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出“最好的奥运会”　悉尼为北京献计　

2000年悉尼奥运会是举世公认的“最好的奥运会”。对这一成功，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悉尼奥运会组委会副主席凯文·高斯帕先生深有感触。时至今日，在澳大利亚，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拉着他的衣袖说：“凯文，我爱奥运会！”
五点建议给北京组委会
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将它办成历史上最好的一届奥运会就成为国人最大的心愿。那么，如何才能办成“最好的奥运会”呢？本报记者日前在墨尔本对高斯帕先生进行了专访。
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怎样开始？高斯帕虽表示他要“慎言”，但还是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五点建议：
1、任用组委会主席、确定组委会的结构十分重要。
高斯帕认为，组委会主席是庞大组织工作的“团队领导”，他应该是级别非常高的政府官员，这样才能将许许多多的政府部门凝聚到一起、了解重要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协调组织工作中的各种需要、同个人背景和所代表机构各不相同的委员打交道。他说，非政府人士担任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在美国有先例，因为美国政府在财政方面没有参与，但是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就必须由高级政府官员担纲。
组委会中，需要有体育组织的代表，因为他们能理解奥林匹克圈内人士的所思所想，组委会中最好包括一两名运动员代表，吸收运动员越来越成为国际奥委会运行的模式，国际奥委会委员中最多就有15名是运动员；还需要有懂经营、懂项目和懂市场的人士。高斯帕本人在组织悉尼奥运会的过程中，很快就认识到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承办奥运会是一个“项目”，而不是一般的政府或企业行为，这个“项目”有一个截止日期，即使运行中有财政方面的困难，你也不能宣布延期，所以，必须有懂经营的人在7年里有效地执行奥运会预算。
2、主动有效地引导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报道方向，避免被动。
主办国要通过自己的信息发布会掌握新闻传播的主动权，同时必须随时了解国内外媒体怎样报道和评价组织工作。从他个人的经验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组委会从一开始就必须使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公开。
他认为，悉尼组委会在这方面就曾经犯过错误。他本人在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要求组委会定期与新闻媒体会面，提供全面的信息介绍，但组委会主席对此很不情愿，结果导致奥运会开幕前一年里，国内外媒体在门票、赞助商等多方面对悉尼奥运会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超常的负面报道。
3、尽早与三大类机构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这三类机构是指奥运会的“主要股东”国际奥委会、奥运会各项竞赛的管理者即单项运动国际联合会、派出奥运会代表团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从组委会工作第一天起，就应该与它们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和沟通。
高斯帕认为悉尼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原因在于：当时兼任悉尼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的国际奥委会副主席雅克·罗格是个出色的领导；悉尼组委会主席迈克尔·奈特和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尔茨相互信任；国际奥委会负责体育事务的官员吉尔伯特·费利、负责经营和市场事务的迈克尔·佩因以及负责传播、技术的官员之间关系良好。
4、尽快制订行动计划。
举办不同于申办，原来的建议要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行动计划到位才能进行审阅，并且在7年里要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调整。
5、永远牢记奥运会是为运动员举办的，这一点要贯穿组织工作的始终。
无论何时，只要组织者对组织工作的优先事务有疑惑，他就要提醒自己：“我的工作就是要举办奥运会，举办符合运动员利益的出色的奥运会。”有了这一点，组织工作的其他侧面就会顺利就绪。
“最好”的评判者是新闻媒体
谁是奥运会真正的、实际上的评判者？高斯帕说，他想传递给北京组委会一个明确的信息，即：评判者是国内外新闻媒体。
他幽默地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悉尼奥运会即将落幕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这是最好的一届奥运会，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全球新闻媒体的观点，如果萨马兰奇说“最好”，而世界媒体却说“不”，那么萨马兰奇说完就会引起哄堂大笑的。
高斯帕说，悉尼组委会在与媒体关系方面曾有过失误和困难，组委会最初并没有做好“公开”这一工作。比如，当时两份主要报纸曾对组委会提出了批评，结果组委会作出不当反应。现在看来，当时应该允许报纸做自己想做的事，而组委会应将工作做在诚恳和公开上。
根据高斯帕的经验，几乎每届奥运会的组委会都会遇到一些“难对付”的媒体，受到它们非常苛刻的批评，如果想要“难对付”者说好，就必须把“信息牌”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做到尽可能公开，建立与媒体的良好关系，这最终有益于组委会。
高斯帕认为，世界各主要通讯社能传播信息，其稿件可为其他媒体同时采用，所以要重视通讯社的“辛迪加”功效。作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他考虑与北京协作，安排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和德新社等媒体对北京的组织活动进行报道，也希望北京组委会能要求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和广播电视委员会尽早作出访问安排。
与此同时，及时发布信息，以保持举办城市人民对奥运会的热情，增进外国人对举办国的兴趣，这也是奥运会组织工作的关键内容。因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要进行7年，申奥成功的兴高采烈会逐渐减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可能看不到多少与奥运会相关的新东西。如果他们感到被蒙在鼓里，就会担忧。所以，组织者就要通过媒体传播有关重要问题的信息以及准备工作的进程，得到人们的理解。
重视奥运会的长期效应
高斯帕认为，举办奥运会能引起极其广泛的“国际兴趣”，主办国会立刻以一种新的形象活跃在世界舞台，在经济、商业和投资领域尤为如此。
他说，在奥运会主办国宣布之前，某些国际投资机构及个人或许尚在观望；一经宣布，他们的信心就立即增强，外资就会涌入。悉尼举办奥运会给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带来70亿至80亿澳元（37.1亿至42.4亿美元）的效益，澳大利亚只是在世界经济领域具备中小规模的国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效益可能会大得多。
其次，从悉尼的经验看，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强大效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筹备的7年里以及奥运会举办后的10年间都可感到，它意味着旅游业收入上升、服务业作出回应、基础设施得到发展、公共工程得到加强。
第三，在举办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有人曾对开支抱怨，说这也是纳税人的钱，那也是纳税人的钱。其实，办奥运会有两笔预算，一笔是奥运会16天的预算，它可以通过电视转播权、国际赞助商以及商业活动赚回来；另一笔是公共工程等方面的预算，这不是花费，而是投资，它将长久地造福于举办城市和国家。
“我终于有机会投北京一票了！”
今年68岁的高斯帕是澳大利亚人，年轻时曾是一名运动健将，赢得过1954年温哥华英联邦运动会400米跑金牌。他还是一名成功的商界领导人，担任过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壳牌石油公司澳大利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以及壳牌国际地区协调人、董事。
出于对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深刻认识，高斯帕坚信北京能成功地举办奥运会，这也是他支持北京申奥的重要原因。
高斯帕兴奋地回忆起在莫斯科投票两天后受到江泽民主席接见的情景，江泽民主席7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在中国驻俄大使馆会见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以及包括高斯帕在内的4位副主席。高斯帕在与江泽民主席交谈时说：“我终于有机会投北京一票了！”
高斯帕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在国际奥委会确定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前，高斯帕曾来到北京访问。他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何振梁先生是关系十分密切的朋友，访问期间，两人曾有个小小的“约定”，如果悉尼和北京中的一个在前几轮投票中落选，两人则投对方城市的票。结果，这两个城市进行决赛，“约定”没能兑现。
北京奥运会将填平一道“鸿沟”
这次在莫斯科，当时人们普遍感觉到北京是领先者，但越是如此，来自北京的代表们就越紧张。投票的时候，高斯帕也有点紧张，因为电子投票在国际奥委会的重大决策中并不常用，而此前他在墨尔本出席橄榄球比赛开幕式错过了电子投票培训，因此生怕按错了键。在主席台上，萨马兰奇的邻座是国际奥委会秘书长卡拉德，接下来就是高斯帕，他开始估计北京可能在第二或第三轮中胜出。但是，当萨马兰奇第二轮结束就拿着信封准备宣布的时候，他知道这必定是北京无疑，因为他不相信巴黎或多伦多能在第二轮就出线。
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曾在其评估报告中指出，如果北京举办奥运会，它将给中国和奥运会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这个遗产究竟是什么？记者向高斯帕提出了这个问题，而高斯帕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填平了“鸿沟”。这个“鸿沟”就是奥运会在其广泛性和普遍性中的缺憾。
他说，迄今为止，非洲大陆没有举办过奥运会，因为那里似乎尚未作好准备；南美没有举办过，因为北美大陆的美国已多次举办。所以，真正的“鸿沟”就是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城市能提供机会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他和许多人在莫斯科作出自己重大决定的时候，都不愿意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他说，2008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完整。
图片：
1、悉尼奥运会盛况
2、本报记者采访高斯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