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华侨日报》三月十一日文章】（作者：蔡津）题：中国留学生种种
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艾伦·惠廷在一年多以前曾撰写文章说：“如果中国要‘赶上’先进的国家，就必须培养新一代的专家，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专家。外国实验室和课堂可以比中国的教育机构更迅速地满足这个需要，而且至少是今后几年内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也是在一年多以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接见日本朋友池田大作时透露，中国为了推进四个现代化政策，今后在一定时期内，计划派遣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从李先念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国确是热心于派出留学生到先进的国家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加速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步伐。
据最近的消息说，中国从去年以来，已向世界五大洲四十一个国家派出二千七百多名留学人员。其中，多数是进修人员和研究生，少部分是从大学挑选出来的优秀学生。他们“为中华崛起而勤奋学习，已取得较好的成绩。”
据美联社报道，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包括：计算机技术、农业机械、机械工程、电子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核物理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农业、石油技术、冶金学、造船、林学、航海、法律和政治”等。可见，他们的学习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而他们的学习态度是深得导师们的称赞的。据丹麦的一位校长说，中国留学生“什么都想看看”，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一位法国教师称赞道，“中国学生学习认真，尊敬老师，聪明勤奋，进步很快”。或者就是因为这样，据报道，现在许多外国教授对接受中国留学生很有兴趣。法国各大学争着要接受中国一百名大学本科生。西德亚琛工业大学一位教授说，“我们大学特别适合接受勤奋用功又聪明的学生，经过这段了解，我们更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了。”
十分耕耘，十分收获。刻苦用功的结果，中国留学生的成绩是颇为突出的。据报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五名中国研究生，电动力学考试成绩在全班三十二名研究生中，皆名列前十名，考第一名的陈成钧获得一百分，给学校当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进修“英语学习研究生课程”的朱德逵，一年来经过十二次测验，两次口试，四小时大考，还写了两篇论文，在全班名列前茅，两篇论文被列为全系第一名，得了两个“最优”。在巴黎第六大学进修数学的李潜，用两周的时间，做好了导师限他一个月完成的三道题，导师非常满意。最近他写的一篇论文，被专家们认为质量很高，将之推荐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发表，他被邀往西班牙参加有关的学术会议。在西德亚琛工业大学进修的路甬祥，在电液比例流量方向控制元件的研究中，由于做出了一项具有较大技术经济价值的新发明，获得了专利权。
除了学习外，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怎样？相信是人们感到兴趣的。据《远东经济评论》的文章说：一九六六年，到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住在大使馆宿舍，都需要由司机接送往返大学，而且，避免与法国人作任何个别接触。”该文章说，“今天，中国当局已采取了新政策，青年留学生被鼓励与一些愿意收留他们住宿的法国家庭一起生活。那些在巴黎大学区租房子住宿的青年留学生，还接受个别邀请，与同学或老师共进晚餐”。
据美联社记者韦斯特写的一篇文章谈到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时说，“他们与很多英国学生以及其它国家的留学生同住一个宿舍楼”；“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的三个中国学生，在学生宿舍楼谈论他们的经历。他们讲的英语是无懈可击的”。
出人意料的是一位从香港到英国读书的学生写的文章说，去年暑假期间，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竟“四出寻找工作”，“年轻一些的在书店帮手，餐馆洗碗，夏令营工作，而年纪较大的多数都找到文字翻译工作”。据他们解释，找工作是因为“大家想到自己留学用了国家不少宝贵外汇，希望在暑假赚回一点钱，至少做到暑假期间自给自足，为国家省一点钱，而且可以和当地人民有更深入的接触。”
【香港《明报》五月十七日专讯】题：中大访问团谈中国大学两大难题文革制造低质学生师资缺乏青黄不接
中国高等教育现时出现两项迫切要解决的难题，其一为如何提高大学生的质素；另一为怎样填补大学里新一代的教师。这两个问题都是因文革时教育系统被打乱所造成的遗祸。最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历史、哲学、宗教四系的教师组成考古访问团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他们曾访问过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亦参观过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及洛阳、西安等地的古迹文物，并获与中国教育部长蒋南翔及各学术机构负责人会谈。访问团团长中大历史系高级讲师林寿晋，昨日讲述此行所得的观感。他说，在文革时，大学教育简直是名存实亡，国内曾经流行这样的话：“大学招牌，中学课本，小学程度。”可概见当时大专学府的情况。近年大学教育已恢复正常，且若干文革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学科，如社会学等亦重新开办，可见内地的教育政策已经灵活得多。
过去，法律、企业管理等学科并不受重视，目前皆已获重新评价。林寿晋表示，访问北大时，曾问该校最热门是哪一个系，答案出乎人意料，竟是法律系。去年北大共招收二千名新生，而有二百人是读法律系的。此外，以往各系课程编制固定，学生入读之后，不能自由选课，而现在已允许学生有一定程度的选课。另外一点是去年已正式通过颁授学位制度，大学当局根据学生的成绩而颁授学位或文凭。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一直无学位颁授制度。以上几点都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所作的灵活改变。
目前，国内教育界所担心的就是大学生的质量和新一代的大学教师有青黄不接的情形。要将大学生质量提高，至少要几年时间才赶得上；另外，北京大学全校有教员二千七百人，所有教员年纪都在四十岁或以上的，他们都是文革之前大学毕业，部分留校作助教，全国其他大学普遍有这种现象。这情形显示文革之后并无训练到新教师，造成有年老专家，中年专家，但无青年专家，将来接班方面便会出现困难。
说苏联全国上下都在围绕着计划指标转，完不成计划就有被罚款和蹲牢房的危险；这种死板的计划经济导致了吨位主义思想，造成疏忽大意、工作马虎和谎报计划
【西德《世界报》四月二日文章】题：莫斯科的吨位主义和铁路旁的马铃薯
今天国营的苏联“国际旅行社”向人们介绍它那社会主义假成就的俄国。“国际旅行社”的大轿车专拣干净的柏油大道走，在粉刷一新的房屋和新漆的篱栅旁经过。“国际旅行社”总是带人家参观收拾得井然有条的车间和铺上白桌布的工厂食堂，菜价便宜的菜肴满满地堆了一桌子。
已经到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七个十年，这个苏维埃国家还想对世界隐瞒它的本来面目。在苏联，有七万名稽查员在监护着国家和政府的秘密。
今天那些参加地下组织的俄国人在把苏联的真实情况告诉别人。莫斯科的一个匿名的公民委员会散发的一份传单说：“我们的国家拥有地球上最富饶的原料资源，它是世界上名列第二的工业强国。但是按生活水平来看却名列世界的第二十一位。我国劳动人民用挣的钱买的东西只是美国人、英国人或西德人的七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我们的平均住房面积只有上述国家的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这么大。同西方相比，我们的养老金、医疗补助和抚恤金也是少得可怜的。苏联工人得到工资照发的假期是所有国家中最短的。”苏联在国际经济比较中名落孙山的责任，在于僵死的计划经济制度。这种制度扼杀个人积极性，把国家需要置于公民需要的前头。
举国上下都围着完成或完不成计划转。计划具有法律的效力。谁要是完不成计划，就会有罚巨款或蹲牢房的危险。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们整天忙于经济问题——甚至连农业中的养猪和轮种法这些具体的事也管。
整个国家的教育和文化政策，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统统都以完成计划这样一个目标为方向。经济消息控制报纸的头版，并且也是电视和电台的要闻。警察、军队和法院准备，如有必要就采取手段迫使人们完成国家计划指标。
怕完不成计划的恐惧心理，成了经济的主要推动力。衡量经济成就的尺度，几乎就光看是否完成了为企业预定的以吨位、公尺或是件数为单位的总产量，丝毫不考虑材料的消耗和成本。因此，用东方的计划行话，这种完成定额的办法也叫“吨位主义”。“吨位主义”的最高目标是一字不差地履行所有规定的计划，不管它是否经济，不管它是多么无意义。
尽管从价格来看原则上人人都可以享受一切——廉价住宅、服务设施、高级饭馆，但是要么由于经常挤满着人，要么由于长期缺货，实际上没有人能够得到这些东西。谁想得到奇货，并不是靠多花几个钱。他得贿赂，或者是跻身于苏联享受特权的贵族阶层。
在许多工厂的仓库里，材料堆积如山。这是因为，工厂的经理们显然凭着自己的经验，不相信原料、半成品和零配件的供应会很顺利。库存物资是苏联的经理们在材料供应中断的情况下用来“保命”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他就可以把库存拿出来，保证计划指标的完成。此外，在苏联总是开头容易结尾难。按计划必须建设多少多少工厂——，造是造了，但没完工。就让工厂有个空架子，人们把它称之为“投资废墟”，然后又开始盖下一个工厂，以便再出现一个有头无尾的工程。这样，计划完成了，甚至还是超额完成了，而没有一个工厂是开工生产的。
《真理报》最近报道了“吨位主义”在经济上产生多么荒谬做法的另一个例子是：哈尔科夫的一家发动机厂因为造一台挖土机要付出将近三倍于推土机的劳动，因此该厂只生产推土机，而不管是怎样急需挖土机。
冰箱不冷、灯泡不亮，衣料缩水
——毛病可以列很多，消费者怒气冲冲。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苏联的商人守着无法销售的堆积如山的纺织品，难看的鞋子，粗笨的家俱和粗制滥造的厨房用具，尽管苏联到处长期缺乏此类商品。
在苏联的百货商店里，一九七○年年底共积压了四千万双无人问津的鞋子，相当于一年的鞋产量。一位生气的女顾客抱怨说：“昨天我买了一双灰色女鞋穿，刚到街上两个鞋跟就掉了。”
“吨位主义”造成了疏忽大意、工作马虎和谎报计划。假造喜讯，美化统计数字。列宁格勒的一位钢铁工人诉说道：“我们报道的喜讯是根本没影的事。我最近听到电台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消息说什么已经提前完成一台压力机，而我现在还正在生产这台机器呢。”
不用说是有一些笑话谈关于怎样用统计数字来撒谎的。有一个公民谈到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电台报道说农业生产了足够的肉、水果和蔬菜。但他打开崭新的冰箱一看，里面却空空如也。那怎么办呢？有人劝他把冰箱绑到收音机上去。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苏联企业因为它所生产的机器不中用，或者是因为它的产品不合市场需要而关闭的。莫斯科最大的啤酒厂多年来一直用啤酒里面掺上自来水的做法，提高它的啤酒产量。它之所以可以这样不受处罚地行事，是因为负责制定计划的人，乃是从数量角度来看质量的。
企业常常追求“轻松的计划”，而忽视成千上万种因为份量轻或价值不大计划不上算的小件产品。据勃列日涅夫说，苏联现在缺少各种“小百货”——最常用的药品、肥皂、洗衣粉、牙膏、线和尿布。
计划不能办到的，就只好靠私人的主动性了：先是西伯利亚的严寒把集体农庄土地上的种子给冻坏了。然后下了几个星期的大雨，把一层薄薄的腐殖土给冲走了。最后这里又发生干旱。管理不善、计划混乱以及周转不灵的官僚指挥机器造成了对大自然的破坏。苏联一九七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亿七千九百万吨，没有完成计划，短缺四千七百万吨。
在苏联，鼓捣小菜园和在铁路边上种土豆的风气正在盛行。在炎热的夏天，他们不辞劳苦地小心为庄稼浇水，然后就拿出硕大的果实来出售。甚至连国家收购人员也东跑西颠地收购这些私人土豆，以便用高价来补足其计划指标。
苏联土豆产量的三分之二、蔬菜的百分之三十、肉和牛奶的百分之二十九，以及三分之一的鸡蛋是私人自留地生产的。这里一共有一千三百万头私人奶牛，集体农庄则拥月二千八百万头。猪、绵羊和山羊的比例，私人甚至以四比一的多数占优势。
如果没有这些兴旺发达的自留地的话，俄国的大城市居民——大约一亿人
——早就饿死了，社会主义的美梦也恐怕早就做完了。这些自留地只占苏联耕地的百分之一点五，但却生产整个粮食需要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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