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国民前卫”周刊（编者注：“国民前卫”是美进步党的周刊，反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反动政策。）６月１７日以“中国在社会主义方面大规模重新估价”为题的文章说：自从去年秋天匈牙利爆发严重事件以来，全世界的左翼一直在设法解决令人苦恼的疑难问题：由矛盾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否消除了一切矛盾？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是否能够容许“忠诚的反对党”，任何批评或改革一个人民政府的行动根据定义是不是反人民的行动？在社会主义之下政治民主的前途如何？
赫鲁晓夫６月２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中作了一个答复。他的话大意上是，在社会主义之下人民和政府成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绍尔问道，在苏联，人民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着任何矛盾？赫鲁晓夫说：“我相信我们没有那种性质的矛盾。”
在前此几个星期，赫鲁晓夫在接见“纽约时报”编辑主任卡特勒奇时，提出了对他称为是“假共产党人”的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重新教育的方式：
“在这里用正在行军的一连士兵作比喻也许是很恰当的。全连的步伐都很整齐，只有一个士兵不能够和别人保持一致的步伐。这个士兵必须走出行列，跟在后面，直到他学会步伐时为止。这是军队中的办法。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也用这样的办法。”各种学说和花朵
在北京也正在讨论矛盾的问题，但是用来作为比喻的不是行军中的士兵而是盛开的花朵。全国性的口号是鼓舞不同的意见的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毛泽东主席在革命胜利九年之后劝告革命将领们说：“你们必须下马观花”。这位爱好自然的中国人又对为了拔除杂草而会损坏整个花园的人下了一个警告。共产党的一项声明说：“在花的中间，就会有杂草。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在农业上是常见的。人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没有杂草的花或者谷物。但是必须学会分辨。让它们一齐生长吧，人民能够分辨的。人们不能禁止杂草，我们必须在自由竞争中发展我们的理论。”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明显的不同，在莫斯科，或许由于历史发展和政治气氛的缘故，培育花卉和清除杂草的工作比较艰苦。美国分析家们在这种分歧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世界的不团结。实际上，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去安定东欧的不安情绪的巧妙的外交旅行期间曾经表明，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重大的差别
但是，他们的哲学论点，不管同西方作家认为是权力争逐的态度相距多么远，对左派说来仍然是极为重要的。赫鲁晓夫的看法是，即使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四十年，大多数社会冲突仍然可以归结为革命对反革命的冲突。
赫鲁晓夫在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的决定性的尚未得到官方证实的报告中指责斯大林不该坚持认为随着社会主义进展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理论。当然，不管对还是不对，苏联领导者认为大多数的政治分歧是出于反革命，并且据此采取了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八年以后却得出结论，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说，阶级敌人的根子已经在中国境内铲除。
今年年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几次“即席”讲话，在谈话中他扼要说明了在社会主义胜利后仍然存在的矛盾。“民主专政制度”
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中国人认为，显然这在社会主义或是任何其他制度下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显然以后一直会存在下去。魏宁顿解释毛泽东的话说：“对人民来说，对他们自己专政显然是荒唐的。”
５月２日，北京“人民日报”引用了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写的一本书“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话，毛泽东在这本书中说：“……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同一篇社论指责了这种“盲目的、不自觉的、绝对的态度，就是…
…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一致，片面地强调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
这篇社论是共产党４月３０日发表的关于“整风”的指示中宣布的大规模的精神上、道德上和实际上的大改革中的一部分。自从在延安窑洞中度过的朴素的战争时期以来，那种工作作风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十五年中间，党员从八十万人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人。其中有大约６０％是革命胜利以后参加共产党的，而且有证据证明“人民日报”所说，他们“对于个人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说，“整风运动”是要恢复到最初的原则去的一种号召。它在中国如何发挥作用
文质彬彬的副总理郭沫若在接见法国左翼社会党“国际手册”月刊主编埃尔曼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认为扩大民主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也许是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他说，中国同苏联不一样，中国有许多政党（共有八九个）。他扼要说明了中国民主的机构：政治协商会议，他比拟为西方意义的“上院”，它代表一切政党，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华侨；人民代表大会，相等于“下院”，由普选选出。下院（有二千二百二十六名代表），“国家的真正民主的机构”决定政府的组织。
两院每年开全体会议一次，在各省、区、市有相应的分支机构进行工作。每个议员需要以两个月的时间视察各地，在任何地方可以得到一切政府的材料和方便。郭沫若说，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使地方行政人员经常保持警惕。（二）使议员同人民接触，使他们能够带回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批评。郭沫若说：“对我们说来，一位领袖不能脱离现实。”他们一起工作
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和许许多多行政人员都不是党员。郭沫若说：“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但是中国有完全的民主。其他的人也能够参加政府工作，这是同苏联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的地方。我们并不蔑视民主人士，而是同他们一起工作……”权力在哪里？
谈到知识分子的时候，郭沫若对埃尔曼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因此我们具有利用历史上一切阶段的经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吸取和利用一切文化财富。凡是能够帮助我们的东西立即采纳。另外还有一些东西已在人民中间展开讨论，至于不好的东西，是能够予以驳斥的。
“
至于少数思想不良的知识分子，我们的确不怕他们。我们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造他们自己。如果那是办不到的，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利用他们的知识的有用的部分……他们除了改变以外别无办法……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知识分子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积极支持他们在文化方面的创见。那将是有益于国家的。即使是有害的，也决不应当害怕它，因为必须相信真理的力量。”需要有更多的花开放
以下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春季里的部分场面：哲学家们举行了三天会议并且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斥责。北京大学开了凯因斯经济学的课程。党员教授和非党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展开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论。天津大学学生为反对增设某些课程罢课三天。共产党积极分子对他们讲了话并且根据罢课学生们提出的条件复了课。罢课权利得到了公开的支持。据说毛赞成在中国转播“美国之音”节目中的“某些材料”“这样每一个人就能够把敌人所说的话同党所说的话加以比较”。共产党北京市委会第一书记彭真说：“目前主要问题是花开放得还不够，各家争鸣得还不够。”
作为对官僚主义分子的一个严重打击，共产党整风指示要求每一个健壮的坐办公室的人自愿地在附近工厂或农场进行某种定期的体力劳动。（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美新处华盛顿２１日电】去年年初，毛泽东提出了放松共产党中国思想控制的计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大概毛所考虑的是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这个计划在他的共产党国家控制之下，而又至少给大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他们知道这些自由在斯大林去世后的波兰的伙伴们已经得到了。
但是，毛的计划一直到今年４月才真正地开展起来。到今年４月，北平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它的公开目的是清除共产党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和“党内矛盾”，允许党内外对党进行批评。
但是，“整风”运动似乎有点控制不住了。北平电台在谈到大量非常尖酸刻薄的反共的文章和发言时，曾说：“右派分子已经对工人阶级发动了进攻；工人阶级必须加以反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特别有力的“右派分子”的言论。共产党公布了这些话，作为超过了可以允许的讨论范围的污蔑言论的例子。
葛佩琦在５月３１日说：“杀共产党和推翻共产党不能叫做不爱国，因为你们共产党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他在６月８日又说：“若你们再不改，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
至少已有一个北平的高级官员被指责把共产党政权批评得太过火。这人是共产党中国粮食部长章乃器。
“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人代代表大会代表储安平已经受到申斥，因为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党天下”这个事实。
十分清楚，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这样，葛佩琦教授、章部长和储安平总编辑对毛的“批评”号召看得太认真了。但是，他们以及持有同样看法的其他人强调了毛声明的正确性，就是北平政府和中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
６月１８日公布的毛的讲演，以及５月１２日的讲演（这次讲演还没有公开发表），发动了展开批评的“整风”运动。意味深长的是，毛承认匈牙利反共起义对中国人民的影响。
毛泽东认定匈牙利共产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太强调压制，因此他鼓励批评，使中国的积压的情绪有一个安全的发泄之道。同时他重新肯定他的政权“有权利”在某些情况下消灭共产主义的敌人。毛泽东所说的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可以提出批评，但是他们决不能触犯共产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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