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记者笔下的二战场面

【美国《华盛顿邮报》４月２３日文章】题：记者笔下的战争
厄内·派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战地记者之一，曾奔赴北非、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战场，因此获１９４４年普利策奖。１９４５年，在冲绳战役中死于日军炮火。著有《如此战争》、《勇敢的人们》和《最后的一章》，以及《厄内·派尔在英国》等名篇。下面是从他的战地报道中采撷的几篇佳作，经过缩写，奉献给读者。连长之死（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０日发自意大利前线）
在这场战争中，我结识了很多深受士兵爱戴和尊敬的军官。但是，我从未遇到过像亨利·瓦斯科上尉这样受士兵热爱的军官。
瓦斯科是美军第３６师的一个连长，非常年轻，才２５岁左右。但是，他那种诚恳、和蔼的态度令人特别想跟着他出生入死。一位中士说：“除了我父亲，就是他了。”
那天晚上，当战士们抬着瓦斯科上尉的遗体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就在山脚下。那天是望月，远远就能看到驮尸体的骡子所走的那条小路。月光下，战士们的影子清晰可见。整个晚上，山上不断有战死的将士，他们的尸体脸朝下捆在骡子的背上，头耷拉在左边，双腿僵直地伸在右边，上下颠簸着。赶骡子的意大利人害怕死人，所以美国人不得不自己牵着骡子。到了山下，就连这些美国人也不愿解下尸体，军官们只好亲自动手。
我记得有位士兵走过来，说那边还有一些尸体。我们过去，看到四匹骡子，牵骡子的士兵站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位士兵轻轻地说：“这个是瓦斯科上尉。”
过来两人解下瓦斯科的遗体，放在低矮的石墙旁边。这一批有五具尸体。小路上的人似乎不愿离开。我能感觉到，他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走近上尉。一位士兵走过来，低头看着，然后大声地说：“他妈的。”说完，走到一边。另一位士兵走过来，说：“真他妈的。”他低头看了最后几眼，转身走了。又有一人走来，我想他大概是位军官，夜色里很难分清官和兵，都是胡子拉碴，脏乎乎的。他盯着上尉的脸，径直对他说：“对不住了，老兄。”一位战士走过来，站在军官身边，弯下腰，也对着上尉说：“真对不起。”声音特别温柔。
第一位走过来的士兵蹲下，握住上尉的手，足足在那儿坐了五分钟，一句话也没说，然后放下瓦斯科的手，轻轻地为他拉直衣领，又把伤口周围被炸烂的布片整理好，站起身，一个人走了。最后，我们所有的人都走了。轻松的一面（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１日发自法国）
战争不断地制造悲伤，也制造有趣的见闻。
到达法国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跟几位上校睡在一棵苹果树下，其中有位美国来的陆军观察员。一般情况下，我们并不在意华盛顿来的观察员，但这位观察员人品特别好，大家都喜欢他。
第二天早晨，他说昨天夜里他起先睡得很香，后来不得不睡到吉普车下，以防止弹片袭击，结果再也没睡好。他说他曾找到一个小土包当枕头，但睡到吉普车下就再也找不到了。他说这是他生平头一回睡觉没枕头。说完就领着我们去看那个小土包，找到一看，他自己也乐了：原来，那个被他当作枕头的小土包是一堆马粪。痛苦（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７日发自诺曼底登陆场）
关于诺曼底登陆后的惨象，我们已有报道。但是，还有一种与人有更为直接关系的惨象，那就是撒得满地都是的士兵装备。这些装备再也用不着了，它属于那些为我们打入欧洲战场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们。
有堆得乱七八糟的背包，有袜子和鞋擦，有针线包、日记本、《圣经》和手榴弹，有刚刚收到的家书，有牙刷和刮须刀，有全家照，有小镜子、裤子和血糊糊的鞋子，有损坏了的铁锹和破碎得已经辨认不出的收音机，还有歪七扭八的地雷探测器，有破裂了的帆布水桶，有急救箱和一堆堆安全带。
我顺手捡起一本《圣经》，上面写着战士的名字。我把它装进兜里，走了半里地左右，又回去，把它放回海滩。至于为什么捡起来，又放回去，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登陆时，战士们携带着各种令你意想不到的东西。每次进攻，你总能看到至少有一位战士背着六弦琴到达海滩。
海滩上最多的两种物品就是香烟和信纸。出发前，每位战士都分了一盒香烟。今天，数以千计的一盒盒香烟浸透了海水、撒得到处都是，它标志着这是一场残酷的进攻。信纸和航空信封也很多。小伙子们原打算写很多信。
当然，每次进攻也少不了狗。今天，海滩上就有一条，它看着主人。站在水边的这条狗，看到有士兵过来就哀诉般地狂叫，还迫不及待地小跑几步，然后又跑回去。欧洲的胜利（这是派尔的绝笔，是他准备在欧洲战争结束时发表的一篇文章。人们在他的遗体中发现了这篇未发出去的报道）。
结束了。世界性的灾难到了尽头。人们一直以为永远也不会来到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这篇文章是在一只小船上写的。此刻我们正在日本南部的冲绳岛，但我的心仍留在欧洲。这是写给我那些好朋友的。这场战争给我留下的遗憾之一就是：在它结束的时候，我没跟他们在一起。
两年半的朝夕相处和出生入死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就像伴侣不能分离一样。诚然，我现在与参加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小伙子们在一起。但我是守旧的人，我总是怀旧。
对我来说，欧洲战争是旧，太平洋战争为新。我曾写道：我希望战争结束让人们大大松一口气，而不是狂喜。在极度兴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却死去的将士。
但是，有很多活着的人永远也不可能抹去那些记忆：冰冷僵硬的尸体满山遍野。
对于守在家里的人来说，这些不过是报纸上的文章而已。你没有亲眼看到他们躺在法国碎石路的旁边，没有一丝血色，身体扭曲变形，那么吓人。
我们看到了，这就是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