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朱可夫元帅（六·完）

攻克柏林
这是柏林被攻克之前的最后一天。记者云集柏林，希望采访朱可夫，但都被婉言谢绝。他只对《红星报》特派记者特罗扬诺夫斯基开了“绿灯”。
因哈勒欣河战役朱可夫对特罗扬诺夫斯基十分熟悉，他允许他和自己呆在一起，但他实在没有时间回答他的提问。能够亲眼目睹朱可夫如何指挥部队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这对于特罗扬诺夫斯基来说已足够了。
特罗扬诺夫斯基刚一坐到窗前，电话就响了。朱可夫抓起话筒问：“你们准备好进攻帝国大厦了吗？”特罗扬诺夫斯基明白，这是第三突击集团军打来的。只听朱可夫说：“库兹涅佐夫同志，请快点。别尔扎林已到帝国大厦附近……不要忘了，明天是五月一号……不要吝惜炮弹，最好用重火箭炮……”
卡扎科夫上将进来报告情况。朱可夫默默地听着，然后他说：“对帝国大厦加强火力，说不定那位元首就在里面，让那个家伙自己尝尝战争的滋味。集中所有炮火密集轰击柏林法西斯分子占据的地区。”卡扎科夫走后，第十六空军集团军司令、空军上将鲁坚科又进来报告：半小时后，空军将轰炸柏林中心地带的主要设施。
在特罗扬诺夫斯基的采访本上还有一段有趣的记录：方面军后勤主任汇报为柏林居民运来了多少面粉、肉、白糖、盐……朱可夫说：“要设法给儿童搞到牛奶。”
那位将军诧异地看了朱可夫一眼，停顿了一下说，后方来信说许多人在忍饥挨饿。朱可夫立即反驳说：“也有人写信告诉我，苏联很困难，但没办法，只有这样。”后勤主任很不解，难道我们要养活法西斯分子？朱可夫的回答是：“我们要养活德国的老人和儿童。”
电话又响了……朱可夫对着话筒兴奋地说：“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一直进攻！在帝国大厦的大厅里，防坦克手榴弹、烟幕筒和火焰喷射器会起到很大作用……什么？红旗？太好了！祝你们成功！”
特罗扬诺夫斯基一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就明白，红旗已插到了帝国大厦的顶上，他立即告别朱可夫，向红旗飞奔而去……谢天谢地，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和朱可夫还有过一次让我刻骨铭心的会面，那已是战后。这次会面同我离开《红星报》有关。
１９４３年７月底，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谢尔巴科夫召见我，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他告诉我，中央委员会决定任命塔连斯基担任《红星报》主编，解除我的这一职务。我只问了谢尔巴科夫一个问题：“什么理由？”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没有理由。党中央的决定上就是这样写的。”我知道，再也问不出比这更荒谬的解释了，于是，我去前线了。
１９５５年，朱可夫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长并立即随同赫鲁晓夫到一个国家，好像是瑞士参加一个会议。在他回来的第二天，我请求见他。像当年在佩尔胡什科沃一样，他马上就接见了我。我给他看了我１９４９年５月５日寄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那已是我被解职的５年之后。我没请求斯大林让我“官复原职”，我只请他诚实地告诉我，什么叫“没有理由”。我对朱可夫解释说，我没给任何人看过这封信，也没和任何人说过这件事。
朱可夫问我：“你为什么那么晚才给斯大林写信？都过去５年了。”我解释说：“当时没写是因为害怕谢尔巴科夫和斯大林以为我想抓住主编的位子不放。而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上过前线了。我自认为是清白的。斯大林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猜想了。”朱可夫又问我，是否收到了回信。我摇了摇头。在我任《红星报》主编和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那些年里，我给斯大林写了不少信，他都回信了，有时是当天，有时是第二天，而现在却如泥牛入海。
朱可夫沉思了良久，对我说：“我认为，事情是明摆着的。你在信中除了请他告诉你实情外，没再说什么。斯大林从中看出了你对他本人及其亲信的批评，怎么会有回信呢？”朱可夫坐到我身旁，轻轻拥抱了我一下，说：“谢天谢地，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把朱可夫的这句话用作了我写的关于斯大林、谢尔巴科夫和梅赫利斯等人的一本书的标题，这本书最近就将面世┅┅（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