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月二十六日电】题：“新老朋友”干杯——用中国菜举行豪华的答谢宴会
来日本访问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二十五日下午七时许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答谢宴会。各界“新老朋友”约四百多人应邀出席，品尝着豪华的中国菜，度过了欢乐的一晚。前首相田中角荣虽然接到请柬，但是没有来。
会场设在这家饭店最大的约一千六百平方米的“芙蓉厅”。在正面，从屋顶垂挂着纯白色窗帘，挂着五星红旗和太阳旗。主宾席的背后有绿格和黄菊花的盆栽。
来宾全都入座以后，轻松的乐曲声充满大厅。下午七点三十五分，邓副总理陪同福田首相来到会场，掌声四起，大家都喜笑颜开。许多人以中国方式鼓掌就座。服务员立即送来五彩缤纷的冷菜“七色大拼盘”。啤酒是北京“五星啤酒”，葡萄酒是青岛“红葡萄酒”。小小的玻璃杯中盛着透明的茅台酒。因为邓副总理家乡四川省产熊猫而摆出了“熊猫牌”香烟。
也出现了轮桌干杯的情景。按照中国方式，在一个桌子上想饮酒的人就尽情举杯“祝贺和平条约生效”。用了十年的岁月，从东到西漫游丝绸之路的世界唯一的人——画家平山郁夫，女演员高峰三枝，乒乓球选手荻村伊智朗也应邀出席了宴会。还有身穿礼服的自卫队干部和身穿绿色制服、佩戴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
畅谈三十分钟左右，邓副总理起立致词，大概是因为“政治性的发言”已经够多了吧，讲话中没有政治色彩，说“荣幸地会见了天皇和皇后陛下”，“欣赏了花道和茶道等传统艺术”，“日中关系的前途无限美好”。
福田首相也说日本的文化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且提到了“霸权问题”，他说：“两国的友好关系，并不意味着联合起来结成排他性的关系。”每次讲话后都再三干杯，碰杯的清脆之声响彻了大厅。
【共同社东京十月二十五日电】题：指出反霸行动的共同性，相互谅解和运用是课题
邓小平副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想要强调的似乎是，第一、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之点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向国内外表明中国政府推进中国“四个现代化”的积极热情。
邓副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头就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说明了中国方面关于反霸权的想法，强调“反对霸权主义是条约的核心”，说：“现在有人想在世界各地谋求霸权。”严厉地批判了苏联，只是没有指名。
关于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邓副总理表示理解说：“是无可非议的。”同时，用了“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这样的措词，暗示了对于反对第三国霸权的共同性。看来，这是这位副总理最想要强调的一点，而且从条约上说，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重要的。
再次使人痛感到，关于通过福田—邓会谈得到确认的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双方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霸权的认识和确定反霸权行动的独立性的日中条约第四条的规定，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如何运用下去，乃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关于“四个现代化”问题，邓副总理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象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用这样谦虚的措词承认中国的落后，并说明了中国推进四个现代化的方针。
特别是邓副总理说“也要吸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应该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要向日本请教”等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出中国对日本的合作寄予莫大的希望。采取这种方式会见记者，对邓副总理来说，好象还是第一次尝试。说话幽默，直截了当，如说“越南是东方的古巴”。这种大胆而坦率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性格，可谓名不虚传。
说日中和约生效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这两个邻邦抛掉了旧有的敌意，还标志着日本不再在中苏间保持等距离，而是要倾向北京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月二十五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北京和东京的结合》，全文译载如下：
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于星期一在东京生效的时候，战后世界政治中的重大转折之一也就完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两个邻邦已抛掉了旧有的敌意和仇恨。它还标志着，日本已决定不再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等距离”，而是要倾向北京。从而，亚洲的这个拥有最强大的现代经济而且同美国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国家便做出了它战后最重大的抉择。
乔治·帕卡德和威廉·瓦茨在波托马克学社的一项新研究报告中写道：“美国人看到日中之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丝毫不用紧张。双方都是极端坚持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而且双方的民族主义色彩也都十分浓厚，因此它们不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不必担心东亚会出现‘黄祸’”。我们愿意表示更进一步的看法。北京和东京的结合是使东亚和整个太平洋地区趋于稳定的一个力量。从经济上说，这两个国家可以互为补充。日本人认为，他们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来进行一笔巨大的交易；中国人则认为，他们现在已掌握了实现他们所渴望的现代化的资金。从政治上说，这两个国家应该在谋求同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及在抵御苏联的压力方面找到共同的立场。
为什么克里姆林宫在争取得到日本的巨大经济和战略的资源的较量中没有战胜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苏联人只要做一件事——归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日本夺走的四个岛屿
——就可以打开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可是，作为一个靠侵占邻国的领土组成的国家，苏联显然不愿意造成一个归还领土的先例。克里姆林宫的一些人曾期望，当北京最终开始向国外寻求经济援助的时候，它将首先向莫斯科求援。可是中国却选择了东京，这肯定会在克里姆林宫引起这样一个问题：“是谁丢掉了日本？”
美国仍必须小心谨慎地分别培育它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中日两国相互承担的义务应当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中日关系的发展增加了美国的安全，而又使苏联没有理由抱怨。美国的力量在亚洲的一角失败后刚刚三年，美国在这个主要舞台上的地位又强大起来了，美国人对此应感到宽慰。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十月二十六日以《邓副总理首次出席“西欧式”记者招待会》，《谈话幽默而随便》为题报道：
二十五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邓副总理既不显威风，又不摆架子，用低沉而稳重的声调和温和的口吻发表谈话。时而以动作幅度大的手势和富于机智的言词而使人发笑。尽管限于时间短，但这是中国要人历史上首次应西方报界人士的要求举行的“西欧式”联合记者招待会。邓副总理始终笑容满面地谈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势。一想起被称为“长生鸟”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的人生，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
原订下午四时开始会见，邓副总理稍迟片刻，在鼓掌声中步入会场。穿着常穿的黑色中山服，脸色红润。
在邓副总理作出轻松有趣的回答时，会场上几次沸腾起来。在回答关于南北朝鲜问题时说：“世界上一分为二的国家还有很多。两个朝鲜、两个德国、两个中国……以及一个日本和另一个百分之一的日本。”暗示日本要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开场白结束后，在回答问题之前，邓副总理说：“我的名声不好，所以回答问题也许不正确。如说错了，请批评。”
译员王效贤女士翻译的“名声”二字，日本的记者团不能立刻理解。会见后，请中国驻日大使馆和新华社记者核对一下，那两个字是“名声”的意思。邓副总理幽默地说“我的名声不好”，似乎是暗示四人帮对他的猛烈攻击和评价过低。只这一句话，就使会场充满了亲切的气氛。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十月二十四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条约仪式宣告中日敌对时代结束》的述评说：
中国和日本今天在东京正式批准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和平友好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存在已久的严重敌对时代，苏联所说的北京、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亚洲新轴心的胚胎也随之而固定了。十分明显，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北京的试图孤立苏联的工作中的一大外交胜利。
预料，邓先生在本月晚些时候还要到东南亚各非共产党国家去进行访问，以抵销莫斯科和河内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和泰国的拉拢行动。
直到现在为止，东南亚国家联盟五国都不肯答应无论是与北京和柬埔寨，还是与莫斯科和越南建立任何特殊关系。然而，许多西方外交官认为，新的日中特殊关系可能使北京在这个地区得到一种新的心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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