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卫报》十一月二十八日刊登吉廷斯的一篇题为《从大白菜和煤出发长征》《中国在动:谈论彻底改革经济的问题,但是如何改革?》的文章,摘译如下:
    毛之后的领导坦率地承认,这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访者是不会不同意这一点的。
    中国的油田明年将产油一亿吨。但是,由于冬天的到来,每个办公室和宿舍后面都有一堆煤,大部分是煤面,掺着一些小煤块,供老式锅炉和烟雾腾腾的火炉用。
    我住的饭店的工作人员的午饭是一碗米饭和有一块肉的炒大白菜,他们从后面的厨房领取,穿过院子走向宿舍时就吃起来了。我和负责接待我的人的午饭就不必叙述了。
    在两英里外的北京大学后面的地里,仍然是用手和木连枷打谷。在现代化的胜利油田旁边的一个村子里,农民们在吹过含碱的沼泽地的大风中在露天的粪坑大便。
    中国基本上还是大白菜加煤炭的经济。如何吃饱,如何夜晚能不冷,这仍然是亿万中国人主要关心的问题。
    现在人们普遍感到,这个问题是文化革命从来没有真正努力去解决的。
    这些就是革命三十年后中国生活的现实,毛之后的领导已下决心改变这一现实,人们也将根据这一点来评价领导。
    在我来访之前很久就向中国当局提出的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清单上,“四个现代化”居于首位,我曾特别要求采访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清单上也居于首位,因此,看来它是进行询问的合理主题。
    但是,我被告知,本来可以接见我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都出城搞调查去了。很明显,这种大规模现代化的政策所引起的一些很大的问题仍必须加以解决,而这些问题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仍然悬而未决。
    迄今进行的一些改革是重要的改革,但要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改革本身肯定是不够的。在国内,重点放在挖掘潜力和使生产合理化的步骤上,特别是在中国工业里,在这里已经把工厂管理权交还给经理,并正在对工人实行物质刺激。
    工厂经理现在在党委的监督下拥有充分的权力,他们也将获得奖金,工厂还可以保留百分之十一的利润投资于自己的新厂或用于福利设施。
    现在还鼓励工厂使生产合理化,专门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不是以“自给自足”为目标。将建立省一级的“公司”来协调某一行业中的不同工厂之间的生产。这就是恢复“行业托拉斯”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文化革命中受过批判。
    另一方面的改革是麻烦的国家商业网,它是把商品从生产者转到消费者手中的渠道。在北京,人们高兴地听说,人们现在可以直接从有养鱼场的郊区人民公社买鱼。公社在城里有自己的零售点,鱼由于不必从公社到国家收购站,再到市场,然后才到消费者手中这样绕一圈,所以还是活的。
    另一项试验是准许一系列新的集体经营的小零售店从国家批发者那里购买大量商品,到街上去直接出售。
    农业方面的改革仍然产生一些令人头痛的问题。现在,集体农庄每年按劳动所定的“工分”分红,但人们认为这没有提供足够的刺激。
    现在将要实行一种新的定额制,超过定额者有奖。定额将以计件来计算。但是,是应当为整个村子规定定额,还是为小的生产组织、或者甚至为每户规定定额(这就接近于破坏农业集体生产的做法)现在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
    问题仍然是,工资、管理和市场方面的这些改革是否非常充分,足以带来为真正的全国性现代化计划提供资金所需的巨大盈余,特别是为支付大量进口现正在订合同购买的外国技术所需的巨大盈余。
    对这一问题的一般解决办法是,用中国新的“神秘武器”即石油来填补预算赤字。人们听说在华北的河北省和南中国海发现了新油田,这些地方的石油是无硫的,因此日本人将可以大量进口。但是,光是把石油打出来本身,就需要为必须购买的外国技术进行巨额投资。这还会耗尽本来可以用于经济其他方面的有限的资源——熟练人力和机器。
    现在还没有公开进行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竞争性分配不多的资金的问题。在大西北新疆地区,过去为改造戈壁滩、内迁居民和建立新工业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新疆地区每年仍要北京进行补贴,补贴的数目相当于新疆工农业的总产量。甚至供人参观的城镇石河子——“戈壁滩上的明珠”(它最初是由复员军人用双手开辟出来的)也亏损。
    华国锋主席本人最近从伊朗回国途中在新疆进行了停留,他说,对地方国营农场的贴补应当逐步停止。我猜想,新疆,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将不会从四个现代化中大量受益。
    这些问题在同普通地方官员谈话中没有反映出来,而他们本身构成了四个现代化的另一个障碍。坐在丰盛宴会桌对面的一位地方干部说:“现在不是我们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提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
    象这样的话马上会使人们产生怀疑。人们对我肯定地说,中国巨大的变化是表现在人民的思想和精神面貌方面,打倒四人帮,“解放”了思想。就象现在北京的大字报所表现的那样,“群众”在有了一半的言论自由机会时,思想就解放了。但是老实说,我还没有碰到一位思想解放的干部,甚至在私下谈话中,我得到的也是许多含糊其词的回答。
    不论四人帮干了些什么,毕竟是共产党在全国的组织执行了他们的政策。问一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很有启发性的。人们被告知:“因为他们是中央领导,我们必须按上级指示办事。文件通过正常渠道下达,我们不能怀疑它们。”
    如果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话,就必须改变上述这种态度。中国人民有独创性的思想和首创精神往往为他们的领导和外国观察家所低估,他们现正在完全接受官方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口号。只要让中国人民继续这样干下去,到二○○○年,中国就会真正大变化。
    【本刊讯】蒋党《中央日报》十一月二十四日报道:
    行政院昨天院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委员会函送“科学工业实验园区设置管理条例”草案,即送请立法院审议。
    国科会指出,我国为谋经济上进一步发展,实施六年经济建设计划,兴建钢铁工业及石油化学工业,期求重要工业原料,得以自给。但现有之外销工业,因产品遭遇新兴国家之低工资压力与输入国家进口之逐渐限制,难望继续顺利成长。当务之急,厥为改进工业结构,发展技术密集工业。因此由经济部、教育部、国科会等研商,拟借镜欧美工业先进国家,设置工业园区成功之先例,选择适当地区,建立“科学工业实验园区”,以其优良之研究与投资环境,循有效之奖励途径,有计划的引进国外高级工业之技术与人才,并使其设备、技术、服务充分发挥,从而培育国内科技新秀,使成为新工业结构之基础。
    国科会说,园区内拟引进近代高级技术工业,与园区外一般工业迥然相异,其所具特征为:一、技术机变性甚大,竞争性极强,因此风险亦高。二、产品之间接成本大于直接成本,从业人员之智识与经验,须经长期专业训练培育。三、对环境极具敏感性,其产品常为若干技术汇集形成之结晶。四、市场推广人才应具科技新知,以资配合。五、产制成品为系统化之产品,将来可以演变为一整体之工业,其本身不仅具有设计技术产品之能力,复能设计自动机具与工具,更具有创新之潜力。六、因其技术之不断发展进步,其结果往往可开创无数其他工业单元与市场。
    国科会说,此类工业引进以后,不仅可提高我国工业水准,并可培育训练甚多之科技专才,当能使我国工业向前迈进一步,跻身于近代科技世界,其对国内政治、经济、教育、国防上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合众国际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工业界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中国在其现代化计划受到原料不足的干扰下,已向日本商人订购两百万吨水泥,一九七九年付运。
    【法新社东京十二月四日电】共同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说,八名日本农业专家将在吉林省教中国农民在寒冷地区栽培水稻的方法。今天在中国首都签署了这项协议。来自日本北部的八名日本专家将用在日本北部使用的农业机械、工具、化学肥料、农业化学品和在寒冷地区生长的稻谷种类,表演高产稻米栽培技术。
    预料他们将于明年三月离开日本前往中国,在吉林逗留一年。(转载香港《大公报》)
    我有一个朋友是摄影记者,在《共青团真理报》与《苏联》杂志工作多年(《苏联》杂志在赫尔辛基印刷向国外发行)。他现在居住在纽约。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帕夫洛夫主席有一次打算向西方读者介绍一下他的部下
    ——乌兹别克体委主席阿·阿米诺夫在这个共和国里是如何进行体育工作的。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的主编,于是我马上就出发了。我乘的飞机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降落。我刚踏上机场的土地,就被一个乐呵呵的家伙一把抱住了,原来他就是阿米诺夫。在机场大楼里,当地体委的全体委员紧紧地拥抱了我。大街上,十几辆高级小轿车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车队没有去旅馆,而是径直驶向城外一所政府别墅。我成为这套拥有三十五个房间的豪华别墅的唯一住客。那天晚上为我铺床叠被的女佣人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语调对我说:
    “你知道印度总理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吗?他曾经在这个床上睡过,我说‘这倒有意思。’她说‘不过,他也是在这儿死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这一伙人出发去奇尔奇克。我们来到一个美丽的花园,那儿摆着二百人的宴席。他们为我举杯祝酒。我们足吃足喝了一顿。
    “第三天早晨,我们访问了一个集体农庄。又一次,准备了烤羊肉和白兰地酒……仆人端上各种小吃。一切食品都是美味无比。
    “我对阿米诺夫说,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你的运动员在那儿?
    “他回答说,‘别着急嘛。我已经传话给小伙子们。他们打算拍摄五十个胶卷。我相信,你准能从里头找到几张好照片。’
    “过了一星期这样的高级生活之后,我感到厌倦了。我悲惨地望着我睡的那张床,心想:我要象那位总理一样死在这儿了。
    “又过了三个星期,他们终于让我走了。我很难设想,这些乌兹别克人为了让我们的刊物替他们做出美妙的宣传,到底花了多少钱。”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受到这种贵宾的待遇。但他们仍然受到优待,住最上等的公寓,用不着等待五年就能买到汽车,而且能够出国。这些就是付给记者们的酬劳,他们喋喋不休地宣扬体育运动,借以转移人民群众的视线,免得他们胡思乱想,怀疑苏维埃社会的道德准则。(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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