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南京参观以后说，现在学校的秩序恢复了，教室干净，，学生彬彬有礼，教师与学生之间用老习惯互相称呼
【本刊讯】西德《明镜》周刊一九七八年第二十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同志”这个词不用了》的访华文章，摘译如下：
解放后的三十年，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人民能吃饱、穿暖、有得住。
就整个中国来说，这个水平还是原始的，绝大多数居民住的房子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和独用厨房，甚至在城里灰色旧房子后面新盖的公寓楼，大部分也只有一层一个厕所，两、三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
单身工人婚前——多数不到二十九岁——终年居住的工厂大寝室是营房式的，三、四十人合住一间，睡在长木板床上，并且合用一只水龙头。
大学生的住宿条件也一样，在南京大学每间十六平方米大小的宿舍里，睡八名男青年或八名姑娘。他们围着一张公用的、只有一只灯泡勉强照亮的桌子学习。
全国各地的工厂、研究所和车间，其工作条件也许即使在三十年以前都不会有人称之为现代的，建筑物破旧、机器过时、仪器陈旧。
这个国家与解放前中国相比，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与其它工业国相比，中国还是落后得令人沮丧。
中国人用固有的自我满意的口号把他们的不足当成了美德，但这样也就把自己同世界其它地方技术发展的主流隔了开来。
他们的军队在北部边界不足以对付苏联的威胁。他们的工业，生产不了开发中国地下资源所需要的高度发展的机器，他们的科学研究，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工业化进步的要求。
一位在北京的西方观察家评论说：“人们向我们讲述中国外科大夫断手断指再植的伟大成就，可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过，有那么多的工人断手是由于中国劳动条件差、劳动场所缺乏安。全措施而造成的。”
多年来，中国人陶醉于自己的关于丰收、生产指标翻一番和一切可以想到的领域中惊人成就的宣传报道，现在，他们愕然地听到他们的领导人说：“我们落后了二十年”和“我们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今天，人们时常向来访者公开谈论一切运转不灵的方面，负责干部向来访者指出不足和落后，人们不吹嘘了。而且，由于中国抛弃了过去宣传的耀眼假象，就显得它成了这样的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民有着现实的渴望，也有实际的困
难。
“我两年只见我爱人一次面”，贴在上海一个公共汽车站上的手写小条上写道：“我在棉纺十三厂工作，她在辽宁省，谁愿意跟我或她对换工作地点，使她和我能重新一起生活，请找×××联系。”
从前，象这种我们（欧洲）这里小广告或读者来信这类东西，警察总是撕掉的。现在则到处可见。
有人在商品购销单边上，发现一个妇女的招贴，她诉说当地上市的鱼总是烂的；还有人发现一个父亲写的小条，他要求就他女儿在医院里打针后死亡一事进行调
查。
中国不再试图按一张完美无缺的国家的图像来生活了，在那里据称看不到西方工业社会从犯罪到环境污染的任何缺陷——一幅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加以高度描绘成为神话的图像。
访问者很快发现，中国成千成万辆举目皆是的自行车，虽然没有照明灯，却挂着大锁，显然是因为中国与其它地方一样地有小偷。
在中国，监狱里也关着小偷，南京监狱有武装警卫在砖砌的红色岗楼上站岗，周围设置了铁丝网，似乎与世界其它地方的监狱一模一样。
访问者从南京长江大桥看到黑色废水从一家工厂流入江里，导游就环境污染问题津津乐道：“鱼是喜欢这种废水的，那是一家肉类加工厂。”
但是，南京城北门外湖里的鱼，无疑全是死于另一家工厂的化学废水的。
在广州，白色泡沫由一家工厂流入连接珠江的沟渠；而上海，烟囱冒着烟，清晨，黑压压的臭烟形成钟形雾罩，跟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大工业城市一样。
今天，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国家的缺点、落后和发展不足，当然——理由已经又有了：一切都是四人帮的罪过。
这个工厂不生产？四人帮之过。列车误点？四人帮之过。
把四人帮作为借口，可以公开批判失职的事情和揭露以前隐瞒的事情，四人帮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用来唤起人们对制度的信赖。
四人帮的恶劣影响在每个工厂、医院、学校不遗余力地一再加以谴责。
在过去十年里，学校曾经是激进派偏爱的战场，学生们在“造反有理”的口号鼓动下，斗老师，也互相斗。
《人民日报》写道：“文化革命期间，仅北京的学校就打破了二十万平方米的玻璃。”
南京四十五中的秩序恢复了，教室干净，学生彬彬有礼。在走廊的标语牌上、盆景旁边，写着口号：“学习、学习、再学习！”
“同志”这个词不用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用老习惯互相称呼。
学生无权参与学校的领导了。
大声欢呼从四人帮统治下获得解放——但是象南京美术学院师生的作品仍没有摆脱四人帮期间流行的呆板的标语类型：微笑的工人，幸福的农民，时刻准备着的战士。
四人帮要从中国文化中清除外国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从而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这种尝试失败了。但是，迄今没有提出新方针来重新激发中国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许多今天作为新的来加以庆贺的作品，只不过是旧作品重新发表：旧影片、旧乐曲、旧剧本。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刊登一篇发自香港的专稿，题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展现出了外界景色》，摘译如下：
一个中国留学生最近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学习，他到后不久就被带去逛郊外的一个大的商业中心，并参观学校图书馆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图书目录。当问他对美国生活有什么印象时，他沉默了几分钟后慢慢地说：“同美国比较，中国的生活水平真是太低、太低了。在你们的生活中科学竟起着这么大的作用。”
他又说，他原先对于到美国能见到什么是毫无所知的，因为事先没有向他介绍情况。他所知道的一切完全是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上看到的。这家报纸多年来详细论述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即通货膨胀、失业、罢工、种族纷争。
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人接管了政权以来，头一次允许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这个学生就是其中的一个。过去只有一些经过严格挑选的官员才允许出国。现在北京除了派出几千名留学生之外，还在派遣新闻工作者、科学家、军官、工程师、工会代表、银行家、省级政府官员出国访问。
同时，第一次允许千百万人收听西方电台广播，观看外国电影、同在中国的外国人交谈。这种彻底改变长期与外界隔绝状态的作法，是中国务实派领导人为尽快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既是经济上的需要（因为经济发展缓慢），又是一场政治冒险，因为这样做是违背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原则的，同时与他在近三十年与外界隔绝期间在努力激发的民族自尊感也是格格不入的。重新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是：由于发现了新天地而神魂颠倒，几乎掀起了向外国学习的狂热。
人们在街上、在公园里或者在公共汽车上与外国人接触，都很想练习英语，问问西方的生活情况。
在与世隔绝的年代里，中国人沉醉在一种由来已久的臆想之中，认为他们的国家确实是优越的“中央之邦”。
但是现在，中国强调的是自己的落后而不是成就。邓小平副总理上月访问日本时说，“一个人长得不漂亮，要装得很美是不行的。”
华国锋总理在今年夏天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国外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要我们稍有进步，就自满自足起来，因为我们生活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中。要是不改变这种态度，就谈不上达到外国的先进水平。”
华先生今年夏天第一次访问了西方国家，他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据说，他本人对自己在出访期间所见到的东西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回国时下令要进一步加速实现现代化计划。
中国新华社记者在访问美国后撰写的一些实事求是的文章中也反映了中国这种新的豁达态度。他们发现美国有自动化的地下铁道和自动化的交通指示系统，有摩天大楼，有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博物馆和广阔的国家公园，但是也存在吸毒、城市衰退和宗教狂等现象。
但是他们所看到的大部分是积极的。
【路透社东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共正向日本商人建议，在香港或澳门兴建一间联营工厂，制造纺织品，劳动力则由中共提供。
该报是引述中共与日本贸易界消息称，中共计划对该构想中的工厂作投资，但日本股东则拥有较大股权。
该报又说：中共希望供应原料如原丝和棉纱，但配料包括橡皮筋和纽扣，则由香港或日本供应。（原载香港《快报》）
【路透社东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此间今天宣布，由四间公司组成的日本集团，争取到中国发出的一项二亿零七百万美元订单。于一九八三年之前兴建四间石油化工厂。该集团说，这项建造合约，包括两间低密度聚乙烯制造厂，每间年产量达十四万吨。一间高度纯净对苯二酸制造厂，年产量达二十二万五千吨；一间酚丙酮制造厂，年产量达五万吨。
【时事社东京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日本东洋引擎公司二十七日发表该公司与中国技术进口公司洽妥输出两部年产二十万吨的氯化乙烯树脂单体工厂设备，已于最近在北京签约。（原载香港《大公报》）
【合众国际社马尼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电】此间今天宣布，中国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达成一项长期协定。根据这项协定，中国同意向菲律宾购买它的工业所需要的全部铜精。（原载香港《大公报》）
【法新社法兰克福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
十八日电】西德冶金及化学工业集团属下的吕尔吉分公司今天宣布，中国已发出五亿西
德马克（约二亿七千七百万美元）订单，向该公司订购两座化学工厂。
订单包括的一家工厂可以每天从煤炭中生产一千吨氨水，建厂地点还待选定；另一家日产三百吨木酒精工厂将座落在山东省青
岛市。吕尔吉公司说，两家工厂定于一九八二年投产。（原载香港《新晚报》）
【美联社巴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电】报纸消息今天报道，中国已向两家法国公司订购石油勘探设备，价值六千九百万
美元。这些设备将于明年付货，并由法国技术人员安装。（原载香港《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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