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明报月刊》三月号文章】（作者：刘靖之）
舞蹈不能没有音乐，通过舞蹈的表演，人们得到视觉和听觉上的满足，因此舞蹈本身便包含了音乐这个重要组成部份。以《丝路花雨》这个大型舞剧为例，舞蹈、戏剧、音乐三位一体，是一件艺术作品的有机体，缺一不可，忽略任何一样都会影响整个舞剧的艺术均衡。
有些舞剧先有音乐、后编舞蹈，如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和《天鹅湖》。
有些舞剧则先有故事情节和舞蹈构思，然后由作曲者根据这些故事情节和舞蹈构思创作乐曲，如这部广受欢迎的《丝路花雨》舞剧。这种剧作上的先后次序对舞剧的音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前者由于音乐创作在先，因此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舞蹈编排，但乐曲却始终不变；后者舞剧编写在先，音乐部份就不得不迁就舞蹈。笔者感到《丝路花雨》的作曲者在许多地方过份迁就舞剧编导，以致使音乐部份转接生硬、结构松散。此外，由于作曲者的风格相异，亦形成了这部舞剧音乐缺乏统一的格调。
《丝路花雨》的舞蹈人员为数颇众，听说有七、八十人之多，群舞时满台都是舞蹈演员，而成员不到三十人的乐队所发出来的音响相形之下单薄得很，无法烘托出舞台上的气势。
由于舞台上数十人的大合唱或群舞、巨大的石柱和厅堂，需要相应规模的乐队来奏出浑厚、雄伟的音乐，以达到这种综合艺术制作的均匀、平衡。《丝路花雨》在视觉上颇能满足观众，但在听觉上却有美中不足之感。乐器所发出的音色亦是如此，那些老迈、衰弱的管乐和弦乐乐器，竭尽所能地奏出嘶哑无力的声音，使人听了甚感别扭，与舞台上彩色缤纷的服装和化装格格不入。
甘肃省歌舞团乐队原有五十多人，这次随团来港的乐队仅二十九人，原团乐队的双管乐器编制在香港演出只剩下了单管编制，弦乐乐器数目亦相应地减少，圆号手和唢呐手没来，在音响效果上难免打了个五折，令人感到遗憾不已。
《丝路花雨》的音乐虽然在风格上未能一气呵成，音量与音色亦未能尽如人意，但其中颇有几场音乐杰作，如《序幕》音乐所营造的气氛，甚有意境；第一场《市场献艺》的情景，颇为感人；第二场《反弹琵琶伎乐天》的舞蹈和琵琶演奏配合得活灵活现；第三场的几首舞曲，旋律和配器极为迷人，令人们亦想与舞台上的人闻歌起舞；第五场的紧张；第六场的热闹喧哗，等等，都是可圈可点之作。当笔者想到作曲者、指挥和乐队队员在这么有限的物质条件下能达到如此辉煌的成绩，不禁要向他们鼓掌致敬。
这部舞剧的音乐剧作素材是根据唐代的《月儿高》、《春光》和《阳关三叠》，以及《江南丝竹》的音律，再加上印度、波斯等国的音乐曲调。素材虽是中国、波斯、印度的，但旋律处理、乐队的配器却是欧洲的。
作曲者并不刻意仿古，除了《月儿高》这首乐曲保持了原曲的主要音型之外，其他的古调都不留痕迹地渗于舞剧的音乐里。
舞剧的故事、造型、服装、道具、布景、化装等虽是古典的，但舞台设计、灯光、色彩、舞蹈构思都是现代的。舞剧的音乐也是这样，素材是古典的，但创作和配器技巧都是现代的。在创作和再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古为今用”的手法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就拿《月儿高》来说，原曲音律来自印度，节奏不大规则，不适宜舞蹈节奏，作曲者把它改编为适合舞蹈节奏的琵琶曲，既使整首乐曲结构紧凑，又使旋律更为悦耳。由于张英娘的遭遇悲惨，在十六岁时已给人转卖了两次，因此在她出场时，《月儿高》便随着她的际遇而变化，时而悲伤哭泣，时而满怀希望、兴高采烈。无论悲哀或欢笑，《月儿高》始终是优美绝伦，正符合了艺术的基本法则：统一中有变化、对比，变化、对比中又有统一。
作曲者以欧洲作曲技巧，聪明地处理了主题与主角、外国与中国之间的联系和风格上的差异。
从曲体来讲，舞剧音乐属欧洲十九世纪凑鸣曲式的交响音诗体裁，因为作曲者把《月儿高》当为主导动机呈现在各场里，贯穿了整部舞剧的音乐。就配器来讲，作曲者运用了欧洲十九世纪中叶和末叶的歌剧或乐剧的配器技巧。
作曲者还运用了些民族调式与音阶，但大体上都是欧洲十九世纪作曲、配器的处理。就算是那几首效果极为突出的舞曲，亦是以东方的旋律素材、欧洲的作曲和配器技巧相结合的产品，不拘泥于唐乐舞的解释。第二场《反弹琵琶伎乐天》的音乐虽然极富东方韵味，但旋律的处理、发展亦脱不了西方的技巧。这些不但无损于舞剧音乐所取得的成绩，更为“洋为中用”提供了新的途径。
【日本《朝日新闻》三月十三日报道】在被称之为古代奴国的福冈县春日市的冈本四丁目遗址，发掘出了据说是弥生时代前期铸造的铁剑。据九州产业大学教授森贞次郎等考古学者鉴定，认为这柄铁剑是迄今最古老的。日本国内虽然发掘出过弥生时期的铁器，但发掘出铁剑还是第一次。它有助于了解铁器文化，是研究奴国的珍贵资料。
出土的是一柄铁制两刃短剑，长十五厘米、宽两厘米，刃长九厘米。已生锈呈红褐色，剑柄的一部分已残缺不全，但外形大体完整。剑柄手握部分粘有象是鹿角的骨粉，看来，剑柄是用鹿角制的。
铁剑埋藏在长一点四米，宽、深均在零点六米的木棺土圹墓中。所在位置正好在遗体的腰部。已大体断定，这个木棺墓是弥生前期的墓葬。考古学者认为，铁剑是弥生前期的公元前一至二世纪左右的制品。在弥生前期，铁器同青铜器、水稻一起从中国、朝鲜传到日本。这次出土的铁剑大体属同一时期。据认为，它不是国内铸造的，而是从大陆传过来的。
【香港《新晚报》一月六日文章】去看《丝路花雨》，在戏院遇见了十几年未通音讯的李翰祥。在香港老一辈导演中，他拍古装片的考究，是有目共睹的。
记得他拍《杨贵妃》、《武则天》那几部唐代宫闱片所设计的服装，就曾被某些不熟悉历史的影评人大张挞伐。
看“活敦煌”会遇见李翰祥，不是意料外的事，趁机问他，可否见识一下他所搜集的中国历代服装史料，传闻中他拥有不少这类工具书。
李翰祥递来日本原田涉人写的《唐代的服饰》，我接过一翻，才发现那书里夹着不少巴掌大小的纸条，尽是唐代诗人们诗篇中描写妇女服饰的稿句。
看《丝路花雨》细致入微的李翰祥，翻开一页注明藏在日本正仓院的岐头履指给我看：
“记得吗？这就是第四场河西节度使进洞看那些侍从所穿的鞋样，见微知著，人家的考据够细致，不信看这敦煌三二九窟壁画人的供养人。
“那么英娘的服饰呢？你认为设计如何？”我问。
“‘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红裙妒杀石榴花’，这些诗句，不都出现在英娘身上吗？她双眉中的那一点，就是花钿。印度妇女迄今仍兴在眉点红，那是盛唐时代摩登的女性化妆啊！那时候还有‘妆靥’，有月形，有钱样，就像如今外国女艺人在面颊上贴粒星型作装饰一样……”
话匣子一打开，李翰祥健谈如昔，什么“十眉图”、额黄、发髻型……都讲得很细致。
他强调说，每一个时代有各种不同的美的标准，《丝路花雨》忠于历史考证，也有些现代人不易接受的东西，那是为了使并不太有兴趣的观众易于欣赏。看得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人家都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难道你一点意见都没有？”我问得率直，李翰祥也答得坦率：“我是搞戏的，因此我觉得在剧情上还少了点能感动观众的情节。‘飞天’特技效果很好，但如果那长帔（飘带）能用更软和更强烈的颜色，就会更美。画中‘飞天’的景美处就在于那帔的线条。听说他们还会要加工，估计他们出国表演时，一定会更好。”
【塔斯社列宁格勒三月十日电】苏联学者们在白令海靠近楚科奇沿岸的伊特格兰这个无人居住的岛上发现了一座古庙。排列整齐的格陵兰鲸鱼的颅骨及其埋入地中五米的颌，构成了一条独特的路，它通向一个石砌体，也许是祭坛。这条路的全部工程需要七十条鲸鱼的骨头，延伸六百米长。
历史学家们认为，「鲸鱼路」是所谓普努克时代（纪元十三至十五世纪）爱斯基摩文化的遗迹。
苏联科学院综合性考察团对该岛进行了考察，考察团的成员有历史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引起这种兴趣的原因是，位于北纬的这个群岛有着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伊特格兰岛就在这个群岛中。
【法新社卡拉奇二月二十六日电】巴基斯坦的官方通讯社巴联社今天报道，一个由美国、法国和巴基斯坦的地质学家组成的小组，在卡拉奇北面大约一千英里的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发现了据说「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鲸化石」。
由密执安州大学的古生物学家金格里奇教授带领的这个地质考察队发现的这些化石，是夹在伊斯兰堡与历史上有名的开伯尔山口之间大约半途上的一层坚硬的岩石层里。这些地质学家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在巴基斯坦进行了四年的野外作业。
巴联社在发自密执安州的报道中援引了金格里奇教授的话说：「头盖骨后部和几颗牙齿，系属于大约四千万至五千万年前生活在古地中海的鲸的，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组成了一块与亚洲其他部分分离的陆地。」
金格里奇教授又说，这些化石可能有助于提供关于了解得很少的鲸祖先的情况，据认为，这种哺乳动物在完全适应水中的环境前一直生活在陆地上。
【塔斯社德里三月七日电】印度考古学家们在拉贾斯坦邦的锡卡尔区发现了铜器时代的古城镇。发掘工作期间，找到了数千件石制工具、铜制工具和日常生活物品，其中包括鱼钩、链条、刀和箭头。发现物中有大量黄陶器残片。学者们认为，这些发现物属于纪元前二千八百ｌ——二千五百年。这些物品使人得到有关古印度文明的新资料。
【苏联《消息报》二月九日报道】在威尼斯湾的托尔切洛岛地区，发现了罗马人在纪元一世纪建成的堤坝和墙壁基座的遗址。合众国际社的消息说，这一发现是了解罗马历史学家蒂托·利维奥和普利尼奥古文献的一把钥匙，他们指出，纪元一世纪，在威尼斯湾地区有过罗马人的城镇。
关于在这个地区可能有过罗马人城镇的想法，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出现的，那时，渔民们在水中发现了古陶器的残片。
【香港《新晚报》一月十二日文章】对于舞剧《丝路花雨》，未能已于言的是：可否同时也把它“敦煌化”一下。因为唐代事物充满舞台上，舞姿也是“敦煌式”的。
目前台上的舞蹈与台下乐池演奏的伴奏音乐显得缺乏和谐，就音乐言音乐，伴奏音乐尽管带有中亚细亚色彩，但非常缺乏唐代的或敦煌式的风格。
敦煌式的音乐为何？目前“声音”的材料已完全无可根据，但配器和演出形式仍然是大量可见的，就是若干音调材料，如果细心研究，也不难追源究始。
唐代敦煌壁画记载了大量唐代乐队配器的材料，略举几个例，如画有“反弹琵琶伎乐天”的一一二窟，伴舞乐队的配器就有琵琶、古筝、箜篌、笛、筚篥、阮、笙，秦汉子、鼗鼓、笛及其他鼓类等。
据此，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敦煌式的配器：吹、弹、打俱齐，唯缺“拉”弦乐器。因此，目前舞剧的音乐用大量二胡该是败笔。如果目前配乐的配器放弃多量的拉弦乐不用，增强各类弹拨乐和各类鼓乐，特别加上拍板，那么，音乐风格可能“古”得多，距离唐代也会近一步。
演出形式在敦煌洞窟上也历历可见，大抵舞蹈必有乐，而乐亦大抵必有歌。中国传统的演出形式是歌舞合一，载歌载舞，尤其唐“大曲”。唐“大曲”必合舞，必有歌辞。因此，何妨在目前的配音音乐上加上歌唱。本来，近几年内地的舞剧已建立了“伴唱”的形式，《白毛女》如是，《红色娘子军》如是，《丝路花雨》何不也加上三几首古意的歌调？
还有音乐语汇问题，如果说舞蹈语汇已经初步应用了敦煌舞汇的话；那音乐是否也可以应用些更古的语汇呢？在现存的若干戏曲或曲牌材料中可否也找出一些唐音乐素材来呢？大量地方古乐，估计会保留有若干古乐，如福建“南音”，就保留了若干唐宋曲牌。
广东的汉调，客家音乐，也保存了若干宋乐的蛛丝马迹，似可追溯一下。目前配乐虽应用了一些古琴曲的资料，但创作过于现代化，如果在地方古乐上找找题材，估计古意会丰富得多。
笔者无意主张舞台上的音乐完全仿古。但如果音乐无论从乐队配器、配乐形式与音调因素上都有敦煌式的“烙印”，那是否会谐和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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