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日本报纸评论认为：苏修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激化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五月十九日一期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写的一篇分析苏联内部局势的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不行了》，摘要如下：
（《明镜》周刊编者按：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缺少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所以他们错误地估计了苏联的政策，这是布拉格的一位首席政论家在他的一篇分析文章中这样确认的。在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干涉以后，研究苏联问题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才对苏联的局势作了研究，这种局势类似于党首脑诺沃提尼下台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工业上的管理混乱，军队中的反对派，非俄罗斯少数民族中的骚动以及外交上的失利。这一切，据作者的看法，可以估计到会立即进行清算的。一定会牺牲一只替罪羊，布拉格的东方问题专家认为，这只替罪羊就是党首脑勃列日涅夫。）
我们认为，必须把苏联的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能作为一种个别现象加以判断，因为单独的矛盾虽然不会同时爆发，但是在其成熟过程中会同时发生影响的。
例如，民族冲突问题在一系列内部矛盾中在最后才会发展成危机。但是它今天已影响到莫斯科的内外政策。
我们也认为，苏联的边缘地区可能在一九八○年左右发生“爆炸”。我们认为，在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存在着这种最危险的局势。
根据捷克人收到的情报，苏联许多党组织最近几个月都表示希望在召开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一次苏联共产党特别会议（二十四大最迟将在一九七○年三月召开），乌克兰党组织也有这种呼声。
根据另外的情报，莫斯科军官学院的苏共党组织和列宁格勒至少有一个军事组织，严厉批评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处理。
我们同样认为，苏联武装部内部即军事领导核心内部的局势会大大加速苏联内部的演变。
军队的核心领导在莫斯科的政权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变化中还要起作用。苏军将军中的年青一代看来是所谓的共青团派（以政治局委员谢列平为首）的当然同盟者，这一派可能将接替无能为力的和疲惫不堪的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权。随着这一变化，将军们也可能获得对非军人的权力的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到的副作用。
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已不行了。我们的看法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不一致，即什么时候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排除这样一个可能性：这次将以比较正常的方式方法来更换这位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要么在第二十四次党代会上，要么在此之前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
如果这次更换领导不是通过正常的途径，而是按照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赫鲁晓夫下台）的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那末早就可以预料到一遇机会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估计会发生在以下三个时机：一九六九年五月、一九六九年秋或一九七○年初。
我们决不认为，勃列日涅夫下台会自动取消八月二十一日的干涉。但是我们认为，新的领导将在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发出比较柔和的声音。
勃列日涅夫如被废黜，其结果几乎不是很快从捷克斯洛伐克撤退占领军，但是新的形势会进一步减少下面这种危险，即莫斯科可能会用解决匈牙利问题和甚至是解决爱沙尼亚问题的方法去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从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化的道路上采取其他措施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苏联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从传统上来说就需要有一个新的替罪羊。在这方面再也没有比勃列日涅夫本人更合适的人了。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五月十七日刊载这家报纸的调查委员松本博一写的一篇评论，题目是《苏联军部的抬头与克里姆林》。摘要如下：
最近，苏联军部的动向很引人注意。这是由于人们认为，比起自从捷克事件以来总是优柔寡断、态度暖昧，无论是在东欧的对策上还是在同中国的关系上都接连不顺手的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克里姆林的首脑们来，从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在把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书记杜布切克赶下台这一着上显出了漂亮手腕，军部对苏联内政外交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一直在增强。
克里姆林从去年八月出兵以来，就遭到了捷克进步派的抵抗，当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大体上出色地处理了这个抵抗，并在事实上是由这位国防部长安排的捷克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展开了杜布切克下台、胡萨克上台的剧烈的场面的时候，东欧的某领导人透露了这样的感想：“克里姆林现在已经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司令雅库鲍夫斯基这个新的三驾马车来转动。柯西金总理的影子已经淡薄了”。
不能否认，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三人为中心，再加上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形成的现在的这个集体领导体制，常常是缺乏有力的领导，每当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就发生混乱。“军部抬头论”是同这种克里姆林的政治领导力量的衰退互为表里的。
克里姆林的不果断，还表现在当今年三月初西德在西柏林举行总统选举的时候，开始时苏联政府虽然声明即便是妨碍空运也要阻止其举行，但是结果却没有妨碍空路，西德总统选举安然无事地结束了。还不仅如此，在暗地里，苏联驻西德大使查拉普金还同总理基辛格、外长勃兰特等西德首脑频繁地进行密议。苏联对东德的这种“背信行为”激怒了东德部长会议主席乌布利希。对这种弯曲的作法，西方的一致看法是，克里姆林分成了几个“政策派别”，而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理应站在使之统一起来的立场上，但由于他的领导力量不足以使政策缺乏一贯性，在某一周面时向右倾，而在另一局面时又向左倾。这种“政策派别”又同“争权斗争”联结在一起，所以在外部就造成了复杂的政策表现。
这样，尽管苏联的国内形势是要求走鸽派路线的，但是，世界的严峻的形势倒是使苏联不得不选择鹰派路线。在决定军事介入捷克的时候，据说正象格列奇科将军的军部向党中央委员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那样，在鹰派的背后有着代表总兵力三百二十万的苏联军部。这样，国际形势的严峻和克里姆林领导能力的下降，是使军部发言权增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