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漫画家朱德庸访谈（名人专访）

【香港《广角镜》月刊5月号报道】题：“我不是一个快乐的人！”——漫画家朱德庸访谈（记者　张文中）
朱德庸的漫画，4个小格，常常不过是一两个都市人，寥寥几笔，怪形怪状，连环的画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对话不同。正是那一两句简洁的对话，妙趣横生，幽默抵死，剥露了平常人生背后的极度荒诞和丑陋，非常具有娱乐性。他的漫画，在台湾风靡十几年，至今不衰。如今这股“朱德庸风”又卷入大陆和香港。
“这个小孩是变态的”
张：这几年，你的系列漫画《双响炮》、《醋溜族》、《涩女郎》等已经走出台湾，在香港和大陆受到读者的欢迎，正在形成一个“朱德庸热”。你的漫画，的确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用幽默风趣的手法，揭示了男女之间的“两性战争”。读者很有兴趣想知道你的漫画创作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朱：如果开玩笑地说，大概五六岁、我刚学会拿笔时，就开始“漫画创作”了。我印象非常深，那时我爸爸会把纸一张张剪好了，让我画画，可能我画画有遗传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从小没有受到任何的压迫。那是我的“乱画时期”。后来，长大了，仍然喜欢画，在系刊上常有发表，被一些媒体看到了，就来向我约稿，那是1982年，我22岁。中国人以往的漫画也许都是蛮死板的，因为我从小受西方的影响比较深、比较重，所以我的整个想法，还有笔触，都比较活泼一些。
1985年，我的《双响炮》在《中国时报》开始连载，那时我正在当兵，在马祖，跟台湾本岛是隔开的，那时说法很多，第一是说外国人画的，很多读者以为《双响炮》的作者是外国画家，整个的表现方式和线条，台湾不太可能会有人这样画；第二是认为是一个中国老头画的，说能够把婚姻画成这种样子，一定是结婚很久了。至于传播界，他们知道是一个小孩画的，不过他们说，这个画画的小孩是变态的！
张：你当时那么年轻，为什么会对爱情或者婚姻这个情感世界的观察，会用你那么独特的方式去呈现？
朱：中国人对待婚姻，永远是一种温馨的、以和为贵的观念，从来没有想过要颠覆它。大家对《双响炮》比较感兴趣，是我呈现出一种婚姻里不好的东西，把传统婚姻的观念整个都颠覆掉了。这些不好的东西，也许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婚姻里，但是大家不愿意去谈它，大部分被掩埋了，而且还保留中国人的一种想法，婚姻就是好的，在婚姻里要互相容忍对方的缺点等等。
但是，《双响炮》里没有这些东西，所出现的永远都是负面的，夫妻两人如何斗？太太的母亲——就是岳母如何入侵到他们的家庭，把她在自己家里主控的权力如何再延伸到女婿家里？这个女婿又如何去对抗岳母的入侵？然后小孩跟父母的关系也是“父不父、子不子”的，还有邻居的关系等等。在《双响炮》里，你看不到一种很温馨的、很有希望的婚姻，完全没有！只是很特定的一个时刻，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所有的冲突都发生在那一个时刻。
张：在你的漫画后面，是不是有一种对现代婚姻爱情以及男女两性关系、尤其是“性别战争”的深层的思考？
朱：有，但我并不会像一些学者那样很仔细地去研究、搜集，我只是很“自然”地去画。我一直相信，男人和女人，本身就是不同的动物。男人和女人之间，一定会有各种充分的矛盾、斗争，因为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中国人的婚姻充满一种荒谬性，例如古代的指腹为婚。我认为婚姻是最私人的，婚姻只牵涉到两个人，全世界只有你们两个人是有关连的，其他人都跟你没有关系。但是，中国人却把所有的人拉进来，而你必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你才会觉得，“啊，我娶她是对的”。这种荒谬性，我在《双响炮》里表达出来。我把所有错误观念集合一起之后形成的这种婚姻的负面东西画出来，让大家看到婚姻的本质里存在着这么多的荒谬。
张：你画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情境，那些男女关系却充满戏剧的冲突性，非常好玩，让人觉得你真是“独具慧眼”。你这种发现喜剧的才能是天生的，还是你有意去挖掘的？
朱：我一直强调两个字：“自然”。我喜欢画画，是“自然”的；我怎么画画，也是“自然”的。我画画时，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是觉得这个题材很好玩，而且是我熟悉的，就画了。我的画受到很多人欢迎之后，很多人问我，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幽默、这么讽刺的方式去呈现？我才开始思考：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我整个的成长过程里，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一点都不快乐。从我求学一开始，我就非常不快乐，我没有办法接受学校给我的任何教导，是一个反叛性非常强的学生。因此，我被许多学校踢来踢去，换了好几所学校，在换学校的过程里，我看到很多从事教育的人的真正嘴脸，这些可能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于是不再相信许多事情。我在画婚姻、爱情时，也是同样的思路。
“这样的一群新人类！”
张：所以，其实在你的漫画里，不只有对爱情、婚姻的思考，也有对社会、对制度的省思。你把所有的思考，浓缩在一个小家庭里，围绕的是一个主题：权力。在小家庭的权力斗争里，谁控制谁？
朱：对。《双响炮》里，一切都是在一种既定状况下的人物做一些挣扎、反应，后来我想到，如果我画另外一批人，是我创造出来的、想像中的一批年轻人，他们没有任何束缚，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是完全个人化的，传统束缚不了他们，这样的一群新人类，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于是，我就画了《醋溜族》。
它跟《双响炮》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些人很年轻，在爱情上，今天可以爱这一个，过几天可以爱上另一个。我对你的承诺只限于此刻，可能过了此刻，这个承诺就不算数了，没有人真正把爱情和婚姻去认真对待的。包括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也都是飘浮不定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完全脱离了固定的框架。一画，画了十年。
最好玩的是在画《双响炮》时，我可能要观察很多人，不管有意的无意的，但是在画《醋溜族》时我没有，完全是我想像中的一批人，非常时髦，非常流行，画完之后，让我最惊讶的是，没过多久，社会上真的出现了这样一批人！有时我走在马路上，会有一个人走过来说，你看我的头发，我是看了你《醋溜族》里画的某个人的头发，我很喜欢，所以才去剪成这个样子！
张：你画《醋溜族》，把你变成一个潮流文化的制造者？
朱：我想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别人对我说，他喜欢《醋溜族》里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穿着，于是就去学了。但是，我宁愿很客观地说，我相信新的一代已经要取代我们的世界了，可能我在同一时间正好画出来，或者提早一点画出来，至于他们受到我的多少影响，我并不敢说。我想，也许应该是一种过程中的互动，他们想要改变，看了我的漫画，会想要穿什么衣服，或做什么发型，当他们改变后，我在街上看到了，也会给我一些触动，再去画新的东西。
画《醋溜族》，画了十年，在台湾破了报纸漫画的纪录。画那么久，因为我在《醋溜族》里玩得太开心了，我一边画漫画故事，一边做各种发型设计、服装设计，我高兴怎么画就怎么画，说不定在我心底也渴望做那样的人，也许不负责任，也许不符合道德规范，不但在观念上自由，在服装、发型上也很自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
张：但是，你的创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些“城市新人类”毕竟跟你隔了可能不止一个世代？
朱：我也不知道，可能我比较适合吃这碗饭吧？我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自然”？至少我的前半生，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况下，中间如果有任何“不自然”，我就会受害，一切都是“自然”地成长。
“我是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
张：所以，之后，你又很自然地去画了《涩女郎》？
朱：《双响炮》画了几年之后，开始画《醋溜族》，再画了4年，又开了一个专栏《涩女郎》，是4个女人，针对单身女性碰到的事情，比较限于女性方面，到目前为止，画了7年。
到今年3月，还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有关亲子的内容，反叛性也是很大的，我不会画那种童男童女，也不会很温馨的，我会画小孩子对很多事情的怀疑，包括对父母的怀疑，用小孩的眼光重新去看大人的世界。大人的世界其实有很多病态的部分，包括他们对小孩的想法，都充满许多病态，小孩子是不是都要顺着大人的意愿？我会在这个专栏里表达出来。
我现在也有了小孩，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小孩的人，为什么会有小孩呢？是莫名其妙的，也许是我与太太之间没有沟通好，她以为我要，就生了。小孩生下之后，我不碰他的，我不喜欢小孩，所以我不去碰他。一直到他三四岁，开始有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反应时，我才慢慢跟他相处，到了现在，我非常喜欢他。这是很“自然”的过程，从不喜欢，到慢慢喜欢，到非常喜欢。我跟他一起重新经历了童年，回忆起非常多小时候的事情，或许是促成我很想画这个专栏的一个原因吧？
张：你在漫画里对婚姻爱情表示出一种深刻的失望和怀疑，并且把这种失望和怀疑传染给许多读者，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结婚？
朱：我对婚姻确实充满了各种怀疑。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和我的私人事是两回事，是分开的，像演员一样。我不是一个排斥婚姻的人，婚姻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我的看法是，除非你碰到一个你非常适合的女人，不然你就不要结婚，如果你碰到了，就选择结婚。因为婚姻毕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其他的感受，跟你一个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
你们既然组成一个家，一个家一定要有一个“王”，那谁来做“王”呢？可能就会明争暗斗，用各种方式，也许善意，也许恶意。事实上，漫画里的很多夫妻小冲突，就发生在我的婚姻里，这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