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６月１８日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题为“改变呢还是还原？”的社论说：中国的改变在继续进行，特别是在关于社会的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根据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摒弃了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集团之间的一切分歧已经消除这种谬论。它已认识了事实。它承认，甚至在消灭了“剥削者”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矛盾。
这种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极权政府没有受到外来力量的推动是不会实行哪怕是有限度的自由化的。使毛泽东感受到压力的一种外来力量，几乎可以肯定是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毛泽东和周恩来具有一种洞悉政治趋向的想像力，即使是在过去，他们也往往根据有限的或者错误的情报采取行动。虽然他们在正式的场合下表示赞同俄国人重新扶持起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政权的做法，可是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人心的不屈不挠的性质一定已经打动他们。中国政府可能已经断定，避免中国大乱的最好办法是，不要过于长久地维持共产党国家的一套绝对不人道的机器。把纪律放松一点总比让它彻底崩溃好。他们在试验一种有控制的和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如果出了毛病的话，随时都会重新采取严峻的作法。在显然是在进行自由化的时期，批评政权的人可能表达出他们的真正意见来，而保安警察就会把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记录下来，以备将来一旦需要时加以利用。在俄国，有一些时期，共产主义也似乎是要变得较为迎合人意，变得不那样令人不快的。这种事实就是一种警告，要人们不要对中国采取过于乐观的看法。可是中国目前的确是在发生某种改变，某些旁观者也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促使着进一步根本性改变的动力目前正在逐渐消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然目前还不能肯定是这样），那末，现在时机已经到来，必须对中国革命的全部影响进行评价，并且判断一下，对于一座可能要停止喷发的火山，西方究竟可以放心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革命中，死的人是极多的，残暴行为也是极多的。过去一部分国民党人至少还在理论上维护自由主义思想，而目前这种思想已经完全被抛弃了。中国已经接受了，也许是永不回头地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提出一种论点说：中国共产主义将具有自己的形式，这种共产主义对于世界说来，比俄国共产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稍小一点，这些人目前却可能为他们自己的这种看法比过去找到更多的根据了。中国一方面在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却好像恢复了过去的政府结构。共产党高级干部像是当年清朝的官吏。现在同样有着纯粹的极权主义（虽然它的工具今天是更加有效得多的），同样有着要把国家建立在哲学经典的基础上的愿望，虽然现在是共产主义而不是孔子的学说了。现在也同样不愿意容忍私人的首创性，除非这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现在也同样专心致力于守卫边境和控制卫星国家。现在可能同样专心致力于维持国家的威权，不久就要专心致力于维持正派了。如果新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到在十八世纪的旧中国衰退以前的情况，我们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政策呢？关于中国最近在五年计划期间遭到失败的消息，可能缓和了它的邻国的某些恐惧。中国并没有发现什么足以使它们长期感到不安的惊人的新动力；它并不是走在印度的前面，它也并没有表明民主和自由的方式决不会奏效。它并没有取得足以使它昂然理直气壮地进行说教的那种经济成就。如果中国满足于成为东亚的巨大陆地帝国，坚决保卫它的权利，但是并不是在轻率地策划越过它的自然疆界而夺取权力，那末其他国家并不是不可能对它采取一种共同生存的态度的。如果中国进行试探，而这种试探引起了慎重的反响，那末它会不会超出人们长期以来的想像地采取一种更加具有建设性的努力而设法同其他国家相处呢？大概到最后中国甚至会把它同美国的关系当作一种应该用道理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或者共产主义十字军来加以处理的“矛盾”吧。
英“观察家报”说我国目前情况同苏联１９３４年时差不多?
【本刊讯】英“观察家报”６月９日刊载劳温赛尔写的一篇题为“为苏联集团提供了北京典范吗？”的文章说：到现在为止，新的中国政策等于在一党专政制度内有控制地开放批评言路。
中国的现阶段在某些方面同１９３４年俄国的情况差不多，当时在集体化运动的恐怖以后，斯大林宣布说，对一切人们说来更快乐的时期已经到来，他又准许基洛夫实行一种同非党知识分子和前反对派分子和解的政策。但是，虽然基洛夫的努力由于他被暗杀和以后的清党而半途而废，看来毛泽东打算直接恢复列宁晚年所准许的自由讨论的限度。
即使这样，毛泽东却不愿恢复１９２０年列宁的著名主张，就是工会需要具有某些独立性，以便“保卫工人免受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侵害”。实际上，毛泽东的“放宽”专政全然没有了承认有必要从制度上限制官僚政治的权力，像南斯拉夫人在他们的“工人委员会”中所设法发挥的那样。的确，他说在新社会中“群众和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种说法的意义就在这里。他驳斥了这种看法：这种新的官僚政治有形成为一个有它自己的利益的阶级的趋势（这就需要有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作为平衡力量），而他宁愿把“官僚主义”的弊端看成是一种思想作风问题，必须通过“整风”加以解决，“整风”就是共产党的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武装。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６月２０日社论：“毛泽东和革命改革”，全文如下：
在估量毛泽东演说和试行理解其意义的时候，把它看成第二个赫鲁晓夫报告，那是轻而易举的类比做法。这种比较是成问题的，虽然正如某些评论员所指出的，这种比较至少着重说明这两个文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看来重要得多的毋宁说是二者的不同。
中国内部并没有分裂。政权在力求进行它所说的“整风”，但是它自称完全忠实于自己，在广泛的程度上它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从这位中国主席的演说中首先显示出来的，这也是这篇演说和著名的赫鲁晓夫报告不同之点。
诚然，会有人说，在俄国，制度毕竟仍然照旧。但是，比较仔细地分析一下事态发展，可以看出，“中国路线”虽然在许多方面效法了俄国制度，但是它已经坚定不移地肯定了自己的独创性，而且也许比俄国路线更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一部分由于制度所包含的压迫因素，一部分由于斯大林个人的残酷独裁，制度曾经达到某种使自己瘫痪的硬化程度。
要想做到纠正苏联制度的过火行为和谋求比较灵活的方案，当时需要的是一次爆裂。只有在那位暴君死后，这个爆裂才有可能发生。然而，即使那时，也只是仅仅用赎罪羊这种简陋无比的学说来解释以往的一切错误。这也是一个方便的论调：是一个死人犯了罪。
在中国，恰恰相反，政权能够依靠自我批评——如果可以这么说，依靠自我改造——而活动。而且是仍然健在的政权主子本人发出了信号。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制度并没有陷入斯大林主义的大偏差。这是不是说，它过去就没有过暴行和过火行为呢？毛泽东的演说恰恰承认了相反的东西。他差不多是这样说的，中国曾经几乎成为、或者说本来可能成为匈牙利第二。凑巧，在铁幕后面承认匈牙利事件所造成的动荡的严重性，这是第一次。
但是，通篇演说的另一个意图是肯定与苏联不同，中国一向相当明智，因而得以承认它所谓的“矛盾”，相当灵活，因而得以不同历史破裂，领导集团中间也不需破裂而解决这些矛盾。
总之，“中国道路”的共产主义相信能够改良革命。它认为，这种对革命的改良可以用“展开”前此受到窒息的自由讨论来进行。它的广泛整风运动自命为遵守着一贯的路线，因为１９４２年也进行过类似的整风。
毛泽东争取实施自由共产主义的改良主义努力，是否将得到成功，这显然是西方极感兴趣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当然将予以更为迅速回答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做法会不会超过中国国境，而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得到支持。
“我们不这样做”，赫鲁晓夫在美国电视上已经作了答复。这种提出异议的做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但是，卫星国怎样呢？它们会不会不顾莫斯科的监视，自己来接受中国做法？即使中国制度中注入的某些自由能够不引起意外事件（不过，这还待证明），与中国人气质极为不同的西方人气质，是不是容许东欧的情况也象中国一样呢？
在未来发展对这两个问题加以答复以前，肯定地说，至少有两件事现在是明显的：共产主义学说在分化，同莫斯科抗衡的北京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本刊讯】“日内瓦论坛报”１８日载文“从百花齐放到禁运问题”。摘要如下：
周恩来１月间访问东欧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团结”，不仅是表明中国对于苏联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如一的忠诚，从而向有反叛心愿的卫星国家作出榜样；而且这次访问理应使北京政府的这位领袖就地考察反斯大林和反俄国觉醒的前因后果。这位亚洲客人得以衡量“老大哥”所犯的错误的程度，从而为中国得出教训。随着莫斯科制度的缺点愈来愈明显，西方的同志们也就愈来愈向中国投以仰慕的眼光。
老实说，北京没有等待波兹南和布达佩斯的教训，就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比克里姆林宫更灵活、巧妙的做法。这种灵活性，虽然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集体化运动中也可以看到，但是还没有扩及思想领域。这个政权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４年消灭了八十万敌人，并且把犯了从思想上反叛历史唯物主义罪行的共产主义作家胡风投入监狱，当时还没有实行“百花齐放”的理论。
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访欧之后，在２月和３月间所作的两个演说发动了有领导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在原则上预定要使共产党人自己纠正滥用权力，并且用来缓和知识分子的不满。自此以后，在给报纸的来信中或为展开批评而组织的会议上广泛开展了批评，但是党为了竭力把批评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一再要求对“右”派分子加以警惕，并且一再提醒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这些争论是有教育意义的：它们证实了国家对思想生活予以压制性控制，证实了共产党官员们的无能、骄傲自大和特权思想；甚至财政部也不免有这些病害。那里是一片混乱。
毛泽东不惜冒险，让自己的政权接受前此受到压制者的攻击。是怎样开始的，我们知道；要知道如何收场就比较困难了。但是如果领导得好，“放”可以使中国免受匈牙利共产党的不幸遭遇；可以使北京日益增长的威望稳稳地为人民民主国家所接受，使它便于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中扩张势力。“放”还可以多少改变红色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便于重新并入世界经济的整体。这种重新并入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在（美国）国会支持至少是局部地取消禁运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个新的“院外援华集团”看来，“百花”可以作为论据，就象哥穆尔卡的政策有利于主张援助波兰的人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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