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新闻周刊》四月二十六日一期刊登史密斯在香港写的文章，题为《外交：即将踏上去北京的小道》，摘要如下：
李光耀作为华人占优势的新加坡这个城市国的总理在同他同种族的北京大哥们打交道时一直是很小心谨慎的。李害怕新加坡会轻而易举地变成它的东南亚邻国所称的“第三个中国”，因此，他再三强调他这个小国必须发展新加坡人的——而不是中国人的——特性。他一再坚持说，他将是同北京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个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这也是他的发展特性的努力的一部分。但是现在，也许在重新考虑这个政策了。事先几乎没有任何预兆，甚至没有声张的情况下，新加坡政府宣布李将亲自率领代表团于下月初到中国进行两星期的正式访问。
在这次访问中是否能重新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人们仍然只是在猜测。新加坡官员一直正式断言李光耀此行只是友好访问，并且坚持说，他们很可能要等印度尼西亚采取断然行动之后才同北京签署协定。
然而，这次访问即使不建立正常关系，预料也对双方有利。从新加坡的观点来看，李希望他和他的十七人代表团能够说服中国人购买更多的新加坡工业产品——从而减少北京在双边贸易中占的二比一以上的顺差。此外，由于新加坡预定在明年举行议会选举，李大概认为，他同中国领导人见面能够减少本国左翼分子的批评，并且对占人口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同种华人选民来说也是投其所好。从中国人的观点来看，李的访问被认为是对世界发出的另一个信号，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仍然没有改变。
实际上，新加坡派代表团访问，只是中国人最近几周内确定的八起对北京的外事访问中的一次。看来，中国领导人肯定要给李上课，讲苏联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危险性，并对莫斯科开始同新加坡接触表示关注。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四月十九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林发自新加坡的消息，标题是《亚洲各国为美中苏三极均衡而煞费苦心》，摘要如下：
亚洲各国为了寻求美、中、苏三极之间的力量均衡正在努力进行外交上的探索。据说，二月下旬于巴厘岛召开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首脑会议的最大议题也是三极均衡的问题。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于五月十日访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预定于近两三个月内访苏；据说根据印度方面的强烈要求，中印决定互派大使等动向，也都表明了这种探索。这一一倾向正向整个第三世界扩展，对八月份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也将产生影响。
对于第三世界来说，与由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经济压迫而造成的南北问题相并列，摆脱殖民统治已成为最大问题。但是，政治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因为去年印度支那半岛全面解放和旧葡属非洲各国的独立，高潮已经过去。
如果想要在第三世界中维持旧体制就必须依赖发展经济。这就是东盟各国在巴厘岛会议上得出的认识，即“最大的安全保障是经济独立”。莫如说，那些被认为是不结盟的左派或者中立派的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也是一样。
并且，解放势力的扩张似乎正在确保苏联力量相对的优势。苏联在缅甸、泰国等国家的解放势力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强烈。据说，正如在新加坡开办莫斯科人民银行分行那样，苏联已经把手伸到了金融和投资方面，并且派海军力量常驻印度洋，在索马里修建的军事基地已经完工。
亚洲各国正在努力纠正那种由于有利于苏联而常常出现的力量不均衡的现象。美国总统福特去年秋天访华之后访问了印尼和菲律宾两国，上个月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访问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首脑对他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要继续留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不只是经济上的权益，也包含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在印度，加强甘地体制之后，被称为具有右派思想的主要人物
——甘地的次子桑贾伊
·甘地的影响扩大了，因此，出现了要纠正以前同美国疏远的关系的动向。在亚洲国家中，批评苏联亚安体系的国家居多数。上述这种想法是同中国想极力阻止苏联南进的战略相吻合的。占上风的看法是，在新总理华国锋的领导下，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也不会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一旦调整了对华态度，新加坡也将同中国建交，这是确实的。历来被认为亲苏派的印度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也可以认为是修正亲苏路线的表现。悬而未决的甘地总理访苏的日程也尚未确定。
另一方面，对苏联也不公开进行批评，想保持温和姿态。据传，新加坡在公布李光耀总理访华前夕，特意派拉贾拉南外长访问了莫斯科，这不会导致立即同中国建交。菲律宾自去年夏天同中国建交以后，也急于同苏联建交，这是马科斯总统访苏的最大课题。印度并不想从根本上破裂同缔结着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的苏联的亲善关系，就在宣布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当天，同苏联签署了今后五年的巨额贸易协定。
这种在美中苏之间探索均衡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亚洲的稳定及和平，这是无疑的。东盟各国接近中国是为了抑制在印支全面解放后在东南亚增大了发言权的南北越。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对苏联的低姿态是出于将来同印度支那国家建交。
对力量均衡的探索也将成为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议题。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三月末会见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本周内也将于新德里同甘地总理会谈。无疑，这种动向也是同探索“力量均衡”有密切联系的。
【本刊讯】日本财团法人国策研究会发行的《新国策》旬刊四月十五日号刊登东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嵨岭雄的文章，题目是《从苏联看到的中国》，摘要如下：
我在今年二月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在苏联逗留两个星期左右，同它的中国问题研究家进行了交流。这次邀请我的是科学院的社会科学学术情报研究所。
进行正式的对中国的研究在今天的苏联，研究现代中国与其说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领域，不如说是贯穿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论等等学术领域的所谓跨部门的共同课目，已经开始突出起来。
研究现代中国已成为苏联越来越正式的课题。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所认识到仅仅进行宣传性的对中国研究是不行的，因此相当广泛地搜集了资料等等。
因此，在今天的苏联，无疑是有以深刻的中苏对立为背景的国家的要求的；而正因为有这种要求，所以才进行着更加正式的对中国研究。中苏之间已不可能发生突变对中国的关心在苏联已经高涨到那种程度，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积极起来了。那末，在这种过程中，苏联究竟是怎样认识当前的中国的呢？我访苏的时候正巧是苏共开二十五大的时候，所以我连日同苏联的学者、研究家热心地交换了意见。
这样，我就要谈到正题了。从结论来说，我通过这次访问莫斯科非常深刻地感觉到：当前中苏关系已经不可能发生突变，就是说，在某一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中苏恢复了磐石一般的团结这样的事情已经不可能有了。当然，中苏关系在外交方面出现某种变化是十分可能的。但是，这种变化决不可能是竟会威胁日本安全那样程度的磐石一般的重新团结。我痛切地重新肯定了：至少目前是这样的；中苏对立的根子是多么地深！
我在莫斯科会见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其中一位叫卡皮查。他现在是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就在葛罗米柯外长的领导下负责拟订对华政策。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人士说，卡皮查是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的成员，和葛罗米柯外长非常亲近，同时和党中央政治局关系密切，是一个发展前途相当大的人物。也有小道消息说，他是一个不久也将觊觎副外长甚至外长职位的人物。他本来是中苏关系的专家，他的著作《中苏关系史》等在日本也已经翻译出版了。
有一天晚上，卡皮查在“布拉格酒家”订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和我交谈了中苏关系上的各种问题。我们用英语交谈，没有译员，谈了三个多小时。
首先，对于现在的中国，他们基本上是怎么看的？在这一点上，和我好象有相当大的分歧。卡皮查等接近党和政府的人的看法是：由于目前批判走资派，邓小平集团受到了已经近乎不能东山再起的巨大打击，因此不太能肯定邓小平等所谓走资派的力量。围绕释放苏联飞行员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突然释放苏联的三名直升飞机机组人员。这件事情和中苏关系的前途纠缠起来，引起了种种臆测。
于是，我问卡皮查，苏联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他说，苏联一点也不认为这是中苏将会和解的信号。在这一点上，中国问题研究家、和外交有关系的另一位大人物齐赫文斯基的看法也完全相同。
因此，整个他说，苏联对中国是非常强硬的。特别是他们认为，事到如今，开展了对走资派的批判，因此，仍然完全没有必要改变苏联迄今的政策。所以，他们好象认为反倒需要以比过去更强硬的立场去对待中国。
因此，对于今后的中苏关系，苏联好象将一面继续奉行现在的政策，一面采取所谓等着瞧的态度。中苏条约——注视中国的态度
我问过卡皮查：你们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打算怎么办？
据卡皮查说，这个条约是二十年前缔结的，所以有可能把内容修改得和那以后的形势相适应。这就是说，他们现在认为，假想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再度侵略苏联和中国的情况，现在完全变了。但是，修改条约内容也好，或者废除条约也好，缔约国的任何一方必须在条约期满一年之前通知对方。如果是这样，那么，至迟到一九七九年春天即三年以后，中国或者苏联就要被迫表明态度。
齐赫文斯基及其他对中苏关系问题大概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人，谁也没有就废除这个条约的可能性吐露只字片语。对华政策由哪里决定？我想，中苏关系问题的最高权威之一的卡皮查，在对华关系上恐怕也是握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或者是决定权的。我试着问了一下：苏联的对华政策究竟是在哪里决定的？
的确，在苏联，关于中国的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或者情报，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但是，苏联一定会通过各种情报机关和宣传机关等一切渠道搜集中国情报。作为我的研究题目，这也是非常有兴趣了解的。于是，我就向卡皮查提出了上述问题。
他说，我们和西方国家不同，基本上是由党的政治局决定。只是他又说，苏联外交部拟定一些政策，把它作为建议提出，并且，大部分建议都被采用，上面常发来指令，这样的情况也有。因此，我想是有好些渠道的。
我问，现在政治局谁熟悉中国。卡皮查有点不好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提出了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葛罗米柯这样一个先后顺序的名单，说他们都熟悉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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