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莫斯科一月四日电】（记者：哈里·邓菲）西方外交分析家们说，在苏联欧洲以外的广大边界地区正在出现一些严重的麻烦地点，比苏联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某个时期遇到的问题都要多。显然，这种状况使克里姆林宫心神不定。
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前都出现过动乱，但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同时出现动乱。
目前的情况可以归纳如下：除了蒙古之外，克里姆林宫战略家们现在面临着从中东到太平洋沿线边界上各国的动荡局面。
除了注视中国的事态发展以外，克里姆林宫还必须考虑：
——伊朗。把苏联同波斯湾隔开并同苏联国内的阿塞拜疆人和土库曼人有血统联系的伊朗遭到了旨在推翻巴列维国王的暴乱的破坏。伊朗一直是亲西方的，但是也向苏联供应天然气。伊朗任何继任人推行的对外政策也将是难以预料的。
——北约组织成员国之一，其政府已采取步骤实现同莫斯科关系正常化的土耳其在其东部发生暴乱之后宣布了军事管制法。
——苏联人在阿富汗深深卷入到一个脆弱的政权为生存所作的斗争中。在巴基斯坦（它同阿富汗的边界离苏联只有几公里），被废黜的布托总理正在为他的死刑提出申诉，布托的死刑假如执行，就有可能使巴基斯坦分裂。
北京政权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使它一年来的积极的外交活动达到了顶点。中美建交使得克里姆林宫心神不安。
外交人士对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还捉摸不定。他们说可以认为，俄国人对亚洲和中国的事态发展所持的关切心情会使他们对西方采取更和解的态度，或者他们将尽一切可能来证明这种估计是错误的。
西方一位高级使节说，“我认为苏联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来没有同时遇到过这么多的问题。他们是国际棋盘上的能手，但是因目前无法估计的事情太多而不能在一盘棋，更不能在几盘棋中满怀信心地挪动棋子”。
克里姆林宫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它能否使本国的穆斯林居民不受到阿拉伯世界、伊朗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再度兴起的影响。苏联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人是穆斯林。
伊朗的局势对苏联来说有最大的利害关系。
当最近出现动乱的时候，苏联报纸反映出了其官方的观点，即让伊朗国王继续掌权要比任何别的抉择更好。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苏联几乎没有评论土耳其的局势，从战略上说，土耳其位于苏联和中东之间。外交人士说，苏联人已习惯于土耳其定期发生动乱。官方塔斯社指责说，那里的动武是由“极右分子的挑衅”引起的。
外交官们说，苏联人宁愿看到出现以埃杰维特总理为首的左派联合政府，而不愿看到出现一个保守派政府或者军政府，因为埃杰维特已经为同莫斯科实现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步骤。
苏联非常致力于使塔拉基总理的虚弱政权能在阿富汗继续掌权。西方外交官说，为了使这一点得到保证，苏联人自从塔拉基去年四月夺权以来已经把其顾问的人数增加了三倍，达到了五千人。
【本刊讯】美国《每日新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一篇题为《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社论，摘译如下：
如果到密执安州——从铜乡到底特律的闹市区——的任何高等院校的校园访问一下，即便是不在意的人也会确信外国留学生的人数很多。而且还有一些人即将到来。由于在六十年代美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学校管理人员都非常乐于招收外国学生。与此同时，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热切地希望把它们国家的适合上大学年龄的青年送到美国来学习本国所需要的技术本领。
据国际教育学会说，现在在美高等院校中有二十三万五千名外国留学生——几乎是四十年代中期的十倍。预料，到一九九○年，外国留学生的数字将上升到一百万人，其中有一部分将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生。根据去年十月谈妥的一项协议，五百至七百名中国学生和学者将到美国来，同时六十名美国人将到中国去。预料这些数字还将增加。
虽然一些外国留学生在他们留美期间确实引起了一些问题，但是毫无疑问，美大专院校将继续招收更多的外国留学生。
在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期间，美国年满十八岁青年的人口将从四百二十万减少到三百四十万。如果没有外国人来填补日益减少的可能的新学员的人数的话，许多较小的院校将会被迫关闭。
这种情况有可能给美国带来一种长远的好处。当来自别国的学生来到这里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通过同他们进行的接触，了解一些有关他们国家和文化的情况。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将对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获得很多了解。
【路透社东柏林一月三日电】东德根据东德和越南在东柏林签订的一项协定，今天保证供应越南药品、毯子和机械。
德通社报道，东德还答应根据两国官员签订的协定的条款供应工厂和训练学校的设备。
【美联社纽约一月三日电】美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美国教会中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应，但是主要的耶稣教和东正教教派的领导很早以来就赞成建交。
他们的代表欢迎美国承认中国，认为它大大增强了和平的前景。基督教的一些领导人说，它也增加了最终在中国恢复传教活动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这是长远以后的事情。
一些个别的人有不同的意见，美国的天主教的主教们在这个问题上从未表示过正式的立场，虽然据了解情况的人士估计，他们大多数是赞成承认中国的。
通过全国教会理事会采取联合行动的大多数主要的耶稣教和东正教教派组织，十二年来一直公开表示赞成促进这两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步骤。
长期在香港传教、现在负责全国教会理事会中国小组的美籍华人富兰克林·吴牧师说：“总的来说，教会领导人对卡特行动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但是，在基层群众中仍然要做许多教育工作，以使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个局势。我们处于冷战状态之中几乎达三十年之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状态。”
美国总统卡特决定采取这个步骤一事，被认为是教会在全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一个过程的终结。理事会秘书长兰德尔和理事会主席威廉·汤普森在给卡特的一封信中说，他们一直在“为增进对中国人民的了解”而努力。
“我们相信，你的决定大大增进世界和平的前景，特别是亚洲和平的前景。”
虽然天主教的主教们在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表示过正式的立场，但是全国天主教通讯社报道说，记者访问过的大多数天主教负责人员都支持卡特的行动。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登载一篇报道，题为《已经“大众大学”化了的美国——摘自前奥伯林大学校长富勒的讲演》，摘译如下：
三个同岁的人中就有两人上大学，可以说已进入“大众大学”的时代，大学生也不再被人看作优秀分子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应该办成什么样的呢？比日本先一步进入了大众大学时代的美国，对考虑今后的大学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最近访日的罗伯特·富勒（前奥伯林大学校长）在大阪美国中心发表了题为《什么是能够满足社会要求的大学》的讲演，从这种意义上说颇引人入胜。
二十年前富勒当学生的时候，美国也把大学看作为向优秀分子开放的特殊机关，大学的数目也只有现在的一半。学生是白人占绝对多数，黑人和亚洲血统的学生寥寥无几。但是从十年前开始便对越南战争进行反省，于是黑人和少数民族要求平等的活动在发展。
一九七○年就任校长的富勒的工作是改革大学，使之能够接受这些要求。就黑人而言，全国黑人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到十五升入了大学，最大的障碍是入学考试。富勒说，“以前的入学考试制度是排除黑人。”
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是根据全国通行的ＳＡＴ（适于入学测验）的成绩和在高中的成绩，此外再加上种种能力测验才决定是否合格。奥伯林大学在改革以前，入学者的ＳＡＴ平均分数是八百分为满分，一般是六百五十分左右。最低分数是五百分。黑人很难达到这个平均分数。“这是因为黑人由于所处的环境而准备不足。”
结果在改革的第一年度，白人有二千六百人，而黑人只有四百人入学。黑人学生的
ＳＡＴ平均分为四百分（最低是三百分）。富勒说：“然而问题是，在开始的时候，在能力上没有差距。”四年以后毕业的时候，据大学调查，黑人学生的成绩略高于白人学生。
当然，为了创造这样的成绩，需要大学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他们为黑人学生开设了特别课目，还在课外进行个别辅导。有了空额，便优先采用黑人教师。黑人教师对黑人学生是一个鼓励。由于同样的目的，也增加了女教师。此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大幅度增加黑人学生的奖学金名额。
富勒认为，七十年代的美国不仅这样推进了黑人和白人的统一教育，而且也是大学接受市民团体的各种要求的过程。这是成人接近大学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大学普及化”的现象。近二十年中建立了几百所新大学、地区短期大学以及大学讲座。大学讲座就是大学附设的市民讲座。凡是人们想学的课目，例如数学、天文学直到修理汽车、插花、坐禅都开设。加利福尼亚大学规定，凡有二十人报名，就开讲座。有时一般市民也当讲师。
为了彻底推行这种做法，在纽约市，只要学完中等教育的人，谁都可以免费、免试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叫“高等教育”而叫“第三次教育”。在纽约市，教育水平低，中等教育学完了才勉强能识字的人很多。现在正适应各种水平进行教育。实行这样的制度，大学就不再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了，上大学已作为一项权利固定下来。当然不想上大学的人是可以不去的。据说希望上学的人占百分之五十。讲演以后，日本方面出席者提问说，“这样干，大学的水平不会下降吗？”
富勒的回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大学的水平是由前百分之二十的学生的能力决定的，据我看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提高的是伦理和精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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