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北京几乎没有哪一周不听见关于美中达成贸易协定的消息或传闻，中国官员显然也在奉命谈论美中合作这个主题，美实业家对这种变化都很兴奋
【本刊讯】美国《商业周刊》十二月十一日一期刊载最近随美国农业部长伯格兰访华的该报驻华盛顿农业记者克劳斯的一篇文章，题为《贸易气候越来越暖和》，摘译如下：
在这座向四处延伸、估计有八百五十万居民的简朴的华北城市中，人们正在增添冬衣来抵御严寒和中亚刮来的冷风，这种冷风把被称为“北京灰尘”的黄土吹到每一个角落。但是对于这里的由于看上去没完没了的美国代表团成群结队经过而加强了的小小的美国社会来说，这些天的贸易气候可一点也不寒冷。几乎没有哪一周不听见一条关于美国和中国又达成了一项贸易协定的消息或传闻，而且这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古都中的中国官员显然是在奉命谈论美中合作这个主题。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为农业部长伯格兰接风的丰盛的宴会结束时，一位中国高级官员拉拉我的袖子，把那时已成为口头禅的一段话从头到尾又说了一遍：“应该认识到，你们可以从我们努力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从增加两国贸易、交流技术与科学以及改善关系的其他互利形式中得到很大好处。”
后来，一位资格较老的美国外交人士对我说，中国官员目前对美国人的这种开放政策“在几个月前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住在这里的少数几个长期陷于苦恼的美国实业家对这种变化都感到很兴奋。
在许多方面，北京的做生意的气氛使我想起一九七○年我初到莫斯科时的气氛，当时我作为本刊记者到那里开始从事为期四年的极道工作。我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许多关于强调关系正常化和扩大贸易的热烈而乐观的谈话，同我在七十年代初期在莫斯科听到的谈话是惊人地相似。但是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我亲眼看到的美国商人往往在一种显得很舒适的条件下，处理同中国人做生意的日常事务和克服其中的障碍的情景。
由于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在北京还没有常设办事处，所以大部分美国人通常都呆在北京饭店。现在就有一百名到二百名美国人在那里进行探询、讨论或者谈判——内容十分广泛，从石油、农机到信贷额什么都有。
美国派有代表常驻这里的商业机构主要有普尔曼—凯洛格公司，还包括象大通太平洋贸易咨询公司以及华盛顿的ＷＪＳ公司这样一些公司。一共有二十名左右美国人，很少人带家属。许多美国公司是让丹麦的东亚公司代表它们在北京联系业务的，至少在目前是这样。
约翰。丘里拉坚持说：“就在这里工作而言，北京是一个讲理的地方。”丘里拉是普尔曼—凯洛格公司办事处的负责人。由于丘里拉到北京已近五年，他很容易地取得了这些美国商业团体的团长的地位。他的公司已经建造了八个合成氨工厂，最后一个工厂已接近完工，他同有关方面有足够的联系，因而使他能够谈妥在办公室安装一台直通电报机，这在北京是很少见的。
这些公司的代表起床很早，一般在上午八点钟去赴第一次约会，他们返回饭店吃午饭，而后再千方百计找一辆出租汽车或挤上公共汽车去赴下午的约会。到目前为止，中国人还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因为私人汽车仍然主要是留给常驻外交官用的。所有这些都使人们一天的生活极度紧张。一年至少在中国呆六个月的詹姆斯
·陈说：“我们到晚上九点钟才能办完事。”
其他美国人感到烦恼的是除了工作时间之外，几乎完全无法同中国人接触。一位从前在俄国工作过的美国外交官说：“这种情况有点使我想起莫斯科。在那里同俄国人接触也是困难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享受到能够辨认出来的西方文化形式——芭蕾舞、音乐、戏剧和可以理解的电影。”
但是同莫斯科截然相反，北京最吸引人的是它的绝对第一流的饮食。这个城市大致有二十多个饭店分散在全城，提供象北京烤鸭、蒙古烤全羊、锅巴虾仁或四川麻辣风味菜等美味。一顿最丰富的膳食每人约花十五美元，其中包括中国啤酒、果汁和“茅台”。
少数美国商人向外人抱怨说他们得不到美国联络处的积极支持，他们要求华盛顿多做一些事情来促进美国在中国的贸易。一位美国商人说：“同积极帮助他们的商人的日本和欧洲各国驻北京的使团相比，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的政府太墨守成规了，特别是在准许先进技术出口方面。”
大通太平洋贸易咨询公司的总经理肯厄思·莫尔斯说：“那些拥有适合中国需要的技术和设备的公司，自己应该多作些努力以求赶上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另一位美国商人补充说：“中国现在还不完全了解我们同美国政府的关系，其实我有时感到他们故意不去理解。”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北京的这个代表团虽然比较小，但是它在这个关系密切而又彼此激烈竞争的外国人社会中已经为它本身——和美国的商业——设法搞到了一个安身之地。
但是在北京只能利用很差的客观条件办事，联络处也不例外。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有一个相似之处——也许是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公园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那里跑步。我在清晨跑步的时候，几乎引不起看来是一个小小的跑步者大军（有年轻人也有老人）的任何注意。确实还有数目同样可观的中国人很早起来打“太极拳”。但是跑步变得越来越流行，而且你在北京还可以碰到数量愈来愈多的蓄西方发型、穿鲜艳的派克上衣的青少年跑步者。在一个寒冷的早上，我使一个跑步的人吃了一惊，当时他正在休息并高声朗读英语课。他背诵道：“我喜欢锻炼。”接着我匆忙地加上一句：“遇到你也很高兴。”
【法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二十一日电】丹麦首相耶恩森今天对他的教育大臣说，她要么把在巴黎住旅馆花的一笔巨款的一部分还给政府，要么辞职。
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希望比耶雷戈尔把所付账单上的大约五千美元还给政府，因为她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大臣”，如果她辞职，丹麦将会受到损失。
据说比耶雷戈尔夫人（三十七岁）拿丹麦纳税人的钱住高级旅馆和享受各项服务，花了九千美元。她在接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拒绝明确谈她的计划，认为政府审计员在她的账目上找她的麻烦。
争论的问题是关于她十一月十九日到十二月一日在巴黎出席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时住豪华的里茨饭店的事。
耶恩森先生说：“比耶雷戈尔夫人选择最昂贵的住处，使用费用极高的交通工具并在巴黎一家最费钱的饭店举行一次招待会，从而造成了过高的花费。”
首相说，如果她要保住自己的职位，那就必须把她乘坐配有专门司机的小轿车所花的将近三千美元的三分之二以及她在里茨饭店住的十三天所花的钱与政府为她订的旅馆所需要花的钱之间的差额部分还回来。
他说，在里茨饭店住一天是二百七十五美元，在协和广场的拉斐特饭店住一天是一百七十五美元。她原先预定住在拉斐特饭店。
同时，反对党保守党领导人什卢特说，即使比耶雷戈尔夫人同意偿还这笔钱，他的党也要在议会提出一项不信任动议，目的在于强迫她辞职。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十二月十七日刊登该报记者巴恩斯的一篇报道，题目是《中国问题上的大成功使布热津斯基大出风头》，摘译如下：
布热津斯基象他的前任基辛格一样，由于美国采取了新的对华政策而被一下子抬到一个新的高度。
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他显然已使国务卿万斯为之黯然失色。今年五月以来，在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中，万斯的作用看来是并不那么大的。
这从卡特政府中的权力关系来说，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但是它肯定会助长人们猜测：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经超过万斯。
卡特总统十三日把万斯从中东召回，当时万斯正在那里从事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穿梭外交。但是这个新政策实际上是他们共同确定的。一位白宫官员说：“如果在宣布对华的重大新政策时他不在华盛顿，给人的印象就会不太好。”
今年夏天，在起草给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的谈判指示时，万斯是参与其事的，他还曾两次在纽约会见了中国外长黄华。
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访问过中国。但从争取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万斯的中国之行显然不那么成功。国务卿对苏联（中国所担心的）所持的温和路线在那里不怎么受欢迎。
另一方面，今年五月，卡特选中布热津斯基带信给中国领导，表示美国热切希望大力推进中美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且布热津斯基所使用的言词是中国人爱听的。他说，美国和中国有着“抵抗任何国家企图谋求全球的和地区的霸权的共同决心”。这是指苏联。
另外，他在一次宴会上宣布，中美两国在抗衡苏联在非洲的野心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他指出，不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派遣国际强盗……去实现大国在非洲的野心”。
布热津斯基还爬上了长城，望着北方问到了“北极熊”。这显然是暗指驻在中国边界沿线的俄国的几个师。
这位国家安全顾问回到华盛顿之后，同北京驻华盛顿联络处的中国使节柴泽民和其他官员举行了十五次会谈。
当十五日清晨必须解决最后一个难题时，又是布热津斯基受命打电报给驻北京的伍德科克。最后，万斯和布热津斯基都是奉行承认中国的政策的，尽管他们各自的理由很可能不同。但是，不管对不对，在华盛顿人们广泛认为，布热津斯基赞成同中国建交，部分原因是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万斯对于承认中国的观点，据认为，更多的只是因为承认中国是对的，不管苏联人会怎么样。
【美联社布拉格十二月十九日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今天刻薄地指责中美重归于好，说中美建交一般说来是企图加剧世界紧张局势，特别是企图加剧美苏官员间的紧张关系。
阿尔巴尼亚发表一项声明说，中美互相承认是为「北京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然而匈牙利报纸《人民之声报》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但是表示了对中国有一定的保留。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说，他们「谴责美帝国主义、毛分子霸权主义以及所有那些和他们一起站在反共、反苏和敌视进步的讲台上的人所采取的危险步骤」。这个声明包含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党报《红色权利报》今天的社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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