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世界周报》七月三十一日号刊登时事社驻北京分社社长志村规矩夫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三年经济调整措施成败的关键是控制人口增长》，摘译如下：“提高生活水平”是调整的目的中国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决定了用三年时间调整经济的措施，其中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当前的一项紧急任务而加以突出。
经济调整的基本方针是，置重点于农业、轻纺工业，减少重工业的投资比率。它的目的是要加快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的积累速度；与此同时，如果和促进农业发展以增产粮食、改善饮食条件一并考虑，就会了解经济调整的目的在于重视实际生活，就是把“提高”九亿人民的“生活水平”置于最优先地位。
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三亿零四百七十五万吨，而去年年底的人口就有九亿六千万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粮食三百一十七公斤。以增长率○为目标主管人口问题的陈慕华副总理在日前一次会议上说：“到一九八五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一点二降低到百分之零点五，而且，到二十一世纪初，必须把增长率控制到零的水平。”
据公布，去年人口增长率的正式数字是百分之一点二；按这个增长率增长下去，到一九八五年，人口将比现在增加八千四百万。所以，即使经济建设十年规划所确定的粮食年产四亿吨的指标如数达到，按人口一平均，也还是几乎没有增加。
仅就粮食这个生活的基础条件来看，同先进国家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在扩大。如果同解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作比较，那又另当别论；而如果突出为如此具体的数字所证实的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扩大的倾向，那就会明白，“中国解决了吃饭问题”的说法如今显然已经成了一个“神话”。
同粮食的如此这般的关系，正是一个背景，使得控制人口增长成了经济调整当前十项措施中的重要支柱。
今年一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决定了一项方针：“生一个孩子最理想，顶多生两个，生三个就要采取某种措施。”可以说，这简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因为在中国还根深蒂固地保留着“孩子越多越幸福”的传统想法，而在农村里这种风气格外严重。
在提出这个方针时，援用了一个有趣的数字作为启发人们醒悟的材料。以目前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孩子出生以后，培养到成为一个劳动力的年岁——十六岁，究竟需要多少费用呢？在吃饭不花钱的农村是一千六百元，在小市镇是四千八百元，在大城市是六千九百元。其中包括了读到中学为止的学费；假如每年出生一千万个孩子，那么，仅仅把这一千万人培养起来，大约就要花费二百二十亿元。假定每年都出生一千万个孩子，那这笔经费就是非常可观的。如果同今年的预算规模一千一百二十亿元相比较，人们大概就会点头称是。取决于群众的理解和合作无可否认，控制人口增长是关系到经济调整措施成败的紧急课题。问题在于群众究竟是否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合作到什么程度。前些时候，我有机会参观了上海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我们被领到一个相当富裕的农民家庭去访问，这家农户一年有将近二千元的现金收入。这一家的富裕程度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因为城市周围比较富的人民公社，平均每人的年现金收入是二百二十元到二百四十元左右，五口之家才一千多元。那么，这一家到底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收入呢？它的秘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人口多，劳动力多。
陪同参观的中国有关人士感慨地说：“要农村实行节育计划真难啊！”农村人口占九亿人的百分之七十五，考虑到中国的这个现状，就会感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这方面还有不少困难，所以值得注意。
【路透社华盛顿八月十五日电】世界银行今天说，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中，世界城市人口将再增加约十亿；二○○○年后，世界人口的一半居住在市镇中。
根据该银行的《世界发展年报》，城镇增加的人口主要属于发展中国家。
该银行职员说，到二○○○年时，墨西哥市很容易将成为世界最大城市，人口超过三千万。虽然，大东京和大纽约连市郊在内，也可能达到这水平。
报告说，到二○○○年，发展中国家中另有十七个城市的人口将超过一千万。报告集中讨论都市化，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它说，总的说来，可以预期本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内，世界人口增长约二十亿，使二○○○年时总数约为六十亿。人口增长中，约十五亿是在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说，纵使世界经济沿着目前预期的颇为适中的路线增长，这个规模的人口增长仍会使得进入下一世纪时，约有六亿人生活于赤贫之中。它警告说，但是，如果世界经济并非如预料一样，赤贫人数就会增至七亿一千万。（转载自香港《大公报》）
【美联社联合国总部八月十七日电】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执行首长沙拉斯今天说，已开发国家的婴儿太少，开发中国家的老人太多。
沙拉斯在题为“一九七九年世界人口状况”的报告中说，工业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都有生育率降低和寿命延长的趋势。
沙拉斯在报告中还说，目前的第三个人口问题是城市人口爆炸。
他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在本世纪结束前，可能再度倍增。（原载台湾《联合报》）
【本刊讯】五月二十七日出版的《纽约时报书评》刊登马里林·本德的一篇对《粮商》（作者为丹·摩根）的书评，题为《思考的材料》，摘译如下：
在一九七二年夏天，俄国人打进了美国粮食市场，弄走了将近二千万吨小麦和大豆。他们买这些粮食花了十多亿美元，而且留下了说明他们意图的充足的线索。中央情报局根据这笔交易的经纪人（即丹·摩根所说的“粮商”）所提供的情报，了解到他们购买的粮食数量。
虽然摩根先生说，在俄国人来到粮仓门口时，美国政府正在门内进行推销，可是他始终坚持把采购这样巨大数量的粮食以及一九七五年所作的这样一次采购称之为“抢粮”。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官僚主义的疏忽错误，这是人们熟悉的、却易忘却的一个目标。而谁是受害者呢？当然是消费者。
由于苏联的大批购买直接造成了粮价的上涨，美国人被剥夺了一向使他们感到如此富有和神气的两个有利条件之一——廉价的粮食。一年以后，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开始把石油价格抬高四倍，另一个有利条件
——廉价的燃料——也开始消失了。
按照冷酷无情的经济平衡法则，有人受灾则必有人得利——通常是律师或者经纪人。粮商们向俄国人销售小麦获取了暴利（向俄国销售小麦却意味深长地证实了苏联共产主义未能解决难办的农业问题）。同样，每当液金（指石油——本刊注）卡特尔聚在一起商议并宣布抬高价格时，石油公司也大获其利。
虽然他们的存货供应的是比石油远为基本得多的人类需要，可是粮商与他们的石油兄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公司是庞大的、多样化的多国公司，五家公司中有三家设在美国。
尽管摩根写到的五家粮食公司规模大、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可是它们都是私有的家族商业。它们守口如瓶，近乎偏执狂。至于专营的石油公司，由于拥有大量普通股东，总是急于维护他们的利润和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粮食公司和石油公司对国会和白宫提出的要求，大多得到满足，不管是取消关于必须用美国船运载粮食到国外去的规定也好，还是解除对石油价格的控制也好。
摩根先生为人们揭开了粮商集团活动内幕的一角，大为引人注意。这个粮商集团里有：大陆粮食公司的弗里布尔家族和路易斯—德赖弗斯家族（这两家都属法国的犹太人血统），洛桑的卡尔维尼斯特·安德烈家族，邦奇公司（设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博恩家族和赫希家族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的那些节俭的苏格兰人，卡吉尔公司的麦克米伦家族和卡吉尔家族。
丹·摩根是《华盛顿邮报》记者，一位老派报人，而不是一位脑瓜灵活的新式记者。他承认他除了与一位公司发言人共进过一次使人应接不暇的讲究的午餐，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情报外，从来没有与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有更密切的接触。但是他描写了大量形形色色的人物：埃及“转手商人”，狡诈的俄国人，智胜纳粹分子的法国贵族和被城市游击队绑架去的商人继承人，真是五花八门。
摩根通过勤勤恳恳的报道，从公共文件和前雇员的证词中汇集了证据，提出理由认为粮食公司在分配不是他们生产的物资方面掌握着国际权力。他们通过储存、加工、运输和经纪业控制粮食商品的分配，不管粮价涨落，他们都赚钱。
摩根以这五家公司为中心全面报道了一个与政府相结合的行业的情况。
《粮商》是一本写得松散的有时杂乱无章的书籍，尽管如此，它的情节还是引人入胜的：描写了自从四十年代美国成为被战争搞得大伤元气的世界的主要供粮国以来，美国农业政策的演化。
剩余粮食是历届政府极力想摆脱的沉重负担，它们向贫穷国家预支贷款，出钱给中间商去推销和运走粮食。
美国的销售天才们动脑筋研究不断变化的世界需求。
美国的推销术很成功。丹·摩根断定政府长期来满脑子考虑的是如何处理剩余粮食，而对缺粮毫无准备。
现在，对美国消费者正在进行反洗脑，让他们作星期三无肉日的思想准备并提高豆芽的质量。在一九七五年夏天，国务卿基辛格提出用美国粮食换取苏联石油的策略。但是，基辛格坚持石油要打折扣。随着炎夏渐渐变成寒秋，苏联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粮食公司从其它国家采购齐了所需要的粮食。可是易货贸易的主张从未实现，只是得到了进一步令人沮丧的证据，证明了在与据推测极度需要的俄国人打交道方面美国谈判技术的优柔寡断。
比改变美国消费习惯或粮食公司毫无抑制的独立性更令人烦恼的，是摩根提出的一些人道主义的问题。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利用粮食作为外交工具？我们应当如何两头兼顾，既照顾到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也照顾全世界饥饿人民的要求？
摩根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只调查和揭露事实而不出主意的记者，对这些问题没有作出答案。但是，他提出的一些启发性的问题，是作出至关重要的决定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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