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社论，题为《广泛、更广泛》，摘要如下：
勃列日涅夫昨天向苏共代表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最重要的段落之一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政治局差不多每一次开会都讨论了对外事务，在制订苏联的政策时，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考虑。换句话说，象美国一样，苏联现在是具有世界范围的利害关系的超级大国。
如果勃列日涅夫坦白地说明这种超级大国地位为美国带来的麻烦的话，他可能会不那么热情地声称他的国家具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俄国的政策总是模仿别人的，十多年来，这个政策是致力于赶上美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取得了成功，现在不是对这种政策提出疑问的时候。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苏联现在的武装人员比美国多一倍多，坦克为美国的四倍，核武器爆炸量的吨数比美国多一倍多，潜艇数目大体为美国潜艇的三倍。实际的战斗力量对比是可以争论的，但是，光是数目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关于对外事务的讲话的口气那么具有信心。
他发出的基本信息是，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它准备实现和平，但是，正象他说的，决心更进一步加强它的军事和政治联盟。
缓和要继续下去，但是他对设法干预苏联内部事务的西方“压力集团”说，“在同苏联讲话时，不能用这种语言”。他言外之意是，苏联现在已成为世界强国了。
另一方面，必须提出勃列日涅夫承认在农业、工业和消费品生产方面的缺点，以及较为含蓄地提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日益深化的争论的那些话。事实是，在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同时，生活水平没有那么引人注目地提高，而莫斯科在它的军队实际占领的地区以外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影响的能力实际上是削弱了。它的力量是高度军事化的俄罗斯国家的力量，主要并不是革命的执火炬者的力量，甚至也不是模范的繁荣与进步的社会的力量。
它正在失去西方共产党的忠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有野心的机关权势分子的意识形态热情，这些分子是在它自己国内和它的卫星国国内的制度的主要支柱。
但是，对于西方决策人来说，重要的是，它已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它打算促进它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就象勃列日涅夫所重申的，在苏联看来，缓和并不意味着接受政治现状或社会现状。
苏联将避免在被认为对美国利益极为重要的地区发生军事对抗。不那么肯定、而且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苏联愿意在次要局面中冒险的心情现在在多大程度上由于它自己的力量和美国在政治上虚弱的结果而增加了。
目前，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表明苏联政策不会马上发生重大改变。他提出的实行新的和平计划（包括正式宣布放弃使用武力）的要求，可以作为宣传手法而不予理会，任何一个国家所表示的愿意放弃使用武力的迹象都比苏联多。
事实上，这种混合物看来可能同以前基本上是一样的，侧重点将继续放在重工业和军事努力上，同时努力从缓和中榨取多少是正在减少的好处（苏联对于迄今为止进行的贸易显然感到失望，对于赫尔辛基会议的某些结果也感到失望）。
【法新社北京二月二十六日电】（记者：弗利波）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前总统尼克松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虽然引起了争议——是一九七三年二月在北京和华盛顿都设立了“联络处”以来，中美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在五天的时间里，尼克松的访问增进中美关系的程度，超过了福特总统的一次正式访问和国务卿基辛格过去三年来的三次访问。
尼克松本周在北京重享了由于他正好四年前实现中美和解而博得的荣誉。实现中美和解，大概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大成就。
尼克松正是作为这个功绩的创立人而在北京受到他仍是总统似的欢迎。他以代表美国人民的总统的口气讲了话。在这方面，在中国的观察家们认为，尼克松先生的访问是成功的。
尼克松先生讲话时仍象一九七二年他在国际政治中开拓一条新路时那样雄辩。他在北京发表的讲话中甚至进而向美国现政府提意见，建议为了“人类的利益”迅速巩固中美关系。
人们很可能寻思本周的“中美”会谈将对世界形势有什么影响，因为尼克松不再是美国总统了。这些会谈将不只是为了使尼克松先生仅仅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就国际事务发表意见，也不是为了缅怀他担任总统的时代。
这些会谈将使尼克松先生——如果他决定向白宫报告的话——能够告诉福特总统关于中国当前的态度，不仅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态度，而且是关于许多其他问题的态度。
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些会谈将向世界证实北京非常重视它同华盛顿的关系，证实它对上海公报的尊重，特别是对上海公报的共同起草人尼克松的尊重。
【本刊讯】瑞士《新苏黎世报》二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勃列日涅夫的贫乏的年代》，《第二十五次党代会的经济问题》，摘要如下：
十二月，一位读者在苏《消息报》上抱怨说，在哈萨克——苏联第三个大“粮食篮子”——的商店里只有很少的新鲜面包。因此这家政府报纸要求苏联公民“更多地关心面包”。从全国各地都传来了供应困难的消息。据说甚至到处缺少春耕播种的种子。由于缺少饲料不得不开始大量屠宰牲畜：一九七五年底猪的存栏数从七千二百三十万头减少到五千七百八十万头。去年的收成只有一亿四千万吨，远远低于一九七五年二亿一千五百万吨的计划指标。由于一九七二年（一亿六千八百二十万吨）和一九七五年两年的坏收成，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的五年计划，达不到预计的粮食生产年平均增加到一亿九千五百万吨的指标，只能达到一亿八千万吨。克里姆林宫的坏天气俄国曾是欧洲的谷仓。在集体化、开垦新地和制订了野心勃勃的农业计划——例如赫鲁晓夫的“赶上美国”的计划
——之后，苏联的制度只能费劲地养活它增加到二亿五千五百万人口的居民，不得不进口粮食（去年进口二千五百多万吨）。近来《真理报》反对以下指责，即资本主义的农业和自耕农比苏联的集体农庄优越。它只把困难归咎于坏天气和缺少气候条件。但这意味着，布尔什维克甚至把俄国的气候变得比沙皇时更坏。
今天农业方面出现困难的责任不在于干旱或农民懒惰，甚至不只在于集体化，而在于莫斯科的农业政策和领导人的全球政治野心，也在于领导人没有能力承认和克服主要错误。坦克取代了拖拉机据说勃列日涅夫在十二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抱怨说，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大量资金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过去五年内在农业方面的投资达一千三百一十亿卢布——占国家全部投资的四分之一。但其中只有一百五十八亿卢布用在购置新机器上。这个数字暴露了苏联农业的弱点，机械化和技术化的程度不足（其中包括糟糕的备件和修理行业以及电力不够）。谁制造坦克和战舰，谁就会缺少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据说在一九七六年到八○年的新五年计划中，对农业的投资将提高到一千七百一十七亿卢布，提供价值二百三十亿卢布的农业机器和使用更多的新拖拉机。但这对预定的到一九八○年提高农业产量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只要考虑一下今天的糟糕的起点和紧张的物资，那么就连小心计算出来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也几乎是不能达到的。更加缓慢的速度自一九七三年年底以来，勃列日涅夫曾一再宣布“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发展计划，二十五大将决定这个计划。谈到了到一九九○年前的长期远景计划、大规模开发西伯利亚的塔伊加的新土地、北方的冻土地带以及中亚的荒地；谈到了完全改造俄国的欧洲部分较北部的非黑土地带；谈到了新的工业中心以及其他巨大项目，例如已经动工修筑的贝加尔湖—阿姆河铁路线。
在中央委员会关于“一九七六年——一九八○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总方针”的草案里，不再提所有这些伟大的飞跃了。由于计划制订者作了比较清醒的计算，看来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停止他的宏伟计划。计划草案规定今后五年内放慢发展速度。僵化的巨人在苏联，肯定出现了一种无可辩驳的、缓慢的、伴有危机征兆的发展。不管在生产技术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同其他工业国家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变得明显起来。这也是勃列日涅夫的政策造成的。
首先是军费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负担增加了。尽管过去几年里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急剧增加加强了苏联帝国的实力，但是这种无可争议的力量增长，却是以牺牲苏联整个经济和社会基本设施的必要更新来实现的。这种基本设施的弱点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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