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错了，大错而特错”

【美国《新闻周刊》４月１７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题：“我们错了，大错而特错”（作者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原编者按本文选自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所著《回顾》一书。
我曾认为我怎么也不会写这样一本书。
那么，为什么在沉默多年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应该张口说话了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看到这么多的人以悲观怀疑，甚至轻蔑的态度看待我们的政治机构和领导人，我心里难受。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诸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各种丑闻、腐败等。我认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并不是不称职，当然，也绝不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这些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供职的人参与了关于越战的决策。我们当时是根据我们心目中的美国的原则和传统行事的。我们是根据那些价值观作出决定的。但是我们错了，大错而特错。我们有责任向后人解释其中的原因。未知地区
在肯尼迪当总统的那些年，我们对越南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以两个假设为基础的——这两个假设最终证明是矛盾的。一个是，如果南越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么美国和西方世界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另一个是，只有南越人民自己能保卫他们的国家，美国应该限制其作用，只是为南越培训人员和提供后勤支持。１９６３年，我们实际上已按照后一种观点，开始计划分阶段撤军，尽管一些人强烈反对这样做，认为这会导致丧失南越，甚至很可能丧失整个亚洲。
我从未到过印度支那，也不能理解或评价它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从不同程度上讲，肯尼迪总统、国务卿腊斯克、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军事顾问泰勒和许多其他人肯定也和我一样。当涉及越南问题时，我们发现我们在为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地区制定政策。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政府没有专家为我们做指导，以弥补我们对东南亚的无知，因为国务院许多著名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已在５０年代的麦卡锡歇斯底里大发作期间被清洗掉了。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因此，我们——当然包括我在内——误解了中国的目的，误以为它的论调中隐含着建立地区霸权的野心。此外，我们完全低估了胡志明的民族主义色彩。我们认为他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其次才是民族主义者。
肯尼迪政府像前几届政府一样，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些缺乏根据的判断。我们当时和后来都没有用批判的眼光分析我们的假设。我们作出决策的根据有严重缺陷。
到１９６１年秋，北越游击队已大量渗入南越，越共加紧对吴庭艳总统政府的袭击。肯尼迪总统决定派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泰勒和罗斯托去南越。他们在发回的报告中敦促我们向南越派遣更多的顾问、装备，甚至少量作战部队，以大大加强我们的支持。他们指出，这些步骤意味着美国在南越的作用发生根本转变，由在战争中“出主意变成参与”。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８日，我向肯尼迪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支持这些意见。然而在呈交备忘录之后，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们也许太仓促了。以后几天，我进一步深入研究南越问题。我越是深入研究，越感到局势很复杂，对用军事手段能否解决问题毫无把握。我意识到，支持泰勒和罗斯托的意见是错误的。腊斯克和他的顾问们也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１１月１１日，他和我联合向总统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向南越派遣作战部队。
肯尼迪总统那天晚些时候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拿出这两份备忘录，他明确表示，他不会无条件地决心防止失去南越，并断然拒绝同意派美国作战部队。
如今再看看这些会议的记录，显然我们当时的分析远远不够充分。我们没有提出五个最基本的问题：失去南越真的会导致失去整个东南亚吗？这种结果会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吗？可能发生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还是游击战？美国军队和南越军队共同作战能不能取胜？我们在决定是否派兵之前难道不应该先解答这些问题吗？
然而我们当时没有强迫自己正视这些问题，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们当时几乎不了解这个地区。我们缺乏处理危机的经验。在肯尼迪任总统的头一年，其他许多紧迫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注意，如古巴问题、柏林问题、刚果问题等，更不必说国内的民权运动。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或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倾向于不正视现实。这可能有助于说明我们的所作所为，但当然不能成为开脱我们行为的借口。
如果我们当时坚持通过培训人员和提供后勤支持来帮助南越人，而不参加他们的战争，那么这个时期的全部历史就会大不相同。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应对越战负重要责任。正是这样，所以许多人称越战为“麦克纳马拉的战争”。在吴庭艳和肯尼迪之后
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副总统约翰逊接任总统。他面临的南越局势更加复杂、艰难或危险。在吴庭艳政府被肯尼迪支持的政变推翻之后，宗教仇恨、政治纷争、警察腐败以及得到北越支持的游击队起义使南越危机四伏。另外，肯尼迪留下的国家安全小组内部在越南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
约翰逊并没有忘记越南问题。他当总统后最先做的几件事之一是安排与他的越南顾问会晤。他担心表现得软弱会在国内造成不良政治影响，还担心如果美国显得不能或不愿尽自己的安全义务会对美国的盟国产生影响。然而最重要的是，约翰逊毫不怀疑地认为，苏联和中国一心想建立霸权，控制南越是它们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约翰逊比肯尼迪更加肯定地认为，失去南越的代价比直接动用美国军队的代价更大。他在以后五年内就是完全根据这种观点进行决策的。他没想到，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性质的战争。
１２月初，约翰逊派我去西贡。我回来后对他说：“局势非常令人不安。如果在今后两三个月内不扭转目前的趋势，那么南越的结局充其量也只能是保持中立，甚至极有可能变成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腊斯克、邦迪和我都反对谋求南越中立，认为这会导致南越落到共产党手里，并给美国和西方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使约翰逊总统更加坚定。随着以后几个月我们的培训战略失败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我们逐渐倾向于同意直接动用美国军队。
１９６３年下半年，南越局势不断恶化。通过政变推翻吴庭艳政府的军人集团未能使局势有任何好转。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９日，以阮庆上将为首的一批年轻军官推翻了四分五裂和无能的政府。约翰逊总统担心南越持续的政局混乱会破坏美国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于是决定拉拢阮庆。在泰勒和我即将再次动身去西贡之前，总统把我们召到白宫。他说：“鲍勃，我希望能在大量照片中看到你和阮庆上将在一起，微笑着向那里的人民挥手，以此向他们表明，美国全力支持阮庆。”
总统的愿望实现了。３月中旬，美国电视和报纸已充斥我和身材矮小、得意洋洋的阮庆上将肩并肩站在一起，向南越民众示意的照片。我们企图帮助阮庆获得南越人民的支持，然而由于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北越和越共进行的斗争是民族主义性质的斗争，因此我们也绝没有想到，公开拉拢阮庆只能使南越人民深信，他的政府并不是从人民那里得到支持，而是从美国那里得到支持。失去公众的信任
约翰逊迟迟不作出关于怎样对付越南问题的决定，主要原因是他的顾问们还没有就采取什么行动达成一致。实际上，这些顾问对整个战争——尤其是轰炸北越——的看法存在严重分歧。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日，约翰逊总统成立了以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为首的工作小组，审议美国关于越南问题的政策选择方案。这个工作小组对所有的假设、前提和选择方案作了彻底审查，最后得出结论，美国要想稳操胜券，就不能只限于调动空军和海军，必须同时调动大量地面部队，必要时甚至使用核武器。
从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８日——７月２８日，约翰逊总统作出重大的选择——对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这期间，约翰逊下令轰炸北越，并开始派遣地面部队，使在南越的美国军队总数从２．３万人增加到１７．５万人——而且可能在１９６６年再增加１０万人，以后还有可能再增加。约翰逊在采取所有这些行动之前，都没有向公众作充分的说明，更没有举行公开辩论，致使公众对他越来越不信任。危机加深
左翼势力不断施加压力，敦促我们缓解战争或从南越撤军，这最终在１９６８年初引起公众对约翰逊的强烈反对，使他作出不再竞选连任的决定。然而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大部分时间内，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忧虑。总统、腊斯克和我更担心右翼的压力。“鹰派”分子批评我们迫使军队束缚着手脚作战，要求我们使美国军队能够施展其全部力量。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９日，我提出了一种可能达成妥协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其要点是：把轰炸限于切断北纬２０度线以南的渗透“通道”；只增派三万美军，而且以后严格限制增派军队的数量；采取更灵活的谈判立场；积极寻求政治解决方案。经过反复思考、争论和研究，我得出结论，越南战争正出现持续下去的势头，我们必须阻止这种势头。我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约翰逊总统。
我５月份向总统提出的建议引起极大争议，它使政府内部的争论更加尖锐。参谋长联席会议强烈反对我的意见，而且谣传它的成员要集体辞职。这加快了我与约翰逊总统分道扬镳的速度，标志着我在五角大楼的日子不多了。
１９６７年秋，中央情报局官员理查德·赫尔姆斯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高级分析家认为，我们本可以从南越撤军，这不会对美国或西方的安全造成任何永久性损害。在他们表述这种观点的同时，我正向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阐述下面这种论断，即轰炸北越并不能使我们赢得战争胜利。而且我在５月１９日向总统呈交的备忘录中已说过，我们将继续遭受重大伤亡，但不敢保证能在南越取得胜利。
当年１１月，我又写了一份悲观的备忘录，致使两个本来互相爱戴、互相敬重的亲密搭档——约翰逊和我——终于到了分手的时候。四星期后，约翰逊总统宣布，我已当选为世界银行行长。
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我究竟是自动辞职的还是被解雇的，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刘国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