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政界往来》月刊七月一期发表日本“中国研究所”常务理事岩村三千夫的文章，题为《中国政治的基本方向——文革十周年，始终贯穿着路线斗争》，摘要如下：
中国发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今年满十周年了。
十年来文革的过程，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免于掉进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最好例子，可举出下列三点：
第一、文革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教育制度和教育方针的改革。在漫长的整个封建时代，中国的教育都是为了培养当官的。这一为期甚久的传统，在进入近代以至在文革以前，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教育的目的仍在于培养尖子：不是官员，就是工程师以至党的干部。只要不改变这一倾向，教育越普及，中国就越会产生新的对立阶级。所以“十六条”在关于改革上层建筑方面特别重视教育的改革。
文革首先以学生为尖兵，让学生学习工农，站在大批判的前列，使学生通过斗争，亲自体会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接班人。毛泽东在看到这些学生的成长以后，又于一九六八年末对旧大学出来的学生发出到农村、工厂、矿山和边疆去的号召，鼓励他们长期扎根基层。与此同时，还改革了招生制度。中学毕业生一律到生产现场劳动二、三年之后，再由所在单位推荐上大学。这种招生制度的改革，显然是打破分数主义和向上爬主义的有力手段。加之，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原则上仍回到原生产单位，这样一来，大学与生产单位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崭新的局面，再也不能把上大学作为发迹和逃避劳动去当干部的手段了。这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观点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一教育改革刚刚迈出第一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在生产岗位呆了三年，一上大学马上学数学、物理等，进步可能较慢。但是，由于大学的教育经常与社会直接结合，有可能收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得不到的教育效果。而且，个别缺陷还可以在实践中得到纠正。重要的是，只有这种教育才能使社会不受尖子统治，防止社会主义改变颜色。这样的改革迄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仅从这一件事看，也可以理解文革是一种规模多么大的改革。
第二、文革完成的第二件大事，是使以中共党员为中心的干部同一般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文革以前，干部中间残留着相当根深蒂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受到各方面的冲击。群众消除了害怕干部的情绪，许多干部也能自觉地经常倾听群众的呼声。
中国各地设立了名叫“五·七干部学校”的干部再教育机构，在那里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学习怎样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我曾经访问过陕西省和广东省的干部学校，听取学员们的意见。他们都对自我教育的成果感到自豪。
此外，各级政权机关原则上都由老、中、青组成。这是中共十大所规定的政权建设的基本方针。这是一个打破论资排辈的方针。文革就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打破旧官僚主义、党员优先主义和论资排辈，充实了社会主义的民主。
第三、文革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成果是，农业和工业都得到顺利发展。文革期间，中国废除了对生产好的工人发奖金的所谓物质刺激的做法。废除以后，生产仍顺利上升，这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必要搞物质刺激。这是文革理论的胜利。以一九六四年为一百计算，一九七四年的农业生产增长百分之五十一，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一百九十。农业生产到一九七五年为止连续十四年获得丰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在同一期间，苏联却几次大歉收。毫无疑问，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以上只不过列举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但是，仅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其成果多么大。另外，中国八亿群众通过文革所进行的斗争，不是象日本有人说的那种“权力之争”，而是规模远为巨大的、具有本质性的路线斗争。
【合众国际社香港七月一日电】印度已任命的驻中国大使纳拉亚南动身去北京的前夕，一位印度外交人士说，“应当结合现在亚洲各地都在重新调整关系来看待中印关系正常化”。
纳拉亚南是在访问一些亚洲国家以后在本周早些时候到达这里的。
这位外交人士说，“在亚洲，正在重新调整的一个方面是同中国建立关系。我们同中国改善关系，是符合这个趋势的。”
他说，印度不能一味地执行对抗政策，其实它主要关心的是促进亚洲成为不受超级大国干涉的和平区的观点。他说，这是中国也赞成的一个主张。
他也认为中印两国新达成的谅解可能引起亚洲较小国家的关注，但是他接着说，印度过去拒绝参加象军事联盟之类的排他性集团，这个记录应当使这些国家相信这个谅解没有险恶的动机。
纳拉亚南谈到他的任命时说，“我前往中国，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的一部分。作为大使，我的任务将是了解中国国内的发展，说明印度国内的发展和它的政策，并且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预料中国将在纳拉亚南递交国书以后任命它的驻印度大使。
【安塔拉通讯社雅加达六月二十九日电】印度尼西亚外长在去马尼拉参加东盟外长会议以前在香港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我在三年前在巴黎同中国外长已讨论过，我们已达成协议要再次使关系正常化。
记者问马利克，印度尼西亚政府高级官员是否普遍认为，与中国达成谅解能有助于维持东南亚的现状。
马利克还说，他需要时间来开导印度尼西亚人民。
两国之间的问题不再是问题，仅仅是时间问题。
你们在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愿意做到什么程度？
正如我以上提到的那样，对现在这种外交联系我们已经决定打算予以正常化。
问题只是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问题，可能在明年，可能在今年——这取决于印度尼西亚方面。
【本刊讯】蒋帮《中国日报》六月二十六日刊登一篇社论，题为《不仅仅是撤走六个顾问》，摘要如下：
六名美国军事顾问援助团人员从金门、马祖两个沿海岛屿撤离，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
中华民国的武装部队很惋惜地看到这些好朋友和顾问离去。
撤离的消息宣布时十分慎重，这是有政治含意的。
美国说，这是根据一年多以前进行的研究而作出的一项节省人力提高效率的措施。
美国发表的声明说，这一行动与政治无关，也与政策无关，也不是在履行上海公报。
与此同时，美国朝北平的方向瞅了一眼说，撤离并不是不符合上海公报的原则的。
美国又说，目前它不打算削减它在台湾的武装部队。这支部队现在大约有两千三百人，而在七十年代初是一万人。如果仅仅是撤走六个人这么一件小事的话，是没有必要作出这么一大套解释的。美国之音昨天的广播中也没有必要对此大作文章。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显然是在政治上，而不在于具体事实或其军事意义。
福特政府对于对华政策和长期传闻美国想放弃中华民国以便同中共作交易的流言越来越敏感了。
我国新闻界、我国政府以及我国的友人一向极其注意美国的对华政策以及美国对台湾一千六百万自由的中国人的意向。
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要在共和党总统提名竞争中同福特干到底的里根强烈要求美国不要以损害中华民国来缓和同中共的紧张关系。
许多人一直认为，基辛格是美国承认北平的主要鼓吹者。但是最近基辛格和那些为他辩护的人却唱起有些不同的调子来了。他说，美国将不放弃中华民国，他还说，不必着急承认北平。
基辛格国务卿看来已向我们方面大大地跨了几步。我们希望他所以改变态度是以信念而不是以政争为基础的。
福特和里根的分歧与政争有关，这一点是明显的。
但是，美国改变了大步跳入北平怀抱中的做法，看来不单单是选举年造成的结果。
除了里根之外，很多人已起来大声疾呼反对在对华政策上轻率地或者急转直下地作决定。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对我们来说，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摆在美国政府和人民的面前。
大约一年以前，流传过这样的谣言：美国不但要从金门、马祖撤走军事援助顾问团而且还想从台湾撤走军事援助顾问团。现在军事援助顾问团仍然同我们在一起，而且大概只有国会议决取消美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军事顾问才能威胁到它的存在。
同样地，人们还听到过许多关于要再次大量削减仍然留驻在台湾的武装部队的消息。
华盛顿昨天说，眼下不会再削减。这同样是一个好消息。宣布撤离金门、马祖的消息字斟句酌，其用意是要使自由中国的人民放心，并且避免激怒同我们站在一起的美国人。
但是，我们要记住，今年是美国选举年，而明年就不是了。
不管谁在一九七七年执政，当上了总统以后要比当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自由得多。
现在不是松劲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一个狡诈的对手，它在努力破坏我们同美国的联系和使我们逐步孤立，它是不会罢休的。
今年我们在自由中国保卫同美国的关系的事业中，如果能够取得任何新的成绩都将使我们在明年一月福特、里根或卡特在美国宣誓就职时处于有利地位。
【法新社加利福尼亚·帕萨迪纳二十七日电】美国的国家航空和太空行政署的一名发言人今天说，美国“海盗一号”飞船，正围绕火星在轨道上运行，并且不会在原定计划的七月四日降落该行星。
他说，该艘飞船的降落舱推迟降落火星，是因为探测器所拍摄的照片中，显示出那安排着陆的地区“克莱斯”布满了陨石坑。
他又说，该降落舱假如降落在逾十九度的斜坡上，则会翻转。
他又说，该探测器的计划人员，现正考虑在西北部，被称为“克莱斯·腓尼基”地区，同时在未来数日中，选择一个降落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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