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赵紫阳报告是一份好总结，态度坦诚而又进取，令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祖国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局利益为重，平心静气考虑九点建议，使和谈有个开端
【香港《大公报》十二月七日文章】题：再谈国共和平统一中国（作者：庄重文）
这几天，我从报上读了中共赵紫阳总理在人大会议的经济工作报告，觉得这是中国推行新政策以来的
一份好总结，看得出当前的领导人相当着重实际，既敢于指出错误、承认缺点，又能听取意见、力求改进，态度坦诚而又进取，令人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与此同时，台湾高层当局也有重大改组，令我再次联想到国共和平统一的事业，想借贵报一角再谈些个人的想法。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赵紫阳总理重申国共和谈九点建议，敦促台湾当局早日接受和谈，共商祖国统一大业。两个月来，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叶剑英、胡耀邦、邓小平和赵紫阳已先后多次向台湾提出和平统一呼吁，获得国际各界人士和海内外的同胞热烈赞同，一致希望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总统能以中华民族之大局利益为重，平心静气考虑九点方案，求同存异，使和谈有个开端。
本人作为一个无党派的海外工商界人士，亟望看到祖国早日重新统一，使得国家民族更加富强幸福，国际地位更为提高。台湾海峡两边的土地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两岸人民一样是中华优秀儿女，理应不分彼此团结起来，不论办什么事情力量会更大，资源亦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现在海峡两边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建设，共同的目标是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就使谈判有了共同的基础。国家统一大事和党派主义之争应当严格分开，更不能以主义有异而阻塞和谈之路。
我觉得，时代已经有很大的改变，现代世界潮流，务实是主流。当今北京和台北的领导人也都是着重实务的人，正在实施受到人民欢迎的经济建设路线，所以现阶段双方和谈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具备有利条件。大家都看得到，北京方面自四人帮下台以来，务实路线和开放政策深得人心，经济调整获得令人鼓舞的成绩，今年的财政赤字预计为二十七亿人民币，比去年的赤字减少了一百亿元，经济形势逐步稳定，期望在本世纪末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台湾方面，三十二年来的经济进展则较为顺利，但当此世界性经济衰退期间，亦面临若干困难。然而，凭我全国资源之丰，人力之巨，世上无出其右，故若海峡两边能够合力建设，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先从原料物资、文化技术、旅游探亲以至工商贸易等民间正常交往入手，恢复联系，则对两岸建设均极具经济效益。
其次，关于官方的逐步谋求接触问题，上月中共胡耀邦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曾列名邀请台湾多位政要赴内地看看，可惜迄今未获反应。
不久前我到美加考察旅行了二十多天，期间曾接触到不少从国内和台湾来美加的留学生，这些青年人在海外不分彼此，融洽无间。他们这一代所考虑的是学习先进科技，以便为国家作出贡献，希望中国以一个强大和统一的新形象出现于世界上。近年来，内地和台湾派出的文艺、体育、学术等代表团，在国际场合中亦常有交往。所有这些事实表明，要求和平统一乃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北京和台北的当政者认清潮流，顺从民意，消弭歧见，及早达成统一大业，那么，炎黄子孙后代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功劳，全世界除了霸权主义者之外，相信所有的外国朋友都会感到高兴，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对于世界的和平安定是重大贡献。
【日本《产经新闻》十二月四日报道】题：东中国海的海底油田，在归属权的争论上，出现了“冲绳海盆”的论点（记者：小山贵）
沉睡在东中国海海底的大油田，究竟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在海底油田的开发权问题上，中国方面最近暗中以东中国海的海底盆地——冲绳船形海盆的地质为理由，主张拥有油田的开发权。这是日本方面同国际海洋法会议有关的人士最早透露的。牵涉到同日本的数十年预算总额相匹敌的巨大利益的归属权问题，由于中国的讲话而使争论焦点突出了。
最近，在纽约举行关于海洋法的国际会议时，中国方面对日方的与会者说，“日本学者最近写的关于东海的海底的文章，不是说中国的大陆架以冲绳船形海盆为界吗？若是这样，埋藏石油的大陆架就全部为中国所有”。东中国海的海底从中国大陆开始缓慢倾斜，在琉球群岛西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深陷凹下去。这一带就叫做“冲绳船形海盆”，它与琉球群岛平行，长一千公里，宽一百五十公里，深一千至二千米。
中国认为，“从中国大陆架到这个海盆是一块大陆”。如果是这样，那么根据现行的国际海洋法关于大陆架的条约第二条第一款，海底油田就全部归中国所有。
与此相反，日本的观点是，“大陆架从中国大陆开始，一直延续到位于琉球群岛东侧的琉球海沟，冲绳也处在同一个大陆架上”。若是这样，日中的边界线（按中国的观点二百海里），就靠近中国，从而油田的大部分就归日本所有。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大陆架到什么地方为止，而操其关键的，则是冲绳船形海盆的地质。如果这个海盆的地质同大陆架的地质不同，是海洋性的话，那么，大陆架就如中国所说的那样，到这个海盆为止。相反，如果地质是大陆性的，那么，大陆架就是一直延续到琉球海沟，则日本方面的观点就成立。
中国方面的讲话，意味着以这个海盆的地质为基准划界线。对于这样一个牵涉到巨大利益的问题，不是通过政治，而是用科学上的根据去解决，这还是极为奇特的想法。这个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是要靠外交，而不是靠科学。关于这个问题，外务省的中国科科长池田维说，“尚未就这个问题同中国正式谈过。关于边界线，我国的想法是，如果是处于同一大陆架上，则由中间线决定。但是，中国采取自然延长论（中国大陆架一直到冲绳船形海盆）。基本立场不同，想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日本《东京新闻》十二月十日报道】题：《政府确定日中会议方针，将就提供三千亿日元贷款问题达成协议》
第二次日中阁僚会议将于十五日和十六日在东京举行。政府于九日已经确定了对待这次会议的基本方针。据说，这一方针是，由于去年十二月第一次会议之后的一年间，两国的事务关系已走上扎实的轨道，日本为了把这种关系进一步巩固下去，将继续对中国的现代化路线给以积极的合作。因此，将正式同意向中国提供三千亿日元的贷款，以作为中国用于建设石油化学工厂和钢铁厂的资金。关于本年度的日元贷款问题，加上上一年度的数额在内，打算提供六百亿日元左右。此外，政府还打算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写上在农业、医疗和文化等广泛的部门对中国给以协助。
对这次日中阁僚会议，外务省人士说：“关于成套设备建设的资金合作问题已经解决，日中关系没有大的悬案。这本身就是日中关系稳定的证据。”
【印报托新德里十一月三十日电】印度今天同苏联签订的一项新议定书使人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印度的石油生产速度会超过在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时达到每年三十万吨这一目标。
表达这种希望的是印度石油部长塞蒂。塞蒂同来访的苏联石油工业部长马尔采夫签订了一项全面的议定书。
这项议定书包括印苏两国在勘探、开发和提高印度石油开采系数方面进行合作。
这项议定书是经过详细的谈判之后签订的。议定书规定苏联在印度各个有希望蕴藏石油的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对蕴藏量进行估计和钻井方面提供援助，到一九八二年，对大多数具体建议采取最后行动或作出最后决定。
苏联石油工业部长马尔采夫在签署议定书的时候说，印度在近几年中石油生产已有了一个基础，将进一步扩大苏联和印度在石油方面的合作。
【《日本工业新闻》十二月九日报道】题：运输省将建议促进对中国的技术合作
运输省决定，在十五日和十六日于东京举行的第二次日中阁僚会议上，将向中国方面提出，对中国利用日元贷款正在进行建设的铁路和港湾计划，要在大范围内促进技术合作。这是因为，运输省判断，虽然中国的那些建设计划大体正顺利进展，但是，为了能够确保建成一九八五年向日本出口一千万吨煤的体系，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合作体制。此外，运输省还考虑，关于日中海运的焦点问题——开辟定期航线的问题，要求尽快实现。
说造成俄国粮食短缺除气候原因外，还有廉价食品政策、投资见效不快、缺少劳动力、机器质量差、道路泥濘影响运输、缺少仓库、包装材料短缺和僵硬的工作方法等因素
【英《泰晤士报》十一月十八日文章】题：俄国人的粮食为何这样缺（作者：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亚历克
·诺夫）
（原编者按：俄国人对食品越来越少深感不安。
今年的粮食产量可能比原定指标少六千万吨，只有一亿七千五百万吨。十一月十六日勃列日涅夫主席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告诫说，食品的供应是一月一日开始实行的这个五年计划的中心问题。十五日最高苏维埃开幕会议被告知，尽管有许多困难，国家仍然要坚持执行原来计划。
亚历克·诺夫对苏联农业弊病进行了探讨。）
食品短缺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即使是老天爷也帮不了忙：接连三年收成不好，固然异乎寻常，但是气候不好只是造成歉收的部分原因，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起作用。
一个因素是，当局固执地执行廉价食品政策。面包、肉类和其他基本食品的零售价二十年一直未变，尽管在这二十年间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增加了大约一倍。
由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急剧上涨，因此国家对基本食品实行大量补贴，总额超过一百六十亿英镑，是历史上对农业最多的补贴。
按照现在的价格，供求不可能平衡，在合法的自由市场上价格比官价通常要高两三倍。
但是，同样，食品短缺的另一个因素是尽管当局为了刺激农业增产，对农业大量投资，但是见效不快。
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大约百分之二十七，比任何一个工业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都要高得多。为何结果令人如此失望？劳动力问题是原因之一。大约有两千七百万人从事农业，但是收割最忙的季节尚须增加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才能应付得了。
苏联一位研究劳动力的经济学家最近估计，自一九七○年以来农忙季节参加收割的人增加了一点四倍，达到了引人注目的数字一千五百六十万；人数一直在迅速增加。
投入大量人力参加收获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农民在收割最忙时不愿努力干活；二是机械化程度不高，以及机械化程度不一。
对劳动力的刺激缺乏效力，因为用的钱虽增加了，但是买不到东西。
机器的质量往往很差，缺少必需的部件，而且随便放在简陋的工棚里。所谓的“小型机械”非常短缺。
农场农庄得不到它们通过官方批发部门订购的机器，正如上月《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农场农庄“往往只好直接向工厂要（拆散的）机器部件，把它们组装起来，经过测试，然后再向国家农业技术设备委员会（经纪人）额外支付百分之十的钱。为什么要讨这笔钱？
运输是另一个大问题。乡间“道路”一到秋天和春天就满是泥泞，无法通行，卡车不宜行驶。
由于缺乏仓库，损失了大批粮食和化肥，而包装材料短缺则促使城市没有蔬菜和水果吃。
正如过分地横加干涉农场农庄的经营管理经常受到批评一样。所有这些“短缺”一直是报刊一再批评的对象。除了规定农场农庄必须交售的定额外，还下达了其他许多命令：例如，农场农庄被告知，应当向国家交售多少，什么样的地应当种什么样的庄稼，何时播种，何时收割。没有正式文件批准，农场农庄连一头牲口也不得处理。
这一切自然打乱了农场农庄管理委员会自己的计划、轮作制，乃至造成对工作不负责任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批评了目前僵硬的方法，他说，“一块地怎么使用，何时开始工作，必须由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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