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北京七月十七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今天发表一位在一九七六年由于反对现在已贬辱的“四人帮”领导人而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的二十六岁的广州人获释的消息，这说明中国在继续恢复“法制和民主”。
观察家注意到，由于中国准备了一套成文法律，官方报纸上接连不断地刊登了逮捕犯罪分子——如逮捕了被指控搞严刑拷打和扇动打内战的两名前四川省领导人——和释放被四人帮或者他们的支持者搞的假案中的无辜受害者的消息
。
共产党报纸《人民日报》今天说，庄辛辛是在给这家报纸写了一封信后被捕的。
他在这封信里谴责了江青和以后的“四人帮”里的其他两员张春桥和姚文元。
当时，《人民日报》被“四人帮”控制着，《人民日报》把这封信转给了广州市公安局。
庄辛辛于一九七六年七月被捕，于九月二十九日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公民权五年。
他在一年半以后，即在今年三四月份获释。
这家共产党报纸在一篇题为《希望寄托在这一代》的评论员文章中赞扬了庄辛辛，据这篇文章说，当文化革命开始时，他才十四岁。
这家报纸提到了他的“反潮流”行为：在审讯期间，他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谴责了垮台的前国防部长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有害行径，同时，赞扬了邓小平副总理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恢复名誉后的工作。审讯是在邓先生于一九七六年四月第二次受贬辱——‘‘过激派”的受害者——后仅几个月进行的。
这家报纸今天首次号召全国“清算《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时期犯下的罪行”。
这家报纸揭露，在一九七六年三月至四月一个月的时间，四人帮的心腹就把五十多封读者来信转给了公安部门。
说中国正在造就新一代忠诚而内行的技术人才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七月十六日电】（记者：奥尔丁格）两名美国教育家说，中国学校在一场旨在造就新一代忠诚而内行的技术人才的运动中，在机械地搬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现在非常重视科学、数学和英语。
但是，他们说，北京党的领导人对学校仍然实行“无孔不入的”控制，在这些学校中，带有政治色采的教科书和死记硬背的严格的教学方法，使已故毛泽东主席保持至高无上的影响。
全国学校协会主席玛格丽特·伯文格和执行委员托马斯·香农在一次谈话中谈论了他们在最近对中国进行的为期十六天的访问中所观察到的教育趋向。
伯文格女士说：“他们目前在学校中非常强调数学、物理和化学，以培养为发展他们本国的工业能力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
“他们在相当有限的人力物力（如缺乏供学生使用的科研实验室）的情况下正在取得明显的进展。”
她说，看来中国人正用同美国中学差不多同样的科学水平教学。
她说，就外语来讲，英语似乎占第一位，有“很多”中国学生学英语。
伯文格女士说：“他们广泛地教授英语，也花一些时间教其它几种外语。”但是不存在由于这种与西方文化的接触而使政治思想中毒的可能性。
她说：“我们看到一些英语教科书，能阅读中文的人们说，中国课本都是一样的：内容全都是政治性的。”
伯文格在谈到她本人、香农和其他美国教育家在访问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桂林和武汉等地看到的中国学生时说：“他们是聪明伶俐的，但他们又是受到压制的。”
“很明显，他们在课堂上没有我们实行的那种让人们通过讨论和提问题而大家都来参加的活动。就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情况来看，学习完全是靠死记硬背……在小学里，老师讲什么，学生就跟着她背诵什么。”
即便是一个班级的学生很多，纪律也象是不成问题的。
香农说：“班级学生人数相当多，达六十到六十五人之多。但是由于纪律约束，所以这并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大量依靠批评来保证纪律。”
伯文格和香农还说，为使大家普遍识字，中国人正在采取措施以确保所有儿童都入学。他们正在迅速恢复过去关闭了的大专院校。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七月十五日刊登该报记者托马斯·奥图尔的文章，题目是《美国和中国将开始互派学习人员和交流情报》，摘要如下：
白宫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昨天说，美国和中国不久将开始互派学习人员和交流情报，作为在空间、农业、能源和公共卫生方面执行一项广泛的合作计划的先导。
普雷斯说，美国同中国的共同研究计划将在外交关系“正常化”
——也就是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才开始执行。
普雷斯说：“在关系正常化之前签署一项协议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象互派学习人员这样的合作计划肯定能在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就搞起来。”
在美国代表团上周同中国讨论的联合计划中，有关于地震预测、传染病、虫害控制和新的农作物品种方面的科研计划。双方也讨论了空间研究，但是普雷斯不肯说提到了什么样的计划。普雷斯说：“但是我要说，国家航空和航天局局长鲍勃·弗罗施应邀参观了中国的卫星发射场。我认为他是得到这种优待的第一个外国人。”
普雷斯说，高能物理也是将制订联合计划的一个方面。“在数学、高能物理和天文学方面，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都有一段差距。中国打算在基本研究方面下很大的力量来消除差距。”
许多作品象盖了图章似的千篇一律
话虽然这么说，要青年作家（包括业余作家）们在这一年里发表有份量的作品，未免言之过早。当前，除了陆续修订（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只是改动了个别词句而已）出版文革前就受到读者欢迎的《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等长篇小说之外，也出版了一些新作品。在不甚突出的新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了。
这是接第一部，描写了初级合作社成立后的情况。使我惊讶的是，在第一部里颇为活跃的青年农民，第二部上卷中几乎不再出现。这里集中描写了富裕中农、沾染中农习气的共产党员以及富农等反面人物。此外，新上场的有以县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队。看来他们将成为故事中的中心人物。作者具有独特的笔调不是从正面描写一个人物，而是通过侧影的描写来衬托其形象，这使人能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近二百页的作品。
此外，长篇中引人注意的有：杨大群的《山燕》、曲波的《山呼海啸》、张天民的《创业》等。曲波的作品跟《林海雪原》比较，发议论、讲大道理的东西太多，差距很大。《创业》是根据同名电影剧本改编的。这个作品，感到不足的是缺少进一步的归纳。
这一年里，比较全面地反映文学界问题的短篇小说，大致有两类主题。以《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八期来说，杜斌的《今天》和王愿坚的《长征路上》，分别具有代表性。
小说《今天》的主角是全省最大的现代化机械厂上了年纪的总工程师陆进。给他做配角的是工厂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郑大忠，他是一位老干部。跟这两人对立的是，陆进任某大学机械系主任时的“高材生”陈文德，他趁着文革乱哄哄的当口，混水摸鱼同“中央文革小组某首长”挂上了勾，现已爬上了省革委会副主任。时间是“四人帮”大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１９７６年１年月起，到打倒“四人帮”的１０月止。
这个小说的主题就是描写老干部和老工程师同暴发户、“四人帮”走狗的斗争。大鸣大擂，可以肯定地说，面面俱到，可就是一点也不感人，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部作品基本上是编造的。
让我们再回到主题来谈吧。象《今天》那样，描写工厂中的同“四人帮”的斗争，并以此为这一年的重要主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象盖了图章似的这样千篇一律呢？这一类的例子很多，例如：肖育轩的《心声》（《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四期）、胡万春的《序幕》（同上）、叶文玲的《雪飘除夕》等，都是把六十多岁的老干部做为反对“四人帮”的主要人物，技术人员都站在老干部一边；而“四人帮”的走狗都是一些不学无术的青年干部，并有由中央“首长”派来的联络员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攻击的办法都是破坏生产和写大字报。
“四人帮”末期盛行过的一种公式是，把老干部和技术干部都说成是坏的，把新干部都说成是好的。现在这套公式颠倒过来用了。诸如此类，同出一辙。前面提到的孙犁的那种严厉教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肖育轩、叶文玲等人看来是些业余作家，这倒也算了。连胡万春这样的，从文革前就写过许多短篇小说的人也发表大同小异的编造的作品，如果搞得不好，很可能使人们怀疑工厂企业对“四人帮”进行斗争的真实性。由此可见，说是“百花齐放”，实际上作家们还是缩手缩脚的。
与其读这种被政治课题束缚住的作品，还不如读象《高高的红石崖》和《“吓一跳”的故事》那样歌颂老一代革命者的作品，更使人感到爽朗和温和。前者描写了老干部同插队知识青年——一位年轻姑娘的思想交流，后者描写有点小淘气和小聪明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和一位固执的老石油工人的交往。如果把文学同政治过于硬性地“结合”，对文学也好，对政治也好，都不会带来好结果的。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代表了这一年的另一个主题，即歌颂毛泽东以及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已故的领导人。这才是这一年里表现得最多的主题。
王愿坚的《长征路上》由《路标》、《草》、《歌》三篇组成，分别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长征路上的小故事。作者生于１９２９年，不可能参加长征，即或是参加了也不可能记忆，所以说不定他是在这些领导人一周年之际，得到了有关的材料而创作的。
王愿坚在《人民文学》第七期里，又在《小说二篇》的总题目下发表了《足迹》、《标准》两篇作品，前者是周恩来的故事，后者是朱德的故事。
贺鹏飞、贺晓明和贺黎明写的《深切的怀念
——纪念敬爱的爸爸贺龙同志》（《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六期）和朱敏的《怀念敬爱的父亲》（《人民文学》１９７７年第七期）等，由领导人亲属写的回忆，虽不是创作，却引人注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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