很愿意访问中国。”在爱丽舍宫的新年招待会上，戴高乐夫人也向中国大使夫人委婉地道出了有生之年远行去中国的愿望。
戴高乐十分向往中国，爱慕这个“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关注这个正在重新焕发青春的古老国家。“说不定在下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企望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硕果仅存的两巨头——戴高乐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晤。1973年，蓬皮杜总统访华时特意对毛主席说：“我过去是戴高乐的同事，戴高乐生前非常希望见到你。”确实，有朝一日前往中国，这是戴高乐的一大宿愿。
可惜，戴高乐作为总统正式访华的计划未能实现，垂暮之年以私人身份访华的打算，也因死神突然降临而落空。戴高乐终究没能圆他的中国梦。这不能不说是他毕生的一大憾事，也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
戴高乐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为自己正式访华铺路
1964年中法建交，使法国成为能同中、美、苏三大国直接对话的唯一西方大国。戴高乐想趁中法建交的势头，尽早实现两国领导人互访，以开拓法国外交的新局面。
中法建交当年，法方就向中方放出试探气球。曾作为戴高乐特使同中国领导人进行建交谈判的前总理埃德加·富尔表示，“高层对话，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开始为好，戴高乐是喜欢迈大步的人”。法国驻缅甸大使说得更具体，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总理互访。与此同时，法方派出戴高乐的得力助手，政府第二号人物、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先行访华，为中法高层直接对话投石问路，并为法国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法埋下伏笔。
1966年2月，法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亚澳司长艾蒂安·马纳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国政府已派出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访华，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经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我方迟迟未作答复。于是，戴高乐只好亲自出马，主动约见中国驻法大使。当时，巴黎有上百个外国使节，能有机会同总统正式谈话的不多，总统主动约见更为罕见。这自然是非同寻常之举，足见戴高乐切望早日实现两国领导人会晤。
当时，我正好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任职，大使与法国上层交往，常由我随同，这次也由我陪同前往。会见于5月16日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进行。戴高乐照例在办公室门口迎接客人。按戴高乐会见外国客人的习惯，他先请我们在办公桌前坐定，自己坐到办公桌后边。主客双方隔着偌大的办公桌交谈。戴高乐当时已76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说话铿锵有力。谈话行将结束时，戴高乐画龙点睛，亲口邀请周总理访法。其用意显然是加重邀请的分量，以促成周总理早日访法。法方一再邀请周总理访法，意在密切中法关系，协调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并为戴高乐正式访华铺路。
法国是个惯于摆大国架势的国家。戴高乐对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尤为敏感和执着。戴高乐对领导人互访的原则，是“你先我后”，不愿先“迈第一步，以免给人以有求于人的印象”。艾森豪威尔、肯尼迪、赫鲁晓夫无一不出访法国在先。
但当时中国领导人与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互访，也有一条原则：“彼先来我后往。”周总理指示：根据当前国际形势，我国领导人不宜先行访法。
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他计划在1971年6月访问中国，但计划因其猝然去世而落空
1966年6月22日，我国驻法大使奉命约见法国总理蓬皮杜，回复法方对周总理的邀请。我陪同大使前往总理府。蓬皮杜在总理办公室门口迎接，把我们引到围着一张小圆桌的沙发旁就座。大使按国内指示回复法方：“周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法国总统阁下的邀请。但遗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总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周总理认为，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对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于今年下半年访华。”
蓬皮杜显然胸有成竹，当场把球踢给我们。他说：“如周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中国政府和周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这也是我的希望。但我的日程也很紧，下半年议会要讨论预算，1967年初要举行大选，选举期间，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就这样，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搁置下来了。紧接着，文化大革命使中法关系一度跌入低谷，高层往来自然无从谈起了。
1969年1月，戴高乐任命马纳克为新任驻华大使，意在修复两国关系，重新打通堵塞了的对话渠道。他在召见马纳克时强调：“过去曾邀请周恩来访法，由于形势变化，未能成行。当然，如果有一天中国方面愿意重新实施类似计划，我们将乐于接待中国政府高级人士访法。有机会时，您可以向中方说明这一点……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您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来访者将受到我很好的接待。”
同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在公民投票中处于少数而自动引退。以总统身份访华成了未遂宏愿。
离职后，戴高乐曾多次在人前提到访华的打算。马纳克曾积极筹划他的访华事宜。1970年3月2日，他在给戴高乐的信中直截了当地建议将军访问中国：“将军，有一件大事可做。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戴高乐在1970年4月10日的复信中没有明确表态，只含蓄地表示：“至于您向我提出的建议，尽管我目前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答复，请您至少了解，我已把这事记在心间了。”
9月9日，戴高乐的表侄女戴高碧动身去中国前，来到戴高乐的科隆贝乡间寓所。戴高乐表示很想去中国，询问了不少有关访问的细节。最后他表示：“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和毛主席的邀请……当然，我必须能同毛主席交谈。这将是法国和中国以戴高乐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交谈。”
后来戴高乐曾向至亲好友私下吐露，具体设想1971年6月成行，在中国度过“6·18”这个历史性日子。1940年的这一天，戴高乐在伦敦广播电台发出抗德号召，一跃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戴高乐于1970年11月9日因动脉瘤破裂猝然去世。
戴高乐和中国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而最终谁也没有这样做，铸成了历史憾事
法国记者、作家让·莫里亚克在《戴高乐将军之死》一书中很具体地谈到，中国政府准备向戴高乐发出访华邀请，为了事先确知他会接受邀请，曾于1970年10月极秘密地派遣一直同中国领导人保持联系的英籍华裔作家韩素音作为使者前往巴黎，通过法国友人向戴高乐传递这一信息。这种说法在国内外流传颇广。事实上，这纯属误传。
事实是，戴高乐为人高傲，自尊心极强，他虽有访华之意，但本人从未直接或间接向中方表示过。中方对戴高乐访华一事也持慎重态度，没有采取主动步骤，中国领导人从未有所表示，更谈不上邀请。有一回，马纳克大使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周总理表示，他在北京曾收到戴高乐将军的信，有意把话题转向戴高乐，探一探周总理的口风。总理沉思片刻，很有分寸地说：“我们十分敬仰戴高乐将军，你能替我把这话转告他吗？”马纳克确实把这话传给戴高乐。仅此而已。
关于派遣秘密使者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中国驻法大使与戴高乐多有交往，与戴高乐周围的人士过从甚密，正常的接触渠道是畅通的，何须局外人代劳？实际上，韩素音也不是什么秘密使者。
德姆维尔1970年10月的中国之行，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有力地印证笔者的论断。他曾在戴高乐手下当过10年外交部长，又是戴高乐任内最后一位总理，称得上是戴高乐的亲信和得力助手，自然是为戴高乐传话的合适人选。外界曾纷纷揣测，此行可能为下一步戴高乐访华作准备。实际情况却亦非如此。他行前曾致函戴高乐告以访华计划。戴高乐在9月22日的回信中只字未提自己的访华想法，更谈不上任何委托。10月30日，德姆维尔返回巴黎。他同友人谈及中国之行时强调，中方什么也没有委托他；同他谈过话的中国人士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戴高乐将军访问中国的事。
访华期间，中方给予他高规格礼遇。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同他两次长谈。但双方只字未提戴高乐访华事。周总理会见德姆维尔时，一开始就提到戴高乐，试探对方反应。德姆维尔没有接茬儿，只简单表示，他行前没有见到戴高乐将军。戴高碧作为法国驻华使馆参赞会见时在座，她也一言未发。机敏的周总理话锋一转，言及其他。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姆维尔回国后并不急于前往科隆贝向将军报告中国之行的成果和观感。10天后，戴高乐撒手西归，德姆维尔竟未及同他见面。戴高乐和中国方面都期待对方迈出第一步，但最终谁也没有迈出这一步，铸成历史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