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眼中的大使（外交官手记）

在汉城，外国常驻使节近90位，加上国际机构的常驻代表，超过100位，是一个庞大的外交使团。
1992年我出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到任时，外交使团团长是巴拉圭驻韩国大使格拉斯。中国与巴拉圭虽未建交，但出于外交礼节，我还是先拜会了他，并得到了热情接待。这之后，我们夫妇同他们夫妇还有过多次交往。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巴拉圭虽离中国遥远，两国又没有外交关系，但格拉斯大使夫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却不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高度赞赏，并希望两国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夫妇还提出愿以旅游者身份访华，经我们联系，他们如愿以偿地访问了中国。回汉城后，格拉斯夫妇设宴招待我们，盛赞中国古老文明和现代化建设。
我在任期间，赶上了三任美国驻韩大使，同他们均有较多的交往。中间的一任大使叫列尼，是一位年近70的政界名人。20世纪50年代他曾到过韩国，粗通韩语。他待我十分热情，大家可就一些问题坦诚交换意见。列尼的继任者波斯沃斯则是朝鲜半岛问题专家，来韩前到过朝鲜，曾任美国驻利比亚、菲律宾大使。据我观察，美国大使在韩国地位比较特殊，这首先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驻在国突出同美国的关系，重视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有事交涉一般均由外长或其他部长出面，有时还由总统面见。其次是美国大使本人较为清高，同使团中的其他使节不那么合群，就连各国国庆招待会，他们也很少参加。
记得韩国经贸界有一次举行活动，把刚到任不久的美国大使排在了第一桌，违反了使团按到任先后排位的做法，各国使节拒绝入席，造成十分尴尬的局面。不过，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大使每年都出席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同我们合作也比较好。我在任期间，也赶上了三位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俄罗斯与韩国建交比中国早两年，但由于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经济滑坡，同韩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经贸合作没有取得大的发展，使俄罗斯在韩国的影响有限。
俄罗斯几位大使均对华友好，特别是最后一位大使阿法纳西耶夫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待人十分热诚。他到任后，还未递交国书，就来参加中国使馆为庆祝香港回归举行的招待会。阿法纳西耶夫握着我的手用汉语说：“香港回归不仅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不能不来祝贺。”此后我们交往甚密，几乎每月定期见面。
从交往中我得知，阿法纳西耶夫曾于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驻华使馆工作，深知“文革”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称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次他和夫人在家请我们夫妇品尝俄式大菜，特地把他们的儿子安德烈和女儿玛莎介绍给我们。令我们吃惊的是，他的儿子也在学汉语，已达到对话自如的程度，女儿的英语也讲得很流利。
在使团中，我发现会讲汉语的使节越来越多。法国大使瑞奥上个世纪60年代曾在北京工作，夫人是台湾人，讲汉语虽然语速较慢，但发音很准。泰国大使罗维才递交国书前就来拜会我。他曾在广州、香港工作，从驻印度大使馆转到汉城来，不仅可以讲汉语普通话，还会讲广东话。他神秘地对我说，他特别喜欢名字中的“才”字，只有到了北京，才真的会“发财”。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同日本三任驻韩大使的交往一直比较密切。我离任回国前，日程安排得很紧，但刚到任不久的日本驻韩大使小仓和夫提出为我举行道别午宴。盛情难却，我还是如约前往。这天他和夫人在官邸明亮宽敞的大厅里以精美的日本菜款待了我们夫妇。临别时，他递给我一个信封，抽出一看，是他用毛笔写的一首诗：
大使离汉阳，
延袤千里乡，
庭上重别杯，
张饮祈吉祥。
诗中我的名字正好排在后三句的第一个字。我感谢他的留赠，更钦佩他的中文造诣。
图片：
韩国国会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