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斯特拉斯堡十月二十二日电】第十九届世界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这里开募，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和由三十三国体操队参加的入场式
。
台湾没有派代表参加，因为国际体操联合会上周投票通过接纳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代表的共产党中国为会员，中国一贯声称台湾是它的一个省。
但是，这项决定作得太晚，北京的体操运动员来不及参加这次锦标赛。明天的第一项比赛是男子体操。
在女子比赛项目中，罗马尼亚的优秀选手科马内奇希望重新获得她两年前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的令人惊讶的成就。
【法新社斯特拉斯堡十月二十二日电】国际体操联合会主席尤里
·季托夫（苏联人）今天在这里对中国已重新加入这个国际组织表示满意。
季托夫在第十九届世界体操锦标赛开幕式结束后说，“拥有这么多体操运动员的中国体操联合会又和我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高兴”。他又说，“中国运动员的高超的技术水平将有益于世界体操锦标赛。”
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光明的未来，但取得飞跃发展有着不少制约条件，政治稳定、高储蓄率和引进外资是经济发展的长期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制度方面，要解决企业管理混乱、机构重叠；并要克服“政治运动对经济政策的影响”，解决“中国社会残存的非现代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本刊讯】日本《中央公论》九月号刊登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尾上悦三的文章，题为《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摘译如下：
据说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四个现代化”谋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现实中能够选择的经济政策的幅度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日中经济关系将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且最终中国经济将如何变化呢？同日本比较按一九七五年价格计算，中国一九七七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三千二百三十四亿美元，一九七五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二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七五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九百八十八亿美元。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约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六八倍。
到一九七七年年底，中国人口是九亿一千九百七十一万人，约是日本人口（一亿一千四百一十五万人）的八倍。
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中国一九七七年是三百五十二美元，一九七五年是三百二十九美元。一九七五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是四千四百五十九美元，中国是日本的十三·五分之一。
从就业人口来看，中国从事农业的约占百分之六十，非农业的约百分之四十。这表明了农业和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别。从地理上来看，农村人口约占百分之七十，城市人口约占百分之三十。
中国的耕地面积是一亿一千万公顷，是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一·五。平均每人耕地面积是零点一二公顷。比日本稍多一点。在中国，耕地少在整个经济发展中，是主要的难关之一。
中国钢铁产量是日本的四分之一，汽车生产的辆数约为日本的三十分之一。中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约为三百公斤左右。这大体上是完全自给自足的水平。这一点同日本的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一九七七年度对外贸易，出口是七十八·四亿美元，进口是六十四·四亿美元，合计是一百四十二·八亿美元。过去创纪录数字是一九七五年，达一百四十三·二亿美元。同年日本的出口是五百四十七·三亿美元，进口是四百九十七·一亿美元，合计是一千零四十四·四亿美元。进出口合计，中国是日本的七·三分之一。·资源和农业上的问题让我们大概地分析一下中国经济具有特点的自然条件（耕地、矿产资源蕴藏量和港湾）。
关于矿产资源：铁、石油和煤是最重要的。中国的石油和煤的蕴藏量最丰富，铁矿石稍微有点问题。煤的蕴藏量极为丰富，据说“已确认的蕴藏量”有一万亿吨以上。
相继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这是众所周知的。外界对于蕴藏量的估计不一样，据说最低是二十亿吨，最高是八十亿吨，现在主要力量放在勘探北海岸的海上油田上。
关于努力寻找铜矿，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关于镍和钴也同样没有听说有什么发现。钨和锡极为丰富。关于核原料，虽然有些情报，但是不清楚。
关于港湾：还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着手建设的天然良港。港湾能力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难关之一。
关于耕地：约一亿一千万公顷耕地的大部分，位于国土的东半部分。区分东部的农耕地区和西部的不毛之地的最大因素是雨量的多寡。十年能增长一倍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收入的增长可以明确地分为三个时期：五十年代是高速增长，六十年代是变动和停滞，七十年代是增长。从一九五二年结束战后的恢复到一九七七年共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约二·五倍。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是百分之四·九。七十年代的七年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是百分之七·一。今后中国能否保持每年约百分之七的增长率，即保持“十年增长一倍”，恐怕要依靠以下几个因素：
（一）大概投资率需要超过百分之二十。为了提高投资率，实现高速增长，就需要引进外资。（二）政治上稳定对于经济增长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三）要做到按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供给粮食是极其困难的。如果投资的大部分用于农业，那么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放慢。农业是中国经济的致命弱点。（四）如果中国事实上引进外国资本，那么贸易额就会相应地大大增加。而且它将有助于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
为了获得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中国需要进行贸易。换句话说，通过增加投资来加速工业化，这就必然要求增加资本和工业原料的进口。因此贸易额将会增加。但是，过去未能增加出口以同进口相平衡，因此外汇必然不足，这妨碍了贸易额的增长以及整个经济的增长。所谓“向右摆”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根据共产主义的观念，人为制定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构成这种制度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手段是国有或者是公有，生产、分配和流通都要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这里面包含很多重大的问题。
（一）共产党同国家行政组织的关系。在生产手段全部是国有和公有的中国，相当于日本企业的企业，全都包括在国家行政组织之内。而且“监督并且领导”这些企业的是共产党的组织。因此，经济活动的计划和管理的组织，形式上全是“层层重叠”。这两种组织关系经常发生激烈的变化。最近几年，担负管理责任的行政组织发生了很大的混乱，生产活动也因而降低了效率。现在大体上已全部恢复，企业内的经济活动已恢复正常。中国的经济工作计划和管理的状况，由于受行政组织的动向、共产党的动向以及两者的关系这三个因素的影响而一直动摇不定。现在比较稳定了，但是将来如何，仍然存在不少未定的因素。
（二）由于生产、商业、金融或运输等所有部门的企业都是国营企业，因此它们都要服从政府的计划。从生产现场来看，需要提高国营企业的效率和降低成本。
（三）过去，中国中央政府内意见常常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政策“右”“左”大摇摆。现在是“向右摆”的典型例子。所谓“向右摇摆”的经济政策，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国内政策上，重视生产和建设胜于重视革命。重视现代的或大型技术体系，而不重视土法或中小企业。
其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恐怕可以象下面这样说，即减少自主的倾向，重视对外贸易。尽可能地大量采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如果外汇不足，也许将出口天然资源和接受贷款。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关系关于政治的左右摇摆同经济政策的关系，这里想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会不会再次发生激烈的“向左摆”？关于这一点，笔者是门外汉，一窍不通。但似乎没有人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第二，从政府当局人士到一般老百姓，现在已经认识到了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因此，激烈的政治变动实际上会给经济政策带来重大影响，招致混乱。过去的政治变动对经济政策造成的影响，正在迅速地减少。第三，在最高一级的中央政治斗争，打乱了除农业以外的所有的经济工作。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会是这样。这是由于整个中国社会残存的非现代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价值观、组织等的缘故。
不论是共产主义的现代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经济上的现代化部门的出现，都需要相应的现代化的组织和人。不过，几千年来组成中国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轻易改革得了的。
整个组织也是非现代式的。就是说，在组织内，权限没有分散于中下级，又没有采取什么组织措施相互牵制权限。社会的所有职位，都是根据上下的顺序决定的，最终是地位高的人拥有决定权。因此，最高一级的权力更迭很快地波及到最基层。
在现代的部门中，最高一级的更迭总要影响到日常生产工作是不行的。
（四）关于人民公社的制度，生产队就是旧的自然村，其中很多家庭都有亲戚关系，也就是所谓家族的延长。而且，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的管理部门，对于农民来说，是相对的政府那样的东西
。
将来总有一天，生产大队或人民公社将成为经营的单位。这意味着农业部门完全处于政府的管理之下，那时，农民的劳动热情要保持下去将是困难的。现在，在中国农业方面，实行机械化和居住的公共住宅化已成为政策的焦点，它将更容易使得经营单位向高一级发展。
目前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发展经济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口号，而且其中心的事件是从先进工业国家大量进口成套设备。
如上所述，在中国的经济取得“飞跃”发展之前，有着不少制约条件，制定计划当局可选择的经济政策的幅度也不是很大。政治稳定、高储蓄率以及引进外资，将是长期的必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以后，技术人员（包括管理人员在内）受到冷遇和排斥。而且，应当产生出技术人员的教育机关，其机能也被停止了。这过程长达十年之久。丧失十年时间对中国的人力肯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损失究竟有多大是无法估计的，这个问题也许今后会长期地成为一种不利的因素。
中国也碰到过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许多后进国家感到苦恼的爆发性的人口增长问题。但是，中国正在实现靠政府的力量来降低出生率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创举。这暗示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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