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今昔

对60年代后期的人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和他们开创的“批评理论”，就如同基因组和CD－ROM等词汇对现在的公众一样，没有解释的必要。就像在80年代法国人以后现代理论独领世界风骚、英国人今天在全球化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一样，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之前以批判社会学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如今，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叹息：“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
【德国《时代》周报6月21日一期报道】题：巨人和侏儒——法兰克福学派今昔（作者　亚历山大·伯格纳）
传闻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人在法兰克福机场下了飞机，上了出租车就对司机说：“请到法兰克福学派（学校）。”（法兰克福学派中“学派”一词在德文和英文中都是多义词，通常是指“学校”———本报注）。他还真以为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和哈伯马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开了一所正规的社会学学校。更令人惊奇的是，出租车司机对此却见怪不怪，径直把这个日本人送到了目的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因为司机本人是一位社会学硕士研究生。
严格地说这个日本人的想法也并非完全错误。创建于1923年、二战中遭到破坏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自1950年重建之后逐渐成长为一个正规的教育机构。在所长霍克海默尔的领导下，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里从事一种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声名远播。对60年代后期的公众来说，法兰克福学派和他们开创的“批评理论”，就如同基因组和CD—ROM等词汇对现在的公众一样，没有解释的必要。
现在：与批评理论的告别
今天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哈伯马斯的弟子、哲学教授阿克塞尔·霍奈特叹息说，“尽管这是所有研究者都面临的困境，但对我们而言尤其如此。”霍奈特是研究所的学术领导人，从今年4月起又担任了行政领导工作。这意味着就像研究所的辉煌时代一样，又一位哲学家担负起指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任务。上任伊始霍奈特就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研究纲领，其遵循的基本思想是：人类社会在现代实现的任何一项物质、法律和道德的进步，从长远来看都与个性自由的获得不能协调一致。按照这种论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将是以它的全部成果埋葬自身的前提。
霍奈特纲领的核心在于对被轻视和边缘化的主体经验的社会根源进行研究，对此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多数学者表示赞同，认为“终于为沉闷的局面注入一股活力”。但也有许多人担心新纲领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件“紧身衣”，甚至是与批评理论的告别。“所有人都想重现伟大的传统。”一位学者说，“但没有人再冒对资本主义进行激进批判的风险。”
往昔：德国最重要的理论输出
可是在今天仍然遵循旧的研究导向还有意义吗？并非出身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回答是肯定的：“法兰克福学派是德国对世界的最重要的‘理论输出品’，直到今天它仍然完全可以被视为是德国对国际社会学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像在80年代法国人以后现代理论独领世界风骚、英国人今天在全球化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一样，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之前以批判社会学在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传统的理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不仅想解释社会，而且想改变社会。批评理论就是在吸收和发展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之上，通过所有科学领域研究人员的合作，力图把整个社会现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研究。在霍克海默尔的领导下，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理论，使经验主义的“单个科学”升华为一种哲学的综合。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只能说是在开始阶段真正做到了跨领域的社会学研究，但这种方法论和他们“单个研究”的辉煌成果仍然引起巨大轰动。社会学家迪尔克·克斯勒说：“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和马库泽等人的书使我们重新想起，社会学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走出自我赎罪的幼稚才产生的。”
现在：广为传播迎来复兴
在当今时代，别无它择的资本主义使所有生活领域都服从于功利目的，暴力事件和排外冲突不断发生，原教旨主义兴起，专制的权力结构仍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存在，这些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在世界许多地方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他们的作品在许多国家的图书市场上都出现巨大的需求。于尔根·哈伯马斯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30种文字。在东欧、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法兰克福学派迎来了自己的“复兴”。在日本爆发了关于本杰明和阿多诺的激烈争论。这些国家的知识界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触动，就像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对以前的阿登纳德国。
往昔：欧洲社会学研究的重镇
这两位流亡者在1950年返回德国后培养了整整一代有独立见解、不随波逐流的社会学家。到60年代，当愤怒的大学生要为他们的反叛行为从学院理论中寻找启示时，就从批评理论演化出一个标志性的称谓：法兰克福学派。长年在法兰克福从事研究的社会学家克里斯托弗·多伊奇曼说：“在60年代末法兰克福研究所是欧洲社会学研究的重镇。”在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社会学发展成为一门“领导学科”，就像今天的生物学一样。对这个专业的热爱反映出年轻一代反叛者的愿望：从具有高度怀疑精神的法兰克福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一些表面的概念来充实他们的乐观主义：发展是能够预言的，一个理性的社会是可以计划的，而社会学就可以告诉人们它将走向何方。
但在每一次“狂飙突进”阶段之后紧接着就是清醒和反思。政治活跃分子开始向他们先前反抗过的国家机构进军。研究机构的成员则走进银行和企业，通过问卷调查和采访方式对合理化改造的影响、公决权和工资问题进行研究。题目狭小、方法灵活的“个案研究”取代了阿多诺式的历史哲学性研究，推动社会学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虽然工会和企业对这样的研究成果非常感兴趣，但对于一种以“指引人类正确的共同生活”（霍克海默尔语）为使命的社会学来说，这却意味着风格的丧失。阿多诺的学生、现任教于汉诺威大学的德特勒夫·克劳森认为，在70年代霍克海默尔移居施塔恩贝格之后，法兰克福研究所就开始了“传统化”：从表面看它仍然是一个社会学研究机构，但内部却没有了批评理论。
现在：经费不足人才流失
现在阿克塞尔·霍奈特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在霍奈特的大力推动下，他的那些研究工业社会学的老同事们看来已经与社会化研究学者和心理学家联合在一起。“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网’必须再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霍奈特说。这是否意味着法兰克福研究所在经过漫长的“工会和工业社会学”时代之后，再次回归一种强调整体的社会哲学，回归霍克海默尔时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单个学科的专门化发展早已把全能的“通才”赶下王座，能够精确地协调一个多领域的研究团队、使单个课题完美地组成一个整体项目的领袖人才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霍奈特要求“强大的单个研究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长远目标，但要独立地开展工作。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能否再现辉煌结出累累硕果，不仅取决于研究学者的良好意愿，还取决于资金。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只有三个固定职位：一名秘书，一个看门人和一个清洁工。研究所50%的预算依靠赞助，政府只负责非研究性人员和基础设施的开支。研究者要靠向德国研究协会、大众公司基金会或者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申请研究课题，自谋经费。通常每个研究课题资助期限为2年，结束之后需要申请新的课题费。在课题之间的过渡时期，研究者虽然有研究所的工作职位，但仍然只能算是失业者。
“我们靠基金会和联邦劳工局（领取失业救济）过活。”曾长期担任研究所领导工作的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说。在15年前这样的生活还不算太坏，但今天仅仅依靠失业救济金度过课题间过渡期已经不再可能。在过去的辉煌年代，法兰克福研究所能够轻松地从赞助者那里得到大量资金。但是今天，它需要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这种对市场的严重依赖不能不对研究所的工作产生影响。不知哪一天就没了课题、朝不保夕的年轻研究者无法安心深造，资深的研究者眼睛都盯着大学里的教职，优秀的研究人才不断流失。在过去25年中，总共有18位研究者把研究所作为获得大学教职的跳板。“法兰克福学校”的“毕业生”们已经遍布德国各地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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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哈伯马斯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