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产业新闻》五月一日报道】题：中国“新产业革命”的脚步声（驻北京记者：三森）
连日来，中国的报纸和杂志上陆续出现了“新产业革命”、“信息革命”和“生物工程”这样一些用语。赵紫阳总理非同一般地关心日本和欧美国家出现的新产业动向，这是众所周知的。于是，舆论界也逐渐地反映最高领导人的意向。当然，与日本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还很低。一系列的消息多半也只是介绍西方的一些新动向而已。不过，陆陆续续也能看到一些表明中国已进人为“新产业革命”“打好基础”阶段的动向。
中国国家科委发言人最近表明，中国已经研究了建设中国式的“硅领域”的设想。也就是说，中国也要建设以半导体为主的电子工业基地。
中国也努力研制电子计算机，它是新产业革命的关键。中国计算机技术服务公司已成了主要的公司，并在全国训练了近一万名技术员。美国某家公司也在协助管理技术训练中心。
【美联社北京四月二十九日电】（记者：菲利普·布朗）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今天同中国签订了在中国开办一个最大的合资企业——一座投资六亿四千万美元的煤矿的协议。
自从该公司进行了可行性研究以来，煤炭价格已从五十二美元下降到四十美元。但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说：“正是由于中国政府方面的决心、谅解和意愿才找出了能把这个项目搞下去的办法。”
他说：“西方石油公司从明天起就订购设备。”
哈默说，中国将投资大约二亿四千万美元，外国合伙者将提供四亿美元，来开发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
哈默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一直支持这个项目。
八十六岁的哈默说，早些时候的工资问题已经解决了，办法是把工资同每个工人的产煤量挂钩。
他说：“我们对生产率问题放心了。”
哈默说：“煤炭出口将为中国赚取大量外汇，使中国能购买大量美国技术。”
该煤矿初期年产煤一千五百万吨，最终将年产煤四千五百万吨。
【台湾《时报杂志》三月二十一日一期文章】题：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挑战（作者：郑继泽）
在第七任总统副总统产生之后，七次国大即已进入尾声，紧接着即是行政院的内阁总辞与改组。整个执政当局所面对的，是未来六年中来自内外环境的挑战，事实上也是第七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后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所能做的，是对这些可能的挑战，勾勒出它们可能的面貌。
第一、政治领袖的接替的问题。“制度化的人才更替管道”是自孙运璇卧病之后，最受到举国关切的问题。在未来的六年中，势必成为最优先也是最迫切的政治议题。
第二、潜伏在政治领袖接替及制度化的人才更替问题背后的，是一个更根本的“接班”问题。此一“接班”，已不只是领袖或领导群的接班，而更是涉及对不同世代经验的不同认同性质的接班。
在本土新兴政治人物不断被拔擢至决策体系中的同时，老一代的政治精英又势必不断地引退。此一世代经验的传递，事实上也就是如何在中国问题与台湾问题之间寻找共同地带的问题。
第三、即所谓法统及代表性问题。此一问题与前二者具有某种同质性。关键问题是如何适时调整对整个中国主权诉求的理论基础。蒋经国总统本人提出宪法就是法统观念。如何进一步发展此一观念，使国会中资深成员的凋逝不至于成为宪政发展的包袱，是蒋经国先生在未来六年中所必须解决的。
第四、在国际间寻求更大的出路。在中美断交后，拓展实质外交是主要的外交政策，然而，争取与国仍未有太大进展，关键性的中美外交亦随时有面临挑战的可能。如何调整我国在国际间的主权理论，为我国的国际人格寻求出路，将是突破外交困境的一大关键。
第五、更开明的内政。台湾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转型，各种多元化发展下，在政治上的参与需求亦随之高涨。如何使内政更开明、更民主，顺应多元社会的自然发展，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
“历史的使命感”与“台湾的未来感”，对未来的领导群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蒋经国与李登辉面临的挑战，也就是对台湾朝野上下的挑战。
△【台湾《中央日报》四月二十日报道】台湾省文艺作家协会，选出第七届「资深优良文艺工作者」，当选人名摄影家郎静山及名作家苏雪林。
郎静山是浙江兰溪人，九十三岁，毕生从事摄影艺术。三十多年间，参加世界各国摄影展，其作品入选计达数百次之多，获奖也超过百次以上。
苏雪林现年八十八岁，安徽太平人，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毕业后，赴巴黎习画，学成返国，先后出任东吴、沪江、武汉、台湾师大及成功大学等中国文学系教授。
△据台湾《联合报》四月二十四日报道，台湾三家电视公司纷纷申请播出日本制作的系列纪录电视片「《丝绸之路》——中亚段」，但均被台湾「新闻局」以ｒ版权问题」及「中亚为苏联领土」为由，加以拒绝。《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三年前曾在台湾中视播出，很受观众欢迎。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电视公司制作的电视连续剧《一千个春天》，四月二十六日晚首次播出。剧本原作者陈香梅。故事内容「自抗战时期的昆明展开，逐渐引入陈香梅与陈纳德的认识、结婚及她个人在美国奋斗的过程」。四月二十三日，陈香梅特地从美国赶回台北，出席了《一千个春天》的试映茶会。
△据台湾《联合报》五月一日报道，台湾影片四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九日在休斯敦国际电影比赛中，获一面金牌奖、二面铜牌奖和一面推荐奖。
其中《海滩的一天》获金牌奖。《蝴蝶王国》获推荐奖。
【泰《新中原报》四月二十九日评论】题：必须建立更好的海外关系
自中共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侨务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开展，有了相当的成绩。但也无可否认，阻力依然不小，使侨务工作距离尽善尽美的目标还很遥远。主要阻力，一是“文革”遗留下来的“左”毒；二是基层干部还有不少“侨盲”。
“左”的残余与流毒，认为落实侨务政策是右倾；“侨盲”既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把华侨视作“反动资本家”。这两种人对华侨无事不加刁难和歧视，造成了侨务政策还未能真正全面落实。
全国第三次归侨代表大会和胡耀邦总书记在汕头的谈话表明了中国要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的更大的决心。
海外华侨获悉国内决心采取这些落实侨务政策的措施，无不鼓掌欢迎，并认为这是从善如流，采纳了海外舆论的意见。打倒四人帮八年以来，在侨务工作中，不少侨乡的基层干部，确也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以广东潮阳县来说，因为旅居海外者估计多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不少建立了相当稳固的经济基础，对家乡的教育、卫生和各种福利事业很为热心，捐资者不少。因此，该县在三月的广东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上曾获表扬。
引进侨资，从事侨乡建设，多少对于加快祖国四化有所帮助，资额即使不多，意义却相当重大。
热爱侨乡的侨胞衷心希望中国的侨务工作能够做好，以利于发挥更大的积极性，鼓起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更高热情和作出更大贡献。
【美国《华盛顿邮报》五月三日文章】题：里根之行勾画出中国对美国和对苏联的态度（驻莫斯科记者：多德尔）
里根总统的北京之行使北京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变得十分明确，显然预示了它在三角竞赛中将起较平衡的作用。
这是这里的许多外交观察家的看法。这些观察家说，他们认为中国明确表明，它希望缓和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同时保持同华盛顿的关系，为此，北京已把一度明显的亲西方倾向变为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中苏在经过近二十年的激烈争夺之后，近一年左右关系正在解冻，双边贸易剧增，文化和其他交流正在扩大。
北京在三角关系中的细微变化并不反映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这里的外交官们说，他们认为，莫斯科从中得到慰藉，因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缓和了中国对苏联的压力。
一九八二年夏天开始出现的中苏关系解冻是同里根的对台政策引起中美关系极度紧张同时出现的。象莫斯科所看到的那样，此后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采取较中立的立场。
里根上周对中国的访问似乎证实了这种方针，因为中国人决心保持它在这个三角中的回旋余地。在外交方面，他们站得高，看得远。他们已得出结论，他们对西方、对美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是有好处的。与此同时，中国还一直在扩大它与苏联的经济关系，阿尔希波夫五月中旬对北京的访问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中苏两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在这个三角中的这种位置对莫斯科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加快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纽约中文报纸《联合日报》四月三十日报道】题：王升部署东山再起，积极控制海外党报
当孙运璇病倒，蒋经国虽健康稍渐稳定，但面临政院改组，实有“才难”之叹的局面，台北政坛又在密切注视曾追随蒋经国长达四十年许的王升，今后是否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有资格的台湾政局观察家都认为，在国民党内部权利倾轧被贬外调的王升，放于乌拉圭充任大使，只是蒋在“情绪化”的一种宣泄。把王升搞走，让他暂安休养。只要蒋还能掌政权，王还有健康的身体，基于蒋王间多年关系，王升不会长期闲置的。
了解台湾政情的人都明白，目前国府的情报治安机构，几乎都是王手下所能控制“悍将”的“阵地”。现在台湾国府军中政工系统几乎把王升奉为“开山祖”，徒子徒孙早已密布军中。不仅如此，一大部分“政工干校”学生还分别打人行政与金融机关。
两年前王升势力极度膨胀时，“中央社”副社长一职，已由“政工干校”学生叶建丽攻入，“中央社”已被打开“缺口”。军中新闻机构诸如出版社、报刊、电台，全部为他们所包办；进而又向行政与民营打入，有的出任“公共关系”，有的则担任“新闻秘书”之类。
最难“攻关”的是“中央政校”系统把持的“中央通讯社”与《中央日报》。王升首先拉住王惕吾（王惕吾系军人出身，早年曾充蒋侍从至警卫旅警官职），“干校”学生纷纷打入“王记”报社。近年来总编辑张作锦暨现任赵玉明等皆政工出身。“干校”学生张作锦现充《世界日报》总编辑，掌握业务大权；党营的旧金山《中国少年晨报》则由王升“高足”颜海秋出任社长，分别掌握海外宣传机构要点。
王升之所以拉紧王惕吾，大量打入他的报纸，近又要派遣“干员”积极潜入海外报业，其主要目的是想运用大众传播之力，遥控台湾的政情，以备重掌台湾政权。
一旦蒋“政躬违和”，到了“托孤”阶段或政局极不稳定时，王升奉命返台“临危授命”是必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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