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23日参考消息第2版

    据台湾报纸报道，台湾今年第一季度死亡的要员有：
    “国大代表”唐仁儒（江苏盐城县人，一月二十一日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七岁）、叶国强（福建南安县人，二月二十四日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六岁）、高魁举（吉林集安县人，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病逝，终年六十八岁）、林汤盘（台湾台中市人，三月十日在台中病逝，终年八十五岁）、鲁道源（云南昌宁县人，三月十二日在台北病逝，终年八十六岁）、汤志先（湖北省宜城县人，三月二十二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病逝，终年八十九岁）。
    “立法委员”吴基福（台湾高雄县人，一月一日在高雄病逝，终年六十九岁）、潘廉方（陕西华县人，一月四日在台湾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李秀芬（女，河北怀来县人，终年七十七岁）。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世中（福建闽侯县人，一月八日在台中病逝，终年七十二岁）；在香港办报的陆海安（广东三水县人，一月十日在香港病逝，终年六十二岁）；国民党候补中委罗才荣（四川泸县人，一月二十八日在台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台湾“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周中峰（山东庆云县人，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黄埔军校三期退役将军张伯狰，十二日晚乘家人外出之际，在自宅上吊自杀。
    （白雪峰） Eir品论天涯网

    《产经新闻》说，台对这一贸易不能轻易割爱，但又怕又将来在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变得狭窄
    【日本《产经新闻》五月十一日报道】（记者森明子）台湾理应禁止的台、中间接贸易，最近急剧增长，有人预料今年似将突破十亿美元大关。目前，台、中间接贸易尚处于低水平，只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点四左右，因此当局暂时持静观态度。但是，如果这种贸易大幅度增长，则有可能牵扯到有关香港的政治问题，为此，台湾方面感到紧张。
    今年三月的统计表明，香港的贸易结构有了某些变化。其变化之一是，台湾超过日本，已成为香港第二位的进口来源。另一个变化是，把进口品再转向第三国的贸易量，超过了一般的出口额。这些变化都反映出台湾对中国的间接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
    以香港为中转站的台、中贸易，一九八四年达五亿五千五百万美元。今年以来，这一倾向更加增强了。一月份经由香港对中国的转口贸易为六千七百八十二万美元，是去年同期的三点二五倍。
    对于这种动向，台湾经济部长李达海对台、中贸易的危险性发出了警告。他说：“大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停止订货。”有关当局也开始注视事态发展，进行了实际调查。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泰英预料今年台、中贸易将比去年增加一倍，他说：“今年台、中贸易量有可能超过十亿美元。”同时他呼吁：“为避免以大陆为主要市场而可能带来的危险，各制造厂对大陆出口不要超过产品的百分之三十”。
    当前，“成问题的还不是数量”，虽然不会采取法律上的限制措施，但是，台湾方面对这一贸易已开始感到紧张。其最大原因是感到害怕，因为台湾尚未制定出香港归还中国后的对策，贸易先行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困境。对于同归还中国后的香港如何交往，台湾还没有表态。
    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之下，经由香港的贸易增长，将来很可能会使政策上的选择余地变得狭窄，而且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发生在经济上遭受打击的事态。
    对台湾来说，台、中贸易自然是不能轻易割爱的有利的贸易。距离近自不必说，在供求关系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可以使偏重于美国和日本的贸易结构多边化。正因为如此，间接贸易成倍地增长，当局如同处于夹击之中，对如何权衡经济利益与政治立场的关系感到左右为难。换句话说，就是“对于台湾而言的香港问题”已开始突出出来。 Eir品论天涯网

    【台湾《展望》四月二十五日一期文章】题：刘宜良案为什么在乎美国（作者许今野）
    刘宜良案军法部份十九日宣判，汪希苓无期徒刑，陈仪敏及陈虎门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对于这项判决，国内外有不同的反应。
    美国国务院因该案尚在继续调查，未作评论。但从美国舆论可以看出，我国处理刘宜良案一直受到外来的压力，使我们审理全案小心翼翼，受制于美国。
    判决书对于汪希苓共同杀害刘宜良所持的理由不够坚实。杀害刘宜良的动机为何，军事法庭并无直接证据交代清楚，判决理由不够明确，以致被告不服，律师不平，特别是胡仪敏与陈虎门，如果认为有罪，自然判得更重，否则他们是无辜的，应该无罪开释。 Eir品论天涯网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月五日文章】题：中国的挑战（作者英下院议员沃尔登）
    如果说西方对俄国的看法有时反复无常使人吃惊的话，我们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一成不变是很危险的。中苏两国的对立是它们所特有的。它们采取什么方式对立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不再总是陷入毫无结果的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在为使其经济合理化而竞赛。这场竞赛不仅是在它们之间进行，也是在同我们竞赛。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可能会比意识形态上的争论更加鼓舞人心，对西方也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有一个幅员为日本的十倍、生产能力也是日本十倍的中国，这样的前景不论多么遥远，都将使戈尔巴乔夫的心力无暇他顾。这种促使苏联经济现代化的强大新动力本身也将使我们无暇他顾。
    中苏两国的争执从六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进攻发展到几年之后隔着乌苏里江上的一个边远的小岛互相炮击。毛的文化革命使中国陷入了内乱，因而不能长时间同苏联对抗。那时，莫斯科对中国政策中的不合理成分感到的恐慌，被它对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自我摧残感到的满意抵消了。不论是就国家还是就理论而言，一个虚弱的中国对俄国构成的挑战就都不那样紧迫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做的头几件事之中有一件是发出一个信号，同中国持续休战。北京作出了反应。这对双方的好处是明显的：譬如同美国的谈判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能增加安全、增加贸易。但是，不论表面上多么彬彬有礼，由于民族、国家和历史的根源很深，潜在的不信任仍将是强烈的。四十五个苏联师仍驻扎在中国边界附近。
    在俄国，我经常听到把中国人贬低为“小柠檬”。但是，俄国人也认为，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也是非常难以预料的。现在，中国不是通极左活动和烧毁使馆使世界同它过疏远，而是实行一种新的“开放”政策，鼓励贸易、投资和进口高级技术。不是煽动象红卫兵那样的人去扰乱香港，而是同英国达成一项明智的协议和扩大中国的这个资本主义据点的影响。
    除了害怕之外，一定还有某种忌妒。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农业根深蒂固的低效率有亲身体会，因此，他看到中国农业最近的产量增加一定不只是感到很有趣。苏联主张经济权力下放的人们对中国人的试验及取得的良好结果一定也向往。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可能会形成推动苏联经济革新的巨大额外动力。西方低估了中国变革的能力。如果俄国犯同样的错误，那就要危险得多了。 Eir品论天涯网

    【纽约《北美日报》五月七日社论】题：乡镇城市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良方
    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研究室主任杜润生日前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力将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走城乡结合、共同繁荣的道路，力求避免现代西方国家及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城城市过度繁荣而农村长期凋敝的现象”。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谈城乡问题较有深度的一次讲话。
    不谈现代化则已，谈现代化就必然会触及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在第三世界，尤其是发展中的国家，更尤其是依赖出口为生产主导的国家，大都出现农村凋敝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出口国手中握有大量的外汇，而国际农产品的价格又远较本身的生产成本为低，故发展中国家宁可以加工出口来争取外汇，再以外汇进口较廉价的农产品。这种以购买粮食取代生产粮食的方式，造成了以下三种现象：
    （一）农村中的劳动人口纷纷离开农村而集于都市，一方面导致农村的人口老化，一方面给都市带来强大的人口压力。
    （二）农村中的劳动力流失，会逐渐造成农田的废耕，使农村的经济趋向凋敝。
    （三）对出口的依赖过大，国际市场的变动对整个经济结构与生产方式都会牵一一发而动全身，失去经济上的自主权。
    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有两个关键：
    （一）邓小平执政后，其经济政策是以先发展农村为重点。这项政策实施的结果，发挥了农村中的生产潜力，使八亿左右的农村人口都能够获得温饱以上的生活水平，以致八亿人口能维系在农村的土地上不致流失，因此，人口流向都市的速度受到相当的限制。
    （二）在中国大陆，除非获得政府的鼓励或特准，否否则城乡人人口的关系不致有剧烈的变化。
    但是用政治力量来限制城乡关系，也会使城乡之间因人人口互流的不活泼而造成若干后果。例如教育素质的高下；乡村过剩劳动力会随着单位生产力的提高而日渐增多，相对的就等于减少了农民的个人所得。因此，过剩的劳动力必须作有计划的疏散与有效的运用，否则就会发生相当严重的反效果。
    我们认为，要解决农村剩余人口，而又要做到离土不离乡，以免造成大都市人人口的压力，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将乡镇都市化，换句话说也就是多发展小型城市。
    然而小型城市的发展，必须具备某些政策上上的条件。这些条件必须由政府去大力推动，而且还必须作周详的规划。首先，必须要有计划地推动工业内移。如果能将工业区分散，按地理环境、天然资源、交通等条件重作分配，将可发展成数百个小型都市，来吸收农农村的剩余人人口。当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政府必须先作未雨绸缪的大量投资，方能收到实效，诸如教育、交通、公共建设、能源等，无一能够偏废。
    只要教育素质提高，交通发达、就业方便，则城乡紧张问题便告解决，也就不必再仰赖政治命令去限制人口的流动了。 Eir品论天涯网

    【安莎社罗马消息】四百年前，最上层的德国人用贵重的瓷杯喝啤酒。
    这种瓷杯是用专门从巴伐利亚送去的木模在中国制造的。这些青花瓷杯，配一只在欧洲雕成的银盖。在意大利一些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工艺品展览会中展出的瓷杯成了较为精致的展品之一。这一展览于三月七日在罗马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首先展出。有包括铜器、家具、服装，自然还有瓷器在内的七十多件展品参加展出。这些展品都是由意大利的收藏家们在上个世纪末收集的。
    波旁家族亨利亲王收藏品中有六件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朝服。他于一八八八年从东方旅行回到威尼斯，带回一千五百箱中国货。
    爱德华多·基奥索尔收藏品中有一部分是中国宋、明时期的铜器。帕尔马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大部分是宗教工艺品，反映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及道教、儒教和佛教等宗教传统的类似之处。展览会于五月五日闭幕。 Eir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