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争鸣》一九七九年二月号刊载关瑜的文章，题为《必须刹住裙带风！》，摘要如下：
“裙带风”是中国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坏风气。中共是声称要与旧传统决裂的，但中共不少人却把这种坏传统继承下来了。
我曾在国内一个农场工作，亲眼看到，农场职工子弟中学每年分配毕业生时，干部子弟总是分配到机关、汽车队、医院、修配厂这一类单位，而普通农业工人子弟都被打发到农业生产队。干部子弟即使一开始分去生产队，也很快上调。小职员、汽车司机、修理工之类，在香港无人羡慕，但在国内却万人向往。因为这些工作不是繁重体力劳动，八小时上班，可以学到技术，上进机会多。比起在农业生产队干体力活，风里来雨里去，是强多了。
“一切工作都是革命需要”之类的说教讲得多了，人们已经听不进去。人们相信的真理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总之，老子有点实权的，儿子就能找好工作，迁升机会也多。而且，未必要老子亲自出面，下面管人事工作的干部自然会妥为安排，他们很懂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所以，如果有人提意见，他们可以说是“组织决定”，“工作需要”，理直气壮，谁奈他何？
中共前几年也提出过反“走后门”，反“裙带风”，但都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这些现象普遍存在，有的高层领导人以身作则，何能责人？但周恩来是好样的，堪称楷模。他的侄子与周的关系长期不得公开，甚至连在北京工作的权利都被周取消了。以邓颖超的资历和能力，任人大副委员长当无问题，据说中共中央也同意，却被周制止了。周的模范行为，实际上就是对他某些同僚的无声的鞭鞑。
笔者并不认为，干部亲属一律不得安排，不能重用，那也是形而上学的。如果只是利用裙带关系来安排个汽车司机或技工之类，倒也问题不大。搞点生活上的特殊也可以原谅。但国家的高级领导人也这样安排，则国家危矣！民族危矣！
要消灭裙带风，考试是个好办法。邓小平主张不但学校招生要考试，各工厂，企业单位都可用考试方法选择人材。干部选举制也是个好方法，如果人民能够认真行使选举权或罢免权，“四人帮”不可能危害十年。
值得欣慰的，中共已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初步收到成效。认真的考试制度已经开始执行，干部选举制据说也在酝酿中。据传，华国锋的孩子参加高考成绩不佳，有人提出照顾，被华制止，这就是件大好事。领袖以身作则，扫除歪风，四个现代化就有希望了。
【本刊讯】香港《明报》二月十日在《新闻分析》栏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报纸的新闻报道“慢三步”》，转载如下：
中共外销的报纸，自今年一月份起增加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省级党报；连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级”报纸，共有九份《报纸在香港出售。》不过，就这九份报纸去观察，内容和编排大同小异，更谈不上生动活泼。中共新闻界对于“新闻”和“可读性”的观念，与西方传播界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首次透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要改变全面农业机械化的办法，这本是关系七亿农村人口的大事。照常理应该及早报道，但中共中央机关报，在会议闭幕后一个多月才透露。——这与新闻报道抢时间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我们只要仔细读“人民日报”等报纸，有些报道，原是三、五天甚至十天以前新华社拍发的消息，“电”讯成了新闻蜗牛，这是中共报纸的一大特色。
中共的中央级和地方报纸，过去并没有社会新闻。近两年间，配合“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斗争，刊载了一些“社会新闻”，如干部贪污勒索强奸妇女，城市交通服务欠佳，但是报道的时间与事发的时间，都有很大的距离。很多“社会新闻”叙述的是半年乃至一两年前的事，缺乏那份新闻报道急速的“节奏感”。
新闻不能及时报道，与“新闻配给”以及层层的新闻检查制度有关。因为新闻报道缺乏速度的控制，很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农民的额外负担太重），无法很快揭露出来，等到揭露出来了要去纠正，已经太晚了，加重了人民的精神负担和其他方面的损失。
新闻报道不讲求时间和速度，是当前中共报纸最大的特色，也是几十年无法改变的大毛病。
【本刊讯】香港《明报》二月九日在《新闻分析》栏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新华社发照片比新闻慢了一个月》，摘转如下：
一月二十六日，编辑部转来新华社图片
——九张补选的中共中委照片。我原以为是当天发的新闻图片，可是翻看图背的文字说明，才知道拍发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只好询问同事，这批照片是不是收藏了很久，、他说刚刚收到，一分钟也没有拖延。
第二天，香港《文汇报》刊出这九张照片，总算使我明白，是新华社把照片压下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是北京宣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消息的时候，新华社拍摄了一组中委会新成员的照片，如果能够及时发到各地，自可配合新闻报道。但是，拖延近一个月才把照片发给订户，报上却没有新闻可配了。我实在想不出，新华社为什么不在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便把有关的新闻照片连同文字一起发？
本报订了新华社的新闻照片，收到的日期与图片背注明的拍发日期，总是有数天甚至十几天的距离。我留意此间《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刊出的图片，发现他们刊出的新华社图片，与我们收到的时间相差不远。由此可见，图片延误发出，可能是北京新华社总社所造成。
最近，中共中宣部召开会议，胡耀邦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的说法不对，这本是大新闻，它关联到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以及今后的文艺活动，可是《人民日报》等报刊只刊文字报道，而没有一张会场或胡耀邦讲话的新闻照片。
这种普遍的现象，说明北京报纸和通讯社对于“新闻照片”的观念太落伍了，至少是没有图文相配合的观念。他们即使是拍发了图片，也很少能配合新闻的需要和速度。这是与卫星传播的崭新时代不相称的。
说中国队的球艺一直停止在一九七四年的状况，甚至更差；进攻、防守和球员基本动作逊人一筹，教练不能当机立断，因此，名列十一名早在观众意料之中
【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月号，刊登林寿松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篮赛上看中国队》，转载如下：
本人自幼热衷于各种球类运动。自一九七四、七五、七七年中国篮球队三次访菲，以及本届参加世篮赛，每次都是特地到马尼拉来观摩和欣赏。现在试谈谈个人对参加世篮的中国队的观感。
自世篮开始在马尼拉抽签安排赛程以来，中国队抽在第二组，同组的是巴西、意大利、波多黎各。当时看过三次中国队的我就预料到中国是无望打入准决赛了，因为同组中三队，都是欧美劲旅。
果然，预赛开始，中国队第一场对巴西，想不到中国竟然输了五十七分之巨。第二场对波多黎各，中国输了三分，未免又使人感到可惜，因为以当晚球赛过程看来，中国实有取胜可能，假如中国队教练能够当机立断，调配球员得当，是有可能反败为胜的。此场失败，一般观众或华侨都同声说是输在教练反应迟钝，非队员之过失。看过是场的华侨华裔，认为中国队在此二位教练督导之下，不但多年来未见进步，反之是每况愈下。回忆自一九七四年中国队第一次访菲，彼时各有胜负，大体上说来一般球艺还是相当可取。而这次参加世篮数场预赛，比起首三次访菲时各场的表现，更有若天渊之别。似乎中国队的球艺一直停止在一九七四年的状况，甚至更差。
这次参加世篮赛的欧美球员，虽都是高头大马，但个人基本动作及球技，个个是上乘的，无论运球、传球、接球、抢球、转身、上篮都身手矫健敏捷。进攻退守，均有队形。尤其是南斯拉夫、苏联、巴西、意大利那些高大球员，中国队员与之比较起来，实难望其项背了。因此，他们名列十一名，早在观众意料之中。
反观中国队球员的个人基本动作，面对欧美球员，尤见悬殊。传球时又慢又软，往往抛出弧形球，致被对方高大而行动快捷的球员抢去。进攻时乏冲刺力，抢不到篮板球，球员行动迟缓，不善于走空档，永远是五个人站住把球往回传着，球员不主动走近接球，只呆在那里等待队友把球送来。亦不善于利用中央突破、两锋交换切入以破坏对方防守队形。甚至患有一种通病，运球到篮下，应攻不攻，而把球向后传出，致被对方抢去。退守如采用区域防守时，往往不把双手高举，上下左右摆动，扰乱对方视线，致被对方精于短距离投射的球员射入。采用人盯人防守时，又不敢贴身紧跟，致被对方刁钻灵活善于闪身的球员切入上篮。如此基本动作，焉能对付欧美球队的凌厉进攻？即使是对亚洲非洲球队中采取美式打法的菲律宾、南韩、塞内加尔，中国队球员的基本动作，亦逊人一筹！
篮球是一种五人团体运动，比赛时需要五个球员联络纯熟，进攻时要迅速灵活，退守时善于抢夺对方来球。可是要做到以上各点，就需要每个球员平时的基本动作锻练得好。其实中国队球员无论高度、体能、素质、智慧都是好的，差的是球员基本动作，平时训练不够到家。
除了球员要有好的基本动作、高度、体能、素质、智慧以外，其次还要有眼光敏锐、善于观察球员临场心理状况、指导调配球员替换的精明教练。往往一场球赛的胜负，取决于教练临场时能否镇静指挥调度，球员应换即换，绝不踌躇固执，球员有所差误，即要叫停加以指点，不要一连输了几十分，发现球员已打不出平时水准，还是坚持不调换，使其打到终场。
举个例子，中国队对巴西、波多黎各及非洲弱旅塞内加尔之役，中国队教练很早就起用七尺四寸高的穆铁柱。我想教练的用意是认为对方都是七尺左右的高头大马，所以有需要派用比他们高大的球员来镇压他们。无奈此君等于木鸡一只，全无基本动作，不会走，不会跳，不会抢，不会运球，不会控球，不善转身，甚至连接球都接不牢，俯腰拾球，更是艰难。如此球员如何可以应付对方高大而身手灵活的球员？甚至还有反效果，因为中国队往往在进攻或退守时，只剩下四个球员对对方五个球员，哪有不败之理？临场观众睹此情景，无不声嘶力竭地促中国教练把穆君调出，但中国教练无动于衷，继续使他打到终场。如此教练实令人不解其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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