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四日刊登史蒂文·罗伯茨的一篇专稿，题目是《美国人提出许多理由说明他们喜爱中国的程度超过苏联》，摘译如下：
在加利福尼亚州西尔海滩推销房地产的唐娜·斯通说：“根据政府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我得到的印象是，俄国在拼命赶上我们，战争迫在眉睫。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在不断改善，我感到很高兴。我希望这种关系能稳定下来以抵销俄国的威胁。”
斯通小姐说：“总的说来我喜欢中国，主要是它的艺术和哲学。形象正在改变。以前在电影和文学作品中，中国人是反派人物。现在我们把他们看作聪明的老人。”
这些话有助于说明《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近举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这次民意测验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喜爱中国的程度超过苏联。
在这次民意测验中，喜爱中国的占百分之二十六，不喜爱中国的占百分之二十四，没有明确表态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在问到苏联时，喜爱它的占百分之十五，不喜爱它的占百分之四十一，没有明确表态的占百分之三十六。
正如斯通小姐所说的，形象正在改变。一度被称作是“黄祸”的人，现在看来是聪明、勤奋和友好的，至少对某些美国人来说是如此。
但是今天中国人得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显然是消极的。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还没有先进到足以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的程度，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足以抵销俄国所构成的威胁。美国的态度暧昧此外，美国对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态度始终带有暧昧色彩，而且现在依然如此。一些人称赞中国人聪明，另一些人却批评他们善诈。虽然俄国人被普遍看作是咄咄逼人的战争贩子，但是他们也由于生性勇猛和文化灿烂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据学者们说，《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这次民意测验反映了美中两国间传统的热情。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艾萨克斯教授指出，到十九世纪末，一些美国人住在中国，出售商品，开设学校，和进行传教工作。
可是，苏联却很少引起这种感情或关注。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解释说：“不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都常常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所体现的总是与美国所主张的相反。”
史密斯学院的戈尔茨坦教授补充说：“学者中有一句流行的话：凡研究中国的人都热爱中国，凡研究苏联的人都仇视苏联。”
加利福尼亚州赛普里斯的一位教员埃珀森说：“旧中国和新中国我都喜欢。我现在认识到，我最初认为，现代中国是清洁和有秩序的想法过于简单化了。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到那里去。”
然而，每个积极的形象都有消极的一面，这个人赞扬说这是有秩序，另一个人却担心这是压制。
许多美国人觉得北京没有莫斯科那么威胁人。亚特兰大的一位退休的企业家比尔斯说：“我认为，他们会比较乐于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对他们有着较大的影响。此刻如果有中国作为我们的盟国，我们会更加安全的，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没有核能力的落后国家。”中国人口之多引起人们的担心中国人口之多引起了人们另一种含糊的反应。可能购买美国产品的那亿万人，也可能拿起武器。纽约市的一位银行职员加德尔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带有典型性。他说：“中国是人人都得担心的国家。他们人口众多，需要有发展的地盘。如果发生战争，他们可能设法把一切都拿过去。”
虽然美国人似乎切望更多地了解中国和改善关系，但是遗留下来的怀疑和矛盾心理依然很强烈。州立俄亥俄大学研究法学的卡罗尔·麦基说：“还没有建立信任。我们并不确切知道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和愿意拿出什么作为回报。”
【本刊讯】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二月十二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题为《正在访问的邓
——激动人心的九天》的文章，摘译如下：
美国官员们在邓小平的整个访问期间紧张地工作着，防止外交上发生任何差错，使他们的贵宾难堪。
当发现参院为邓举行的午餐会上使用的筷子是用标有“台湾制造”字样的盒子包装的时候，官员们担心筷子上的汉字可能是同样的内容。于是把语言专家们叫来了，经认出筷子上的字是“祝君加餐”，因此同意使用它们。可是邓使用的是一副刀叉。
在亚特兰大，午餐菜单上通常写的“蒙古牛肉”被写成是“炖夏威夷牛蹄”，避免提到一个部分受苏联控制的地区。
在休斯敦，表情紧张的官员们得悉，为邓一行购买的牛仔帽是用台湾的稻草制作的。发起人立即找来一些毡帽——外加两顶匆忙制作的草帽，所用的稻草证明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邓作出决定的迅速使白宫助手们大为吃惊。一位了解内幕的人说：“卡特要是提出关于航空或贸易方面的某些具体意见，邓就立即进行处理。他会当场给予是或否的明确回答，从而作出政策决定。给你的印象是他不需要请示国内批准。”
对邓访问的评论是各式各样的，有人热烈欢迎，有人敌视。举一些代表性例子：
“他给人们留下极好的印象。”（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
“他确切知道他需要什么。他是非常果断的。”（亨利·基辛格）
“他给你的感觉是：他是坦率而耿直的，但是他不说他不愿说的话。”（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
“邓是全体人民的敌人。他把基督教徒投进了监狱。吉米·卡特怎么能够称他为朋友呢？”（在华盛顿抗议邓访问的一位詹姆斯·麦迪逊大学的学生）
“我认为邓的访问是我们所能接待的最有帮助的访问之一。”（老马丁·路德·金牧师）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人。我认为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亨利·福特第二）
“他们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们只是大宗买进货物。我们对他们喜欢得要命。”（佐治亚州诺克罗斯一家同中国订有合同的公司的国际销售部经理人麦克丹尼尔）
“一旦他们得到我们的技术和知识，他们就会在国际市场上拆我们的台，因为他们有奴役劳动和在控制下进行劳动的制度。”（休斯敦的唐纳德·温夫人）
【塔斯社莫斯科二月六日电】题：没有得到回答
塔斯社评论员奥列格·阿尼奇金写道：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美国报刊继续讨论这次访问的结果和中国客人在美国土地上活动及讲话的性质。
大多数政治评论员一致认为，邓小平发表的讲话，“帮了美国鹰派的忙”。头脑不健全的美国鹰派们正在力图用对抗代替缓和政策，用炫耀武力代替裁军，用加紧军备竞赛代替制止军备竞赛。
他的讲话在渴望恢复“冷战”的美国反动人士中间找到了良好的土壤。邓的访问可以说为反苏再次敲钟增添了力量。
邓在美国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访问美国的目的早已为人所共知——那就是企图把华盛顿拉入中国的冒险主义政策中来，但是受到良好气氛鼓舞的中国特使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开始教训起主人应该怎样实行自己的政策，在什么基础上同谁建立关系来了。
大多数观察员一致认为，邓的放肆已超越了国与国之间关系中外交惯例的通常准则范围。而美国的立场则是含糊不清的。这只能鼓励北京访问者发表挑衅性的言论。
主张共和党放弃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两党一致的作法，在谈判限制战略武器协定时要把苏联的整个行动联系起来考虑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二月四日刊登一篇专稿，题目是《共和党领袖支持在对外政策方面持不同意见的人》，《要把苏联的行为同任何武器协定联系起来》，摘译如下：
共和党的一些领袖今天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决定，共和党应该放弃它一贯坚持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取得两党一致的作法，而要在谈判和考虑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时候把苏联的整个行为当作一个主要问题加以考虑。
这个少数党的领袖参议员小霍华德·贝克说：“范登堡在他那个时期那样做是对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在我们这个时期这样做也是对的。”他承认要放弃密执安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所采取的立场。范登堡是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主张两党一致的人。
由包括二十六名参议员在内的九十五名共和党官员举行的这次重要的——虽然是非正式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只有一两个人提出异议。这个决议案开始就谴责卡特政府使美国军事力量下降，并且忽视了“苏联的侵略性”。全面的政策考虑这项决议案要求关于条约的谈判和参议院对条约的考虑都要把苏联同美国之间“在军事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全面的关系”都考虑进去，而不能只考虑条约的具体细节。虽然这项决议案没有提到两党一致这个词本身，但是绝大多数人认为决议案的通过意味着拒绝上述作法。
会议对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态度没有约束力，虽然许多参议员认为这已使武器条约通过的机会减少了。
他们讨论这个行动时还考虑到党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的根本改变。
在决议的细节已经商定的时候，贝克在这次讨论会上说：“我们建议就对外政策方针举行一次大辩论。我们应尽量小心谨慎地行事。”
他和另外一些参议员反对在决议中加进谴责苏联的词句。但是，在决议上增加了这样的指责，即在卡特政府“领导下美国的影响衰落了，美国军事力量下降了”，美国政府对苏联的侵略“麻木不仁”，对苏联意图的熟视无睹，从而使决议的口气比贝克原来的提案强硬了。
【合众国际社纽约二月七日电】杰斯·戈尔金主编建议，“为了不给可能导致悲剧的错误理解留下余地”，应当建立一条华盛顿—北京热线。
戈尔金在致卡特总统的一封公开信（美五十多家杂志发表了这封信）中说，建立这样一种联系的必要性是清楚的。“在经过多年的相互敌对、怀疑和几乎完全没有交往之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对在某种情况下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都没有把握。”戈尔金在一九六○年曾建议美苏之间建立一种热线。两年后，这个建议被采纳了，热线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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