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日报》三月九日译载《亚洲华尔街日报》文章】题：机器人“法力”几许？
在机器人的使用和生产方面，日本领先世界各国，日本人醉心发展机器人工业的情形也被广泛报道。但是日本经验中所蕴含的管理精髓，还未受到很大注意。
第一，机器人势将动摇带动成本占很大比率的工业结构。象焊接、喷漆甚至许多装配作业之类的工作，由相当精密程度的机器人每天工作两班次，不到一年即可收回投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依赖劳力的厂家，显然不敌那些把大部分生产制程转交给机器人的公司。
第二，机器人提供抗拒景气衰退的力量。预料国内市场已趋饱和，而外销市场又无法确定的日本公司，都尝试建立只须利用百分之七十产能，即可牟利的作业系统。他们发现，一天能工作好几班次的机器人，实为降低损益均衡点之钥。
丰田汽车会社已经公开宣布，这个目标它已完成百分之七十。富士通声称，它在富士奥野村的工厂，产能仅使用百分之三十时，损益即能平衡。这些工厂在景气下降阶段，极具弹性。当其他竞争者苦于营运亏累，欲裁减工人但却须应付工会的抵制时，有机器人作业的工厂只须采一班制作业，就包可无虞。
第三，机器人减除迈入新工业领域的障碍。在日本，一九七九年时，约半数的数据机器人是安装在少于一千名工人的工厂内。当然，大公司可以装置许多价值昂贵的机器人。不过到一九八四年底以前，小型工厂要装的机器人比率，将达百分之四十。
使用机器人，可帮助小型公司打进以前因缺乏熟练工人不得其门而入的精密机械、制造及装配工业。
精密机器人能毫无倦怠且精确地完成繁复的机工、焊接、装配以及其他技术作业。
第四，机器人能使制造过程较富于弹性。比如说，决定厂址时，通常考虑该处是否能召募到优秀的劳工。有了机器人，经理人就不必再受制于这个问题，而可选择使后勤及运输成本降至最低点，吸引第一流管理人才或其他任何有利公司营运的地点。
机器人使公司对规格的要求能有更大的自由度。锻造机器的变换时间从四十五分钟降到两分钟，消除了丰田汽车会社传统忧虑的最佳批量问题。
事实上，机器人帮日本汽车公司改变他们竞争策略的基础，使它们由强调价格转变为注重时尚。同样地，机器人也协助日本普通纸影印机厂商快速推出新机种，而且也给予日本消费电子业在时尚快速变化的这一行业中，得到先导优势。一家这样的公司可在收到业务部门规格半年之内，交出新型彩色电视机。生产计算机的樫尾会社、生产手提录音机的新力会社，全仗加速机型生命期，缩短转型时间，而淘汰应变能力迟钝的同业。
第五，可能也是日本经验最可贵的教训，唯有事前极小心部署的厂家，引用机器人方能得益。
【埃菲社墨西哥城三月十六日电】墨西哥政府为改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供应，减少进口，制定了谋求粮食等食品自给自足的计划。
计划规定，一九八二年十种主要谷物和油料总产量为三千二百万吨。墨西哥一九八一年的谷物和油料总产量为二千八百六十万吨，达到了全国创纪录的水平。今年的计划产量比去年增加三百四十万吨。
计划的意图是不再进口墨西哥人的口粮中最重要的玉米、菜豆和稻米。如果计划得以实现，也不再进口高粱。据估计，今年将进口一定数量的小麦和油料。但今年的农产品进口数量将是十年来最少的。
【法新社利雅得四月六日电】据沙特货币银行报告，沙特阿拉伯一九八一年石油收入高达一千零十二亿美元，比一九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点八。
报告指出，尽管从去年十一月起，石油产量下降到每天八百五十万桶，但今年沙特王国石油的平均日产量稳定在九百八十二万桶，前年的日产量是九百九十万桶。
作者萨米·柯亨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走上一条崭新的道路，人民的收入有了很大增长
【土耳其《国民报》连载访华观感】题：变化中的中国（作者：该报国际部主任萨米·柯亨）
中国最大的变化是精神上的变化。
北京著名的天安门广场，紫禁城的正门上悬挂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两边是红底标语，依旧如故。这个景象许多年来都没有变化。这个广场是北京的象征。来自世界和中国各地的人，一定都到此一游，摄影留念。
但是，最近二、三年里，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城乡有一个很大变化：各处再不是从前那样了，已经没有毛的画像、语录和口号。在北京最宽阔的长安街上，从中国产的牙膏到日本货计算机，各种商业广告已经替代了毛的口号。
我曾在十年前的报道里写道，中国社会简直把毛看成是或不得不把他看成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在今天的中国，毛已经不是偶像，而是一个人，是一个拯救和振兴民族、给她指引了新的方向和在国内创建崭新制度的伟大领袖、伟大思想家和活动家。但是，他是一个人，象他的所有的同类的人一样，是一个可能会犯错误和已犯了错误的人。今天，中国人正是这样看待毛的。
毫无疑问，这是变化中的中国的最大特点。现在，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变化和革新，都是这个基本概念变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对毛的哲学和主义的这种态度和精神的变化，能够有中国今天所取得的进展吗？
这种变化已影响到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到服装。中国在成为“消费社会”的道路上已迈出了第一步。一个中国人有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甚至有录音机和电视机，已视为寻常。在经济上的“重新调整”，已改变了许多东西：给工人奖金，鼓励私人开业，街上出现了不少小商小贩。
但是，尽管有这些变化，中国仍然是一个与其他国家非常不同的国家。人民比较平等，但仍然贫穷。
无疑，这种变化同过去相比，所取得的成就将使初次看到中国的人大吃一惊，然而当他们同香港或日本（或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作比较时，又会感到失望。但是，把中国同特别发达的国家去相比，会导致错误的结论。正确的做法是把“今天的”中国同“昨天的”中国去相比。那个曾是人们上无片瓦、饥饿死亡和大多数人在贫困中挣扎的中国，在人们脑海中还记忆犹新。今天，在中国，住得虽然窄小，但每个人都有安身之处；吃得虽然简单，但都能吃饱肚子；穿的尽管是制服式，但都有衣可保暖。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成就。
在中国，人们的收入很低，但是工资足够满足基本需要，因为在许多方面提供免费服务，房租和食品价格低廉。现在许多家庭都能购买收音机、钟表，甚至电视机。
现在邓在各个方面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把中国提高到先进的和现代化国家的水平。今天的政权，既要反对“极左”，又不能允许“自由派”走得太远。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大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到处人头攒动。这种景象，无异于东京、香港和新加坡。中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走上了成为“消费社会”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打倒后，即从一九七七年起，中国确实象在其他许多方面那样，在经济上也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不容怀疑，邓小平的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的态度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邓的现代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赵紫阳总理也象邓一样是一个以其务实主义而闻名的人物。
中国今天在经济上的“调整”政策，使它在经济上的“战略已经改变”：
１、执行“对外开放”新政策，目的是同外界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加速现代化。实际上，在最近几年里，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重大发展。
２、根据经济上的新的调整，已经放弃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轻工业（特别是消费品）、农业和能源（特别是石油）得到优先发展。
３、放弃经济机构的集中体制，给予省市，甚至给予工厂企业以更多的决定权，即更广泛的自治权。虽然发展和生产指标仍由中央进行规划和监督，但是在计划范围内，地方上可作出某些重要决定。奖金制度是在这个方面的一个重大革新。这种鼓励措施在一九八一年开始取得成果。
４、调整引起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国家对生产效率不高和生产搞得不好的工厂的态度。过去，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来弥补这些工厂的亏损。现在，这样的工厂或者临时关闭，或者同有盈利的工厂合并，或者转产。
５、现在在确定物价等方面，注意市场法则；由内行来领导工厂企业；重视现代技术，克服官僚主义的障碍。
６、在“对外开放”政策的范围内，中国制定了鼓励外资的法律，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已经开始或筹备经营。同时，中国还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首的各种外国组织和各国政府取得贷款。
７、近几个月来，中国的银行界把从前百分之二至三左右的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七点九。现在，鼓励人民在银行储蓄，银行也走上了用更高的利息把民间现款汇集起来而后转为投资的道路。
这种新的经济调整带来了许多好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为了鼓励外资投资而设立的经济特区里，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公司正在大量进行投资。中国人同外国公司进行合资经营，既可学到外国技术，又可解决成千上万人的就业问题。参观在边境城镇中的“经济特区”，人们似乎面对着一幅“工地全景”图。几十个大小工厂企业正在建设，有一部分已经开工生产。还在建设与香港相通的宽阔公路和港口。
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文化大革命时的奇怪做法。特别是近二年来，工厂管理不再是根据思想信仰，而是根据经济规律，甚至根据市场经济。现在的领导权掌握在内行人的手里。无疑，这是重要的一项“革命”。目前进行的试验，从某些方面来看，如同南斯拉夫实行的体制。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并不回避说，他们认真研究了南斯拉夫模式，从它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启发。毋庸置疑，新的“经济调整”已促进了工业生产，提高了企业效率，增加了工人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
无论是个体的或集体的经营，最近一年来已在中国各地普遍搞了起来。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应被评论为中国正在变成资本主义。中国的根本制度仍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体系为基础的。
在广州郊区参观了一个公社，听取了公社负责人关于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等情况的介绍。在这个公社里，我们看到的体制，要比十年前我们了解的那种体制还要进步。新的体制的结果是，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有了很大增长。
在文化艺术界可以看到，中国在近三、四年里发生的变化中的最生动例子。一九七七年以后，中国一下子振作起来，一方面向世界文化艺术开放，另一方面也恢复了自己古老的丰富多彩文化，恢复了毛提出的但是没有很好贯彻的“百花齐放”的思想。当今中国领导，不打算再搞文化大革命。但是看来决心采取各种方法，以阻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潮流。
现在让我们来展望一下中国的经济前景。
新的经济制度会继续下去吗？如果今天的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制度所带来的新的经济概念和做法就会继续下去，也许还会更进一步发展。
僵硬的教条的制度已被摒弃。包括市场法则、奖金、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鼓励有限的私人经营和鼓励外资等因素的“新的经济调整”，以“四化”为目标，将会持续下去。
中国将变成一个消费社会吗？不能想象平均国民收入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的十亿人口的中国能一下子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是中国已经走上了要成为一个消费社会的道路。到公元二○○○年，中国将有十二亿人口，消费将更加增加。正是这个原因，以日本为首的某些发达国家把中国当作明天的巨大市场，现在就已经想在这个市场里摆起“柜台”来。
中国会不会进入世界市场？这是问到关于中国经济前景时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之一。
让我们回顾一下：五十年代，日本在工业生产上有了很大飞跃，由于劳动力低廉，很容易地进入了世界市场，成为西方国家的竞争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日本人在许多商品上搞“倾销”，占领了世界市场。七十年代，日本在一些方面仍然保持其优势。与此同时，人工费用便宜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南朝鲜开始在许多方面进行“倾销”。
八十年代，中国将从容地进入这个竞争地盘。如今，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资，优先发展轻工业，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都使它有这种可能。
我们所接触过的一些日本和香港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认为，到九十年代，中国产品将“侵占”世界市场。这就是一个在对外政策上重视作为“第三世界”领袖，但同时为了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支持而日益接近西方的中国……
这就是一个努力以更为实际的态度来解决问题、增加生产和向世界市场开放的中国……
今后的中国，看来就是这个样。是的，一个越来越在变化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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