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明报》四月二十七日刊登一篇社评，题为《越南神医的“锯箭法”》，全文如下：
中越谈判在河内开始后，越方提出了三点建议，主张在两国边界设立非军事区，恢复正常关系，解决领土争执。这三点建议，在表面上看，的确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这并没有接触到中越之间所以从极度友好而交恶、所以演变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基本原因。中越双方要在这三点上达成协议，除了领土争执不易取得一致意见之外，其余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当中越两国好得犹如蜜里调油，中国每年以大量金钱、物资、军火武器供给越南之时，领土上的歧见根本不成问题，两国边界当然更没有设立非军事区的必要。越南这三点建议，所接触到的只是“果”，却对真正的“因”避而不谈。
有一个老笑话：某人中箭，身受重伤，请外科医生医治。医生拿出小锯，将箭干贴肉锯去，说道已医好了，就此伸手要钱。伤者呻吟呼痛，说还有半枝箭留在肉里，如不取出，性命难保，如何能说已医好了？医生说道：我是外科医生，只医体外创伤，箭在肉里，是内科医生之事，恕不负责。
越南的三个建议，正等于这位外科神医的“锯箭法”，表面上似乎问题已经解决，但箭在肉里，并不拔出，又不医治创伤，徒然锯去半截箭干，如何能彻底治疗？中越谈判，目的在彻底治愈破坏两国关系的重大创伤，决不是做些表面工夫就算了事。
中越关系恶化的基本原因，众所周知有三：第一，越南依附苏联，视中国为敌，采取各种各样敌视中国的行动。第二，越南以武力吞并柬埔寨和寮国。第三，越南要在东南亚地区称霸，执行“小国沙文主义政策”，进一步吞并泰国和新马，和苏联南北呼应。
至于华侨问题、边界冲突、领土争执、交通运输关系不正常等等，都是上述三个主因的后果。只有将整枝箭从肉里拔出来，再敷以止血生肌药膏，包扎伤口，创伤才能治愈。如果不拔出利箭，锯去半截箭干固然毫无用处，就算敷药止血、打针止痛，那也终究治不好箭创。要使一镬热汤不再沸腾，人人知道必须釜底抽薪，不能扬汤止沸。
中国副外长韩念龙在谈判中拒绝了越方的三点建议，另提八点建议。真正的要求是第二点。“任何一方都不应在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其他地区谋取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向外国派驻军队，已派驻在外国的军队必须撤回本国。任何一方都不参加旨在反对对方的军事集团，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不利用别国领土和基地向对方或其他国家进行威胁、颠覆和武装侵犯。”越南只要接受了这一点，其他七点都迎刃而解。整枝箭干从肉里拔了出来，别的就都易办。
【法新社马尼拉四月二十一日电】马科斯总统今天说，“良好迹象”表明，在今后五年内，菲律宾将建成几个油田，可生产它所需要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石油。
马科斯说，在这个岛国各个不同地区进行的勘探工作的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在利用和发展代用能源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刊讯】苏联《星火》画报一九七八年第四十八期刊登尤里·波波夫写的一篇介绍新加坡的文章，题目是《在靠近赤道的国度里》，摘译如下：
从这里到赤道路途颇近，总共还不到一百五十公里。这里的白天和黑夜差不多一样长。在新加坡，六点半就星斗满天，十二小时后才天亮，气候终年不变。
新加坡是一个十分繁忙的国度。自一九六五年共和国获得独立那天起，这个岛国的脉搏就急速地跳动起来。共和国的任务是要在同帝国主义对手的残酷搏斗中保全自己、站稳脚跟，保住已经获得了的独立。要知道，除了五百八十八平方公里的陆地（还要以海水退潮时计算）、二百三十万人口以及环绕该岛的海洋和海湾以外，新加坡实际上是一一无所有的。它没有任何自然资源。尽管这里雨水很多，却甚至连水都不够用，还要在很大程度上靠马来亚供水满足自己的需要。
新加坡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由于一系列对它有利的条件，不管是在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还是在本国经济发展方面，可以说都超过了邻国。
新加坡市是一个英国式的城市。市区全是英国式的建筑，街道是以英国的海军将军和总督的名字命名的，各种生活方式也完全是数百年来英国殖民主义官员在东方国家造成的那一套。
回想起十五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的情况，那时，街道上到处是人力车。衣服褴褛的乞丐在停泊着驳船和舢舨的桥头乞讨。残垣颓壁的街道上垃圾堆积如山，臭气冲天。现在，这个城市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能够生产电子设备，建造和修配远洋船舶，制造复杂的精密机器。从法贝尔山上极目远望，三十、四十和五十层大楼的轮廓清晰可见。
新加坡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它还在继续从过去旧殖民地状态向新的现代文明过渡。这种新旧混杂大概就是这个城市最突出的特点。这里不仅语言和服装混杂，而且风俗、宗教和民族也相互交织在一起。只有贫富之间的差别是经纬分明的。有钱的华人、印度人和欧洲人住在一起。一般来说，他们都有自己居住的地区，住的是豪华的有现代化设备的高楼大厦。
新加坡发源于海洋，至今它的建筑物还面向大海。从这里的一条与城市同名的小河河口开始，矗立着银行大楼、石油垄断公司总部和贸易大楼。但是紧挨着这个富丽堂皇的街区，却是另一个新加坡了，两三层的楼房一个接一个挤在一起，炉灶里烟雾腾腾。这就是所谓的华人区，是那些希望领略一下旧殖民地异国风味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旅游者必去的地方。
这个城市的旧城区确是别有风味：到处都能听到中国的国乐声，店堂里对着门挂着镜子，用来驱魔降灾。
这里的华人区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沉寂过。这里也将出现商业区。殖民地时期的旧房屋已经没有人再去修缮了，房主们知道，它们必然要被拆除。
在新加坡贾拉贡大街的附近，是另一种景象
——印度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
新加坡的印度人比占共和国全部人口四分之三的华人少得多。但他们同样保持了自己的礼仪和风俗习惯。妇女额头上点着檀香红点。男人扎白色腰带。空气中混杂着焦油气味和花香。凡是印度可以买到的东西这里都可以买到。印度人同华人一样很早就在新加坡定居了，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来到那里。殖民主义者当时需要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按照合同来到了异国，后来，这块土地便成了他们子孙后代的祖国。
马来亚人是这个岛国的土著居民。他们也保持了自己的风俗习惯。一部分马来亚人仍然住在该岛东西两岸椰子林下的村庄里。但多数人已搬到了具有城市特点的地方。马来亚人卷入现代生活和利害关系旋涡的速度比较缓慢。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马来亚语被正式定为国语，尽管最流行的是英语和华语。
这些民族联合成一个统一体的进程尽管可能是缓慢的，但还是在进行。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同老年人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应当指出，二十五岁以下的人约占共和国全部居民的一半。
共和国的教育制度也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所有的孩子都能上学，从小就相互来往和接近。随着共和国工业的发展，民族界限也在逐步消失。
同时，还必须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新加坡社会的这种“现代化”也会产生其他许多现象。
我曾不只一次地听到有人说，新加坡对各种时尚和影响都敞开大门。但实际上，首先接受的是西方的各种消极影响。
每年来新加坡的游客不下五十万。这是新加坡收入的最大来源之一。但其中有不少人精神颓废、灵魂空虚，有的甚至是嗜毒者。当然也就会出现一些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人。为了减少来自大洋彼岸的“文明”对新加坡青年的腐蚀，曾采取了一些对策。例如，禁止上映宣传暴力的影片。有一段时期，曾禁止留长发的游客入境，在大街上和检查通行站一经发现长发，就立即剪掉。
新加坡是整个东南亚最大的金融中心，那里集中了几百亿美元的所谓“硬通货”。在一条大街的摩天大楼里有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世界性银行的办事处。外国资本向这里大量涌来，这是因为这里有进行各种投机的方便条件，据意大利《快报》周刊说，这是因为“这里的工人不举行罢工，工会由政府控制，各公司在招工和解雇问题上有充分的自由。”
外国公司在这里赚大钱，但究竟赚了多少利润，谁也说不清楚。街头上的银钱兑换商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的自发势力。在这里可以兑换您希望得到的任何货币，但是没有正式的官方牌价。
新加坡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现行的货币交换体系正在遭到破坏——商品价格制度也在遭到破坏，各个经济环节动荡不定。
就其吞吐量来说，新加坡港仅次于纽约、鹿特丹和横滨，是世界第四大港。实际上它是邻近国家的货物转运站。是世界良港之一。从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轮船上卸下汽车、机床、各种设备和消费品。然后把原料、木材和农产品等便宜的货物运走。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二十三日刊登奥尔巴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据说，反阿富汗领导的叛乱将要加剧》，摘译如下：
据这里的分析家们说，反对成立一年之久的亲苏联的阿富汗政府的武装起义在最近几周已经加剧，据报道目前已发展到该国的二十八个省中的二十三个省。
虽然还不清楚造反的部落人实际占据了多少国土，但是，国务院的人士说，阿富汗的陆军正规部队把叛乱分子从该国东部靠近巴基斯坦边界的两个地区——库纳尔河流域和帕光蒂亚地区驱赶出去的行动遇到了麻烦。
这里的专家们感到担心的是，在阿富汗偏僻和崎岖的山区及山谷地区蔓延着的叛乱活动，可能会成为在一个不稳定的“危机四起的弧形地带”的两大国之间的另一场对抗。这个危机四起的弧形地带从非洲之角穿过也门和伊朗伸展到阿富汗。
苏联人深深卷入那里的局势（派有一千多名顾问和越来越大量地向那里供应军事武器），致使卡特政府把阿富汗问题看作是俄国人采取国际侵略行动的另一个事例——除了最近在越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采取的行动以外。然而，一些美国外交官认为，阿富汗可能变成苏联遇到的越南那样的局势，那里荒凉的地区和人民所具有的激进的独立性，将会使苏联人遭到失败，就象他们在一百年前曾挫败了大英帝国的缔造者的目的那样。在唯一一次在城市（这是一个位于苏联、伊朗和阿富汗三国边界汇合地的古老的贸易城市赫拉特）地区发生的暴乱中，据说专门选择出俄国人作为袭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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