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国际贸易》七月二十日刊登题为《上半年中国对外贸易稳步发展》的文章，摘要如下：
自去年以来，各国访华的经济代表团增加很多，从中国公布的材料看，来自第三世界的代表团占大多数。
很多访华的代表团同中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并主要就今后扩大贸易问题进行了会谈。到中国参加技术交流、个别商谈和参加小型交易会等的经济人士也急剧增加。
在过去六个月中。签订的贸易协定、贸易议定书、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等公开公布的就有二十三件。中国对外贸易是按计划执行的，因此规定每年同各国的贸易计划的这些协定是很重要的。这些贸易协定都规定要扩大贸易额。
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年度贸易协定也有增加。中国参加各国国际博览会的次数也明显增加。
从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统计看，中国同西德和英国的贸易都不亚于去年，都在继续增加。从整个西欧来看，同中国贸易的增加是在预料之中的。
第三世界各国同中国的贸易、经济交流也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贸易、经济交流经济援助正在稳步发展。
【本刊讯】香港《广角镜》月刊八月号刊登该刊记者访问尤伦的谈话记录，题目是《澳大利亚工党副领袖谈访华印象》，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澳大利亚工党副领袖、国会议员托马斯·尤伦先生于七月初应中国政府邀请，作为期两周的访问。七月十六日，尤伦先生（以下简称Ｕ）在回国经港途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访问，当时在座的还有他的随行人员特雷先生（以下简称Ｔ）及Ａ小姐（以下简称Ａ）。席间，他们畅谈了今次访华之行的观感。）中国进行的试验
问：请问各位对这次访华，抱着什么目的？
Ｕ：就我来说，此行目的是从教育、城市计划等几个侧面看一看中国的政治情况。讨论的内容着重于文化大革命后的发展及中国是否正在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在我多次担任政府的阁员期间，我曾亲身体验过官僚主义，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特别感兴趣，这对我们国内的好些问题都有启发。
Ａ：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略有所闻，但大家都很想知道究竟中国的人民群众怎样理解这场大运动。他们是怎样在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中，特别是教育制度方面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政府和党是利用什么机器来保证这样的革命将会继续不断。
问：你们此行访问了几个城市？与那些官员会过面？
Ｕ：我们参观的城市包括广州、北京、大连、沈阳、南京、扬州，而上海是最后的一站。
除了纪登奎、王海容等高层领导人外，每到一地方，接待我们的不是外交部的人员便是当地的革委会副主任。可以说，接待我们的都是比较高层的官员，而整个旅程都洋溢着友好亲切气氛。
Ｔ：陪同我们的除地方革委会负责人外，通常都包括城市规划及污染控制部门的负责人等。
Ｕ：在大连，我们还参观了该城市的地下防空洞。
问，你们对今次的访问感到满意吗？对于希望解决的问题有所收获吗？
Ｕ：可以说是非常满意。在中国现时正在进行的实验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大战后，很多国家都进行了革命，但最后都被官僚主义所摧毁，建立了另一新的垄断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同意中国的说法，即苏联实际背叛了革命。中国就是要防止这种叛变发生，而我想他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
Ｔ：在中国的社会面貌方面，我的感受最深。最深刻的印象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平等。最令我惊讶的是这竟然是个如此开放，安全的国度。
在北京，我们碰到一位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的人员，他告诉我们说北京是世界上唯一最安全的城市，任何人住在这里都不用担心会被劫或袭击；而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真实反映。在我们逗留期间，我们感到他的说法一点也没错。
许多西方的评论家总喜欢说中国没有这样，没有那样，但事实上是每一个人都受到平等看待。当然在西方的国家或者是香港，生活水平相当高，但在同一环境里却存在着很低的生活程度，而差别是吓人的。
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中国政府决心在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中使社会的整体都得益，因此改善的措施顾及城市的每一角落。
踏入中国的城市，你会觉得犹如置身在花园之中，而这些从前是尘埃满街，又闷又热的地方。目前政府正大量植树，以南京为例，树木的数量由解放前的二千株，增至今天的二十万，达一百倍。这样大规模的植树，除了美化城市，对于减低空气污染和热度，都很有帮助。
谈到控制污染的问题，中国也有它独特的做法。西方的企业家从来不考虑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物，而只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安装些设计来排除烟尘。中国则务求消除污染的来源，不惜把整个制作过程重新设计，例如改善燃料的氧化程度以减少废气；有时甚至改变制作的机器设备。
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方面，中国可以说是没有私家车的，而重点放在公共服务上。
整个来说，整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对比起西方的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与人之间却是愈来愈隔膜。
Ａ：关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原本已有些认识，但大家都不很了解党如何在社会每一阶层中展开这个运动。令人震惊的是，所用的机器是那样大规模。这对于我们以后的工作很有启发。
在中国，我深深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上的阶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生活是那么的协调。互相掠夺，互相竞争的心理完全被互相帮助，互相扶持的心态所取代。七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比较
问：尤伦先生曾在六十年代到过中国，可否比较当时和今天的情况？
Ｕ：我在一九六○年访华的时候，刚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头一年，情况当然不能跟今天比较。现在普遍的家庭的物质都较丰富，当然还是不能跟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水平相提并论。
不过，应该指出不仅是物质方面大大跨前一步，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精神面貌，特别是相互服务的精神，充满整个国度，这实在是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卓越成就。中国走着上坡路
问：从你们的谈话中，似乎你们的印象是中国的制度很完美，一位巴基斯坦大使甚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或者说你们对中国的制度十分推崇；但中国自己却宣称：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走资派就在共产党内。你们怎样理解这个问题？
Ｕ：必须指出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东西的。我们只是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而我们对它的进步感到极其难忘。说实在他们自己都不认为目前的制度很完美，还不断批评自己哩！
至于走资派就在党内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对执行错误路线的人，要进行再教育，使他们回到正确的道路。
Ａ：我们所高度评价的不是制度的完美，而是目前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有生命力的政策。
Ｔ：当然在我们的角度来说，那些对我们社会有利的政策，我们是特别重视的。我同意最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运动。实际上，中国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例如城市管理的某些方面就应该可以改善。但我认为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和水平来批评他们是不适当的。
我们深信随着时间的不断进展，依照目前的道路前进，中国人民将会解决所有困难，而我们西方国家所走的方向却只会使困难愈来愈多。就象两条背道而驰的道路，中国人由下坡走向上坡而西方则由高点走向低点。
中国所走的道路将最终把问题解决而使全国人民得益，而西方无论怎样解决问题，只能是一小撮人受益而大多数人民受害。晶莹明亮的宝石
问：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精神面貌跟西方妇女有那些差异？
Ｔ：中国的妇女就象晶莹的宝石。在每一岗位都可以看到妇女担起工作：驾驶火车、管理公社、工厂、翻译。总之是每件工作都有她们的份儿。所以我在上海的宴会上说：除掉风采和美貌，中国妇女所表现的高度的毅力、勇气和决心使我们相信中国的革命前途是有保证的，而她们是真正顶起了半边天。
Ａ：单凭观察和感情下结论可能不很科学，但信心和尊严是不能掩盖的。在中国给予妇女的平等是容许她们参与每一个岗位，并得到同等的待遇。明显地，社会是决心把妇女在家庭所挑的担子例如抚养子女等责任接过来，而让她们无顾虑的投身工作。此外，全国妇女协会负责把妇女组织起来，推动她们并给予投身革命的信心。
特别是文革以来，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当男人们投身于大运动时，妇女们也参加了。同时文革把男人对妇女的传统看法改变了过来。
Ｔ：在访问公社和区委的时候，我们常听到解放前的革命故事和解放后的种种进步。但最感人的是老年妇人叙述她们的经历。虽然我们也读过这类故事，但总没有象亲耳听她们讲述怎样在解放前被卖掉、失去孩子、丈夫、四处行乞等遭遇，触动那么大。她们都不是干部，只是普通的群众。看来她们所受的痛苦比男人的还要大，而很明显地，她们今天的生活是好了千百倍。这在西方社会的人看来，又是多么难理解。教育革命与现代科学
问：你们觉得中国进行的教育革命是否能适应现代科学的需要？这样的改革有那些利弊？
Ａ：这主要决定于每个人对什么才是知识的问题所持的不同理解，以及知识是怎样发展和积累的。最重要的是怎样把抽象的理论跟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所推行的这个基本概念是能迅速有效地发展知识的，特别是在文革之后。他们同时强调全民的教育和全面的教育。
至于在推动尖端科学的领域，我不大清楚，不能下结论。不过有两个说法：有些人抱怀疑的态度，认为中国已逐渐失去了动力，他们需要吸入更多新的科学知识，但他们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已认识到需要赶上现代科学的前列，并且开始采取步骤。
我们离开广州，在往九龙的火车上、碰到一个美籍华裔的太空物理学家，他指出这问题已经被掌握起来，他对中国一定能克服困难取得巨大的成就，非常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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