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中国的强大、稳定和繁荣可以对远东和平和世界力量均势作出巨大贡献
【合众国际社纽约九月二十二日电】白宫的一位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中国的团结基础在农村
。
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说：“国家要团结，首先要使农村团结。”不过，他发现“硬搞人民公社的做法”已变成强调对“个人的刺激和给个人以报酬”的做法，这是一种新的做法。
布热津斯基携同家眷于今年夏天访问了中国。经北京政府的特别许可，他们沿毛泽东主席一九三五年领导的长征经过的某些地段旅行。
这是布热津斯基三年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关于他访问的情况刊载在十月号的《生活》杂志上。
他说：“我们认为，如果对长征有更深的理解，我们对中国和它的领导人也将有更深的认识。长征在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布热津斯基说，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史诗之一”。
布热津斯基说，从六十年代后期延续到七十年代初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破坏比人们所了解的还要大。他说，但是，中国人，“从普通百姓到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激动地申明，文化革命时期的那种日子不能再回来了”。
布热津斯基说，中国现在要解决三个基本的问题，但只是在粮食分配和供应最起码的衣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第三个目标——住房问题——总的来说，难以解决。
他说：“现有的房屋维修很差，住得太挤，多数住房缺少最起码的卫生设备。”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的未来作了乐观的估计。他说：“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技术和专业知识输入中国，就难以设想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的前景如何，有了西方技术和专业知识再加上中国人的个人努力，就完全可以把一个古老的富于创造性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大国。”
他还说：“中国强大、稳定和繁荣显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可以对远东和平和真正的世界力量均势作出巨大的贡献。”
【南通社新德里九月二十一日电】印度朝圣者跨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迎接他们的是好客的中国东道主。由二十人（后来有五人因高山病和严寒中途折回了）组成的印度朝圣者小组，其中有两名印度国会议员，在二十年以后第一次到佛教和朝圣者圣地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湖去。这可能被认为是新的外交形式。
实际上，在中国外交部长黄华于六月份访问新德里期间就商定，由三批朝圣者访问上述宗教圣地。
印度官方人士认为，这是北京良好愿望的标志和朝着中印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方向迈出新步骤的迹象。同时双方达成协议，“在今后几个月内”继续在北京对话，大概十一月份会有一个印度官方代表团到那里访问，以便解决边界争端。
有名望的《印度快报》今天就此发表一篇社论，强调指出，此举“不仅具有宗教意义，它被看作是意味着印中关系中一个不幸阶段终结的事件”。“这也许只是向前迈了一小步，但它毕竟是一个比通常的外交公报更有意义的具体步骤”。
【安莎社北京九月二十六日电】意—中联合经济委员会经过两天的会议达成了协议。意大利外贸部长尼·卡普里亚说，这项协议是“两国之间经济和商业发展中的里程碑”。
卡普里亚与中国总理赵紫阳的会谈结束了他对北京的访问。
卡普里亚说，中国总理表现出对加强“象煤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及轻工业方面的双边合作特别感兴趣。
他又说，总理对他说，这些部门可以从实现为建设与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另外两种设想类似的“试验厂”的混合企业中得到好处。
这些“试验项目”是关于加工皮毛的，另一个估计价值为三千万美元，是进行合成纤维生产的。
卡普里亚说，赵紫阳表示希望签订更多的象联合委员会九月二十三日签订的那种协定。
该委员会当时宣布，向中国提供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
据卡普里亚说，赵紫阳希望联合委员会不久能在罗马再次开会。
【美国《商业日报》九月二十三日报道】题：中国将从日本购买更多的钢材
新日本制铁公司一位负责人二十二日说，据料，今年七至九月份，日本向中国市场出口的钢材发货量，总数差不多达一百万吨。新日本制铁公司的一位出口专家说，中国人已经从他所在的公司并从日本其它厂家定购了十三万吨钢材，过几天’中国十分有可能再定购十万吨。他说，新近的这几次定货将使中国五金矿产总公司定购的钢材，今年下半年的总交货量至少达九十四万四千吨。
新日本制铁公司的这位负责人说，中国这家公司今年上半年购买了七十一万四千吨钢材。他还说，年底之前，中国可能还要购买更多的钢材。
【合众国际社北京九月二十八日电】中国副总理薄一波今天证实，中国的经济调整计划将有战略性变化，让轻重工业“平衡”发展。
薄一波说，经过将近一年猛砍资本投资并导致取消同外国公司的重要合同以后，中国将再次注意重工业的发展。
薄一波是在会见美国道·琼斯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沃伦·亨利·菲力普时发表这番政策讲话的。
“总而言之，中心问题是个比例问题，轻、重工业要有一个平衡的发展。”
这是对目前的优先发展轻工业同时压缩重工业的政策的变革。
中国政府过去说，重工业发展过度。
薄一波说，预计轻工业的增长速度为百分之八左右，而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甚至更少。
中国领导集团逐渐相信，发展轻工业需要重工业作为基础，并且相信，为了使经济在调整阶段——预计要好几年——结束后能够起飞，必须保持一定的势头。
薄说：“明年，我们在进一步发展轻工业的同时，将要注意重工业的发展速度。”
他说：“轻工业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先进的设备。”
他说：“煤炭、石油、水电等方面的发展也需要先进设备。
“此外，五十年代进口的一些设备也需要更新。”
对这样的提议，我只好开开玩笑来回答。我说，光是一个县，要搞共产主义试点，规模太小了。但是我理解他这个建议的意思。孙中山知道我是共产党人，他知道广州共产党员站在他的对立面，知道我同广州共产党员在接触，他也知道广州的工会已经离开他了。自然，孙中山起初对我不大信任，因为我的话同广州共产党人的行动是不符的。
他出乎意外地提议要在一个县里“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是在试探我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了他这个建议后，便向孙中山阐述了我们对中国革命当时所处的阶段的看法，对必须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及其可能提出的纲领的看法。这些问题成了我们谈话的主题。
孙中山活跃起来了，他脸上那种紧张神色消失了，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光芒。他开始谈到他起草的他那个党的纲领。他用两个提法来表达这个纲领，一个是“三民主义”，另一个是“五权宪法”。
这两个提法中体现了对孙中山影响很大的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他试图把美国资产阶级的原则同中国的条件结合起来运用。孙中山并不掩饰“三民主义”渊源于美国。他说，林肯总统的原则同我的原则完全吻合。他说：“人民的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为人民办事的政府。无论对欧洲人来说，还是对美国人来说，这些原则都使他们取得光辉的成就。在中国可以找到表达这种思想的语言，我把它表述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当时提的民族主义就是指中国的五族（汉、满、蒙、回、藏）共和。通过由汉人同化其他民族的途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孙中山在其纲领的这一部分中还未谈到使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他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应当成为一个可以根据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吸收外国资本的、独立的国家。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意味着实现“按比例”交纳土地税。纲领中这一部分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赎买一部分土地，在贫农中分配土地，按地价征收土地税，这就是在“三民主义”中阐述的土地纲领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国家只应规定比例税，以阻止大土地所有权的形成。
孙中山当时在农村想依靠的不是贫农，也不是富农和资本主义成份，而是中国的中农，是小农。在这个纲领里，农民的利益主要是在整顿租税制度的那一部分中反映出来的。孙中山当时只消在他掌握的广东省立即循序渐进地实行这一租税改革，他就能把千百万农民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他就能在这些农民的帮助下胜利地继续斗争，但他没有这样做。
当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不实行自己的土地纲领？他答道：现在他面临的是军事任务。他得要把全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实行土地纲领。然而这就是他前一阶段斗争的主要错误。孙中山如果依靠农民，他的斗争就不致屡遭挫折和失败。
孙中山没有理解到他自己的纲领所反映的是哪些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不知道在斗争中应依靠何人，如何把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他以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名望本身会自然而然地迫使敌人放下武器。孙中山认为，在中国节制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而且这样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他理解这种斗争的根源，理解斗争产生于资本主义。他说，欧美的全部罪恶就在这里。那里的“产品分配不均”，那里有大量的穷人，国家的全部财富都被资本家掌握了。
孙中山说，“问题在于，欧美一切灾祸的总根子在于产品的分配异常不均。中国没有大资本家。”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会有阶级斗争。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可能出现大资本家，对此必须进行斗争。不能允许私人占有大工业企业、铁路、矿井、矿场。因为这会招致“不均匀地分配产品”，这一来，中国也会出现欧美出现过的现象。
“欧美产品分配的不均衡性是我们的坏榜样。因此，我鼓吹民生主义，主张土地和资本社会主义化。”这就是当时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概述。
关于资本国有化的学说，归结为节制大私有生产的发展，因为这种生产破坏中国手工业、小商业和农民。与此同时，孙中山由于十分了解英美的情况，所以他理解现代技术优越于中国的中世纪的落后技术，大机器工业优越于手工劳动。他认为必须把现代化先进技术引进中国，并制订了一个宏伟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不过不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是在资本国有化的基础上，在铁路、港口等等国有的基础上发展。这实质上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中国布满铁路网是他的一个宿愿，他很喜欢谈这个问题，他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
孙中山当时的民权主义在《五权宪法》中作了阐述。这种宪法实际上是一个理想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法。这种宪法在同中国的专制主义和受到外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派的斗争期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进步纲领。应当看到，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孙中山的晚年才形成“自为的阶级”的。孙中山在晚年才以新的态度来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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