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纽约时报”５月１９日刊载理查德·休斯从香港发来的题为“在毛泽东政权下的中国妇女的详细情况，她丢了缠脚布，得了男人的皮靴”的文章说：共产党中国的妇女已经解放了，但是，是有代价的。从外表上夸张地说，她已获得了同男人一起守卫、凿井和开拖拉机的平等权利，这是不公平的。
她们的这些活动都是惊人积极成就。其他成就包括：在积极方面的有投票权、目前三百万女工的同工同酬和在五十岁退休时可以获得原工资的５０％到７０的养老金；在消极方面是摆脱了旧社会制度的陋习，如强迫结婚，传统的婆婆的专横，“淫荡的”上海的败坏人性的女孩娼妓以及旧式纱厂和工厂中的难以形容的奴隶劳动的工作条件。
当然，这些都是有益的进步，但是，这必须从亚洲而不是欧洲的标准和价值来看。有种悲惨的批评认为，看来是妇女们牺牲了所有女性的标准和价值，被剥夺了所有人类的自由和个人的欲望的代价，才获得了这些进步。
正如毛泽东严厉地指出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在中国，对一个妇女来说，这成为命令她从这个笼子走到那个笼子里去，放弃女性的本性和利益，甚至于外表；工作时穿一身单高蓝制服，看上去像一个男人，这样才算一个“进步”的人。在旧笼子里，她的脚可能是缠着的，而在新笼子里，她穿着特别大的男式靴子。
的确，就像在莫斯科一样，北平有迹象说明，这个政权正在开始认识到，解放曾经是或者现在是太严格了。有一种束手束脚的运动，要唤起妇女对简单的服装、朴素的新的式样和比较鲜艳的颜色的兴趣，可是，这个运动进行得很不带劲，还没有得到广大的进步妇女信任。
工厂里的女孩子可能被宣布为模范工作者，墙报上贴着她的拖着辫子的（或者剪着短头发的）青春的而没有女性味道的照片。小小的女售货员可能突出地成为她所在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的执行机构内的成员。
在理论上说来，任何需要或者不需要熟练技术的工作部门，现在对妇女都开放了大门——不仅工厂内如此。可以看到解放后的中国母亲，身上穿着军装，背上背着背包，手上抱着孩子。
女工作人员生产时有八星期的休假，照付工资。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小孩必须带到工厂放在哺乳室里的话，母亲每隔四小时可以离开三十分钟去哺乳她的婴儿。有些人说，这种妨碍生产的现象，是促使毛主席最近决定支持有组织的节育的部分因素。
共产党的新婚姻法条例中规定，夫妇有责任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共同从事有益的生产和彼此帮助建设新社会。条例还规定妇女在婚后可以保留自己的姓名——这已是常事。多妻制和蓄妾制已经废除——虽然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由于中国的古习相传，仍旧盛行着这两种制度。其他还有一些改革，像废除幼年就代孩子订婚、严禁溺婴等等。
近来中国报纸上大量出现的党的揭露性文章和官方的警告文章中，说明滥用婚姻法的事件是很普遍的。审判人员被责备在判决（双方协议的）离婚案时太随便。看来在乡村中有很大一部分婚姻，仍旧是由父母或者媒人非法包办的。
现在还不可能估计中国母亲们的解放——以及她们的走向工厂——对于中国传统的亲密的家庭生活会有些怎么样的影响。有些西方观察家认为，打破家庭关系是北平政府的一种故意的政策行动，重要性仅次于提高工业生产。但是，据客观的评价，必须承认，今天共产党表面上的宣传是很重视照顾家庭和睦的风纪和忠诚的。
【本刊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６月１日以“周恩来建议召开没有中国参加的‘四大国’会议：‘我们必须实际一些’”为题刊登了一个特约记者从北京发来的一篇报道。
文章说，中国总理周恩来今天在这里对三个英国工党议员说，在日内瓦会议后向好转方面迈进一大步的英国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已经陷于停顿。周恩来用两小时的时间同哈罗德·戴维斯、威廉·华贝和莱纳·杰格夫人讨论了两国间的主要困难问题。（这次谈话是在台湾发生骚乱和英国作出关于对华贸易的决定以前举行的。）
他说：“三年以前，艾登在日内瓦作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我必须赞扬这件事情。他竟敢于反对美国，而作为日内瓦会议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在东方的影响有了增加。可是不幸的是，你们不能坚持下去。几乎紧接着日内瓦会议，我们就看到东南亚条约组织产生了。这个组织使美国夺取了许多英国的势力。实际上，英国和法国是了解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的。”但是，据周恩来的看法，这两个国家却都让它们自己为美国所挫败。
他说，有三个主要困难问题——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关于联合国问题，目前的美国政策——这个政策建议两个中国都可能加入联合国，并且是为英国所支持的——是完全不能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只有一个中国。甚至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也承认了他，并且同他一起抗击了日本。”周竭力强调了这一点。“只要英国表示支持目前联合国的状况，这就说明，你们对我们是不友好的。在这一方面，实际否决这个问题的是美国一点并不重要。”
接着，周富于表情地抬了一下他的浓眉毛问道：“如果英国人反对美国政策的话，他们怕美国会对他们怎么样？”共产党问题一直被用来混淆视听。“在亚洲和非洲已经开始了无法阻止的一个运动，它的动力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的英国朋友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要有点远见。”关于麻烦的台湾问题，周认为局势已经恶化了。“那里不仅仍然有一个英国领事，而且英国官员们的访问越来越多，有一些英国议员现在正在台湾访问。”（大概这是指蒂林和乔弗雷·弗里塔斯的访问）
“我们认为这种日益扩大的关系是不友好的。他们把台湾当作一个政府看待，我们对这种情况是不能满意的。”
周认为，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他继续说：
“任何傀儡最后终究都是不顺从的，在这个方面，蒋介石具有中国人的某些特点。我们对于台湾岛上的新火箭并不感到忧虑。事实是，火箭表明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冲突，蒋介石知道这些火箭是要对付谁的。至于我们，我们并不着急。我曾经同蒋介石合作过两次，我也曾经同他作过斗争。”
有谁问这是否意味着有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周恩来耸了耸肩膀说，“我已经合作过两次了，我还能够再合作。”周恩来可能认为民族性比水要浓（套用“血比水浓”的谚语，意即疏不间亲——编者注），并且最后事情可能会一清二楚。但他没有在这点上多加说明。至于香港，周恩来说，“我们希望我们同香港的关系会更加友好，因为我们在那里有贸易，并且因为９０％以上的居民是中国人。”但是有某些困难，他认为是可以处理的。例如，在１９５４年有过建立一种直达的铁路来代替目前的铁路系统的谈判。在目前的铁路系统下，人们必须在边界下车，走过一座桥，再进入另一辆列车。但是会谈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其次是这一令人不快的问题：中国在香港没有正式代表，虽然中国在那里有许多贸易机构和其他事业。我们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两年多来我们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虽然中国在香港没有外交地位，相反的美国却在那里有一个领事馆。这个领事馆据周恩来形容“不是一个真正的领事馆，而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它已变成美国在香港的一个前哨据点。美国已化了一千万美元发布反对中国的宣传品。整个问题是香港的蒋介石分子太多了。假如人民中国在——譬如说——墨西哥有这样一个领事馆，美国会说什么？”
对于１９５５年的事件显然依旧十分痛心。当时由于一架飞机在香港遭到破坏，前往出席万隆会议的三个中国代表牺牲了生命。周抱怨说，虽然已经查明了安放定时炸弹的特务，但是却仍然让他逃往台湾，英国当局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说，英国在苏伊士显然不依赖美国而自行其是，结果一无所得。它已失去了威望和信任，并且事实上已给美国占了便宜。美国正在插足中东取代英法这两个信誉扫地的国家。周使人觉得他实在是有点关心这两个国家的，他带着一种真正的困惑不解的神情问道，“你们为什么做这种对你们如此不利的事？”周的建设性建议是早日召开四国会议来讨论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方面。他似乎认为，这比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来讨论日内瓦会议的协议未能执行的问题更为实际。他说，虽然中国一贯支持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主张，不过这可能还太早，因为南越总统吴庭艳反对，美国不会出席。他又说，“由于国家局势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举行四国会议，讨论这一僵局问题以及其他象中国的地位等僵局问题是有好处的。”
有人问为什么他建议举行英、法、美、俄四国会议而把中国排斥在外？他说：“我们必须实际一些。我知道如果我们打算参加，那末美国就不会参加。重要的事情是开个头，使西方同苏联达成某种协调。”
【中央社旧金山１日电】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分会理事长谷正纲告诉此间华侨领袖说，在美华侨曾对自由中国反共抗俄运动著有无可估价的贡献，并将继续在此项重大任务中担任重要角色。昨晚谷氏在中华总会馆举行的接待会席上发表演说称，一般说来反共抗俄运动可循两项途径以求完成，那便是国内外一切反共自由中国人士的一致努力，以及与全世界反共自由国家的团结合作。他又说，在这两项途径中，华侨均将担任重要任务。谷氏对于在美华侨过去对自由中国的贡献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拥护深表赞许，同时表示相信他们将于未来继续声援并支持自由中国。谷氏以自由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理事长的身份，对于旧金山地区华侨为救济香港难民慷慨解囊致感谢之意。谷氏明白地提及最近中华总会馆发起的对香港难民粮食救济运动，此项运动推行结果，已获粮食三十七万磅运往香港。谷氏预定今晚偕立法委员包华国离此飞返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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