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北美日报》五月二十日社论】题：香港英文《南华早报》十四日发表一篇《台湾步入关键性时刻》的分析报道，透露台北当局在统一问题上准备转被动为主动，与中共作一次正面的宣传战。
台北政治的低潮从一九八四年底开始，半年来几乎已跌至谷底。江南事件、十信事件、蒋彦士去职、《宋家王朝》事件，最近又闹出施明德绝食事件，处处都显示国民党内部有某种暗潮存在，而暗潮造成“无主”现象。如果一定要找出这个暗潮的源头，这源头就在蒋经国的身上。蒋经国的健康恶劣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蒋氏的健康问题带来了继承问题。继承问题悬而不决就是造成上述诸事件的关键。因此，《南华早报》所谓“台湾步入关键性时刻”，归根结底就是继承危机。继承问题如不能早日解决，不但统一的问题无法触及，恐怕连谈判的第一步也跨不出去。
中共自从一九七九年打出“九条”之后，对台统战日紧一日，加上中共日益开放的经济政策，香港未来实施的“一国两制”构想，更对台湾形成不利的影响。正如《南华早报》所说，台湾岛上反共的意志愈来愈薄弱，致使所剩无几的元老级人物至表耽心。许多台湾居民皆通过日本、香港、美国等地到大陆探亲或游览。我们相信海峡两岸人民互通的欲望会转为强烈。届时，国民党所受到的和谈压力不仅是来自海峡对岸，也会来自岛内人民。如果再加上经济的因素或外交的因素，国民党如何因应此一变局，实在令人捏一把汗。
国民党目前正处在权力继承一段近乎“真空”的阶段，此时，不论政局面临如何巨大的变化，任何人不愿擅作主张，而也不敢擅作主张。截至目前，蒋经国的继承人选尚未见端倪，蒋经国的健康却有江河日下的传说；然而政治局势的变化却未因蒋氏的健康不良而停顿，中共统战的攻势也未因蒋氏的健康而放缓。这就是台北在“权力真空”之际，必须对所有的挑战作出反应，而不能等到权力继承大势底定之后再出招的最大原因。
【中央社屏东六月五日电】参谋总长郝柏村今天强调，国军已能达到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训练最终目标。这项统合战力的成果，将使我们有信心迎接任何挑战，战胜来犯敌人。
郝柏村今天上午在屏东主持「汉光二号」演习。参与演习的三军有八百多人。陆军总司令蒋仲苓、海军总司令刘和谦、联勤总司令温哈熊、联训部主任蒋纬国等都在场。
这项演练，主要目的在考验步兵、战车、炮兵及空军武力联合对敌攻击的战术运用和火力机动运用。
执政党所发动和领导的超越宪法和法律的运动所造成的破坏，人们记忆犹新。“四人帮”倒台后，中共领导人大力提倡加强法制，中国大陆的法制情况确实面目一新，执政党在守法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去年五月间，为了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需要成立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作为一级政权建制，归广东省人民政府领导，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之上。这次不象过去成立人民公社和革命委员会那样，不顾宪法而由执政党随意决定了。由于这样的建制在宪法中并无授权根据，便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特殊问题作出决定。
此只一例，其他可举者还很多。正是由于执政党有了自己必须守法的观念并有实际表现，所以中国大陆近年来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健全法制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已得到无可置疑的证明。
但也不能认为“党要守法”的观念已根深蒂固，成为执政党所有组织和成员的自觉行为了。最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党大于法”的思想似乎又有点抬头，“党要守法”的观念似乎又有些淡薄。
矛盾的发生，是由于经济改革不是在先经过慎重的立法，或先修改现行不适应改革的法律后进行，而是要求法律跟随经济改革，改革可以不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所以有些人重新强调法律是实现党的政策的工具，认为经济改革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只能在政策的范围内进行，而不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政策同法律发生了矛盾时，要看哪个是正确，就遵守哪个。而“正确”的标准，则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只要合乎这个标准，是否合法就成为次要的事情。即使不合法，也算是合理。党报还规定：“我们提倡的依然是：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如果援引到法制问题上，就可以成为“允许改革破坏法制，但不允许不改革”了，这样一来，是又大于法了。
形势的发展已显示守法观念的淡薄又造成了危害。超越管理工资基金的法规，乱提工资、滥发奖金造成的恶果就是一例。四月份，《人民日报》公布了北京、天津和四川三大地区“分文未缴”奖金税的事实。去年六月发布的《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是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法规。现在不是一个、两个企业不遵守这个法规，而是两个直辖市和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不遵守这个法规。守法观念淡薄到何等程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企业几乎都有党的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如果企业或地方党组织不予纵容，企业行政人员一般是不会、也不敢那样普遍地抵制国家的法令的。在这一问题上，不能只从经济上看问题，应该检查一下法制观念的现状和发展。
前面已简要地列举了执政党不遵守宪法和法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变法致富”，而不应该允许“违法图利”。所谓“允许犯错误，不许不改革”，同赵紫阳总理所说的“实事求是，稳步前进”未必完全协调。（下）
【香港《明报》六月九日报道】港府委任的海外信托银行新董事局成员，昨晨召开第一次会议，商讨该银行在十日复业后要准备的事项。
而三辆解款车昨午已从汇丰银行押送大批现款到海托，以应付提款所需。
新董事局成员包括主席署理金融事务司简达理、执行董事兼副主席瑞纳、立法局议员潘永祥及杨宝坤、律师瑞甫和民事检察专员马富善。
他们大部分是上次接管恒隆银行的董事局成员。
简达理表示，董事局定于下周继续召开会议，详细了解海托的帐目，但由于帐目很多，预料最少需要三个多月的工作才能完成。
他表示海托和恒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因为海托海外分行众多，情况会较为复杂。
他认为，现时去谈论该银行的财政状况仍属过早，亦不可预测何时能改善其财政困难，但他强调港府已全资拥有海托，能够保证所有存户的利益，保证银行能照常营业、市民及存户毋须担心。
至于该银行旧有的董事将会被取消其职衔，而兼任行政职位的则可获留任，其他职员亦获全部留职。
【香港《快报》六月九日报道】海外信托银行董事张承忠及两名高级行政人员，涉嫌违反银行条例，被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拘捕，昨晨解上西区裁判署提控，蒲立新法官徇控方请求，将案押后至本月二十一日，以便警方作进一步调查。
三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首、次被告获准以现金一万元保释外出候审，两人须交出有效旅行证件，并于每星期一晚六时至八时，到湾仔警署报到；第三被告张承忠，不准保释，还押监房看管。理由是张承忠于本月六日准备离港时，行李内有一至二十万元现金，另有价值一千零八十万元的有价证券；张又持有两本护照。被告三人：（一）戴名山，三十六岁，华人，海外信托银行信用部总经理助理；（二）杨英华，四十岁，马来西亚籍，海外信托银行总经理助理；（三）张承忠，三十四岁，马来西亚籍，海外信托银行董事。他们分别被控两项罪名：（一）控首被告二人于六月六日，在本港地区蓄意行骗，企图隐瞒填报一些纪录在海外信托银行之信用档案；（二）单控第三被告一人于六月六日，在本港地区，身为海外信托银行董事，已被银行监理专员要求他留在香港，直至另行通告，而其本人未有履行该项要求协议。
第三被告是于六月六日晚在启德机场内，被警方人员拘捕。
【香港《快报》六月八日报道】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总部，为调查“海托”事件，有关人员昨日整天忙个不停。
昨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六名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携带四个空纸皮箱乘坐车辆离开总部。
下午六时二十分，两个纸皮箱，相信满载有关文件，用车辆运返总部。
晚上九时五十分，一辆警方卡车将大批文件运返总部。
【纽约《北美日报》六月四日社论】题：透视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
随着香港、澳门两地前途问题的逐步解决，中国政府如今得以清除在“统一祖国”问题上客观因素的重大障碍，致使台湾问题顿时兀立突出，成为国际间众所瞩目的焦点。
据最近的观察显示，中国对台政策似有发生转变的迹象，至少在以往尽量避免过分刺激国府的政策性考虑上，已因胡耀邦、邓小平连续接见陈若曦、陈鼓应等人而展露转机。
中国外交部五月初趁调派中国驻美大使之际，曾经再次强调台湾问题仍是中、美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的严重障碍。由此显示，中国政府虽然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并寄望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可是，北京决策层似已觉察到，在里根政府施政期间，美国绝不会协助中国在“一国两制”的号召下解决台湾问题。面对这项困境，北京唯有扩大视野，把注意力，分散转移到对台湾民间较具影响力的人士身上，因此遂有“两陈”连续受中国高层领导人召见之举。
曾以《尹县长》、《文革杂志》等事轰动一时的陈若曦，以及因致力于台湾民主运动而被国府放逐在美的陈鼓应，他们的背景尽管有异，却多少能代表台湾岛内一部分人的民意。北京决策层不惜用最高领导人接见他们来刺激国府，其中颇有令国府难堪的意味。
再说，胡、邓两人先后打出这张“民意”牌，事实上已把台湾人或党外人士与国府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地位，作用在于一方面提醒国民党当局，北京在争取国家统一的策略上，仍保有相当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则警告国府如再一概相应不理，北京可能转而积极支持反国民党的势力。
无疑，中国当局必须以推行大陆的经济改革政策为其首要课题，故而在客观形势上亟需一个安定、和平的国内外环境，既无暇也无余力趁港、澳问题底定之势，再拔第三城——台湾。但中共正致力于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俾使等待时机以完成统一的“宏愿”则始终未见怠忽，这在现下中国外交政策的着力点上，已有明确的反映。
中国如今采取的所谓“全方位”外交政策，无非一方面迫使美国更加重视中国的具体要求，另方面则可替中国长期培养一个比较理想的国际环境，一俟适当的时机来临，它才可能把握住统一的良机，而不致引发成国际事端。就长期而言，中国内、外政策的大转变，未来势必有益于台湾问题的解决。
值得玩味的是，邓、胡二人不久前打出的“民意牌”，无论如何已在海峡两岸出现一桌新牌局，这种发展的趋势虽然意味着台湾人民地位的逐步“扶正”，但最终中国能否使出一招杀手锏来对付国民党当局，便端视国府在新牌局形成之初，如何回应北京方面的叫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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