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七十年代》一月号刊登署名辛明的一篇题为《中共释俘政策剖析》的文章，摘转如下：
去年三月十九日，中共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二百九十三名，其中有国民党的军、政、党、特人员二百九十名，这都是在大陆作战时被俘或被捕的。接着九月二十二日，中共又宣布全部宽大释放在押“蒋帮武装特务一四四人”。这是在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由台湾派遣“反攻”大陆而落网的。两次释俘都规定：“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十分明显，这两个“全部”释放，它对于人们观察中国当前的政局，特别是关系台湾问题的演变，确乎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和广泛议论。在这里，笔者试对中共这两次全部释俘，作一番比较客观的、如实的、历史的、全局性的理性探索，以增加对中共政策的认识。
中共为什么全部释放两批战俘？为什么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为什么允许他们自愿回台？
这是许多人寻求解答的问题。
人们只要冷静地回顾一下历史，联想一下既往的大量事实，同时环顾当前的政治形势。那末，就应该承认中共的释俘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决不是中共一时玩弄的“伎俩”，更不是趁蒋介石死了，来套“花招”困扰台湾。事实上，中共宣布全部释放战犯时，蒋介石还活着。
为此，我们提出值得重视的以下三点：长期的一贯的政策
第一、中共宽大俘虏，特赦战犯，是长期的一贯的政策。
中共早在二十年代为红军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郑重地订了一项：“不虐待俘虏”。一九四七年，在内战又大打起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又发布《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国民党也承认，中共对待俘虏，是做得比较好的，他们对待俘虏一般确是做到：不打、不骂、不搜腰包。进一步争取俘虏，愿留者欢迎，愿去者欢送。中共当年的兵源一部分来自俘虏。四八年以后，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阵，中共大事扩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几乎过半数是国民党的俘虏兵，用的是美制援蒋的武器，所不同者，是掉转了枪口“打老蒋”。事实很明显，第一批获释战犯是来自蒋总统当年指挥的大军，第二批获释特务是来自蒋经国院长亲自指挥的“反共救国军”。台湾不冷静考虑一番中共何以能一贯地执行其优待俘虏的政策，并且成效卓著，以致台湾一听中共释俘，就惊慌万状。
再说特赦战犯也不自今年始，中共以前已有六批特赦。对于连续七批的特赦，特别是最后一批完全释放了，请问台湾当局究竟盘算了一些什么？考虑过什么对策呢？台湾当局抱着“鸵鸟政策”，装着熟视无睹，对被俘者的死活不认真查究探问，对于被俘战犯在台的家属不作妥善安排，特别是对于今天被释自愿回台者，拒不接纳，如此居心，岂能令人同情呢？台湾当局难道就此得以“宁静”吗？还是转回头去多多反省一下吧，如下改弦更张，更大的风暴势必到来。宏大量度与群众基础
第二、中共宽大俘虏，有宏大的度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对于中共长期以来一贯宽大优待俘虏，这是有目共睹的，应该无可怀疑。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以为在战场上被俘可得宽大，在其他场合被捕者就难得宽大了；中下级官兵可得宽大，大头目就难得宽大了；军人可得到宽大，党政人员、特别是反共突出的特务人员、或者是有“血债”的，落到共产党手里，可能只有死路一条。或曰：四九年以前的历史上的战犯较易得到宽大，而在中共政权建立以后还进行破坏的“现行犯”就要严惩不宽了。
从历史上考察一下，事实并不如此。例如：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杨虎城抓起来，当时等于是落在共产党手里的俘虏。中共要是出于意气报复，迎合当时张杨两部对蒋的愤恨，那完全可以置蒋介石于死地；但是，中共却是派周恩来耐心说服张杨把蒋介石放了。蒋介石当时发誓：“有我蒋介石在，再不会有反共战争。”可是蒋介石一离开西安就翻过脸来拘禁了张学良，反共战争越打越大。这样看来，是不是共产党未曾料到，宽大了的人会对他反噬一口呢？是不是因而接受教训就不再宽大了呢？事实表明，并非如此。
这两批全部释放战俘可以澄清一些怀疑：曾经在战场上违反国际公法、施放毒气的兵团司令黄维放了；在长春组织顽抗中共，造成长春长期被困的前长春市长尚传道放了；参与策划杀害杨虎城全家的军统要员周养浩放了；大批反共的急先锋、各省的军、中统站长放了。第二批释放的特务，全部是在六二年到六五年被派遣到大陆，进行破坏，图谋颠覆中共政权的，他们是中共所称的“现行反革命罪犯”，而这次也全部放了。获释又都得到公民权，得到优厚的照顾。这确是体现了中共政策的宽宏。中共在第一次特赦时就公开宣告：“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优待俘虏政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就是说广大群众也能理解并贯彻执行这一政策。中共“不虐待俘虏”的政策，在群众中深入人心，他们一致照办。试想曾经施放毒气的黄维，当年在战场上被俘，如果听任士兵报复泄愤，那还能保住老命到今天吗？所以，对于中共释俘，不能看作是某某少数人，一时心血来潮，施以小惠，玩弄花招。它是一个光明磊落博大宽宏的政策，这政策是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又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并且普遍贯彻执行的，这又体现了中共政策的严肃性，和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的纪律性。请台湾对照考虑一下本身又是如何呢？释俘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三、中共宽大俘虏的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思想，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
中共为什么能够这样一贯地优待宽大俘虏？它是根据什么来制定这种政策的？它何以又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贯彻执行？（上）
【本刊讯】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地下海》为题报道：
沙漠地带的水贵如黄金。特别是在这里，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既没有河流，也没有湖泊和井。但是看来沙漠并不是这样缺水。这里经常有连绵不断的秋冬降雨和降雪。怎样把这些水收集起来和加以利用呢？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就困扰着科学家和水文地质学家。
土库曼部长会议地质局主要水文地质学家巴蒂尔申说，如果说我们的淡水极缺的话，那么咸苦的地下水在我们共和国相反是很多的：砂层下面整个是咸水库。但是也有一种两层的“馅饼”，上面一层是淡水。这样便得到了启示，难道不能制造人造淡水透镜体吗？
于是水文地质学家们在西卡拉库姆选择了一块面积近三百平方公里的适当地段。在地段的一端开挖集水坑收集雨水。需要的地方还筑起小水坝挡住水流。在雨季，来自天上的水顺着天然的开阔泄水斜坡流入集水坑内，再穿过很厚的沙层受到净化，最后渗入地下“指定的”地方，积存在卤苦水库的表层。巴蒂尔申继续说，这样一来，在地下海中便形成几乎二十米厚的淡水透镜体，即贮集了几百万立方米的优质淡水。这些水足以供两万只以上的羊整年饮用。
目前这里正在着手完善利用人造淡水透镜体的设施。我们认为，这种收集和贮存大气降水的新方法大有前途。据科学家们估计，用这种方法可以将全年百分之七十以雨和雪的形式降下的水贮蓄起来。现在第一份卡拉库姆最适宜集水区的简图已经编制出来。有人建议除利用卤苦含水层贮水外，还利用厚砾岩层形成地下淡水库。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以《空间照片表明阿拉伯半岛在飘向亚洲大陆》为题报道：
美国宇航员在今年七月美苏进行联合空间飞行期间所拍摄的照片证实，整个阿拉伯半岛正缓慢地向亚洲大陆转动，戈兰高地地区很可能是地质上的中心点。
现在流行的大陆飘移理论认为，阿拉伯半岛正在某种程度上缓慢地向东飘移，最终将堵塞波斯湾。据埃尔—巴茨说，美国宇航员在“阿波罗—联盟”飞行期间所拍摄的照片揭示了那种飘移的地质证据。埃尔—巴茨是这次飞行的地球观测和照片研究协调人。
埃尔—巴茨最近在向记者们作的一次简况介绍中说，发现从大约从戈兰高地地区往东再往北延伸了一个巨大的扇形裂隙和断层线的复合体。他说，据认为，这些断裂线是一条地质断裂线的最后部分，这个断裂线是从红海往北延伸，穿过亚喀巴湾、死海和加利利海。确实，据推想，中东的这些重大的陆地痕迹是阿拉伯半岛移动的结果。
埃尔—巴茨说，在获得“阿波罗—联盟”飞行期间拍摄的照片之前，人们不知道这条断层线已延伸到戈兰高地西北的这个地区以外。
他说，这些照片所揭示的这个扇形图形表明，阿拉伯地块的移动是缓慢的转动，而不是简单地向东飘移。
虽然这些照片揭示了千百万年来一直在发展的特征，但是宇航员们还捕捉到了一些只有在一刹那的间歇才能看到的瞬间即逝的活动。
埃尔—巴茨说，宇航员们拍摄到了西班牙、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英格兰附近海洋内的神秘的间歇波的照片。
这些可见的深入海下的波中有些长达三十二英里。看上去它们排列成中间相隔大约三英里的平行线。埃尔—巴茨说，由于只能从空间和一次仅几分钟内看到这种波，因此无法讲明这些波的移动速度是多大。埃尔—巴茨说，在过去的空间飞行中曾拍摄到过这种波，但只有“阿波罗—联盟”飞行中拍摄的照片才证明，看来它们是大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他说，它们对海面状况以及温度和盐分不同的水中营养物的移动一定会有影响。虽然这些间歇波快得几乎侦察不到，但是在中东上空侦察到的这些大块陆地的移动慢得几乎不能理解。埃尔—巴茨说，阿拉伯半岛看来是以一年大约两英寸的速度在向东转动。
由于存着一些短促突然的移动可达两倍于这个速度的可能性，因此地质学家们预计在大约一千万年以后波斯湾口将被完全堵死，使这个海湾成为一个湖泊。
到发生那种情况的时候，阿拉伯半岛的这一移动可能已在加利利海以北形成了另一个狭长的湖泊。
【本刊讯】印度《印度斯坦旗报》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以《发现了新的洪水技术》为题报道：
印报托报道，根据英国的一项研究报告，现在已有了预报和估计任何特定地点的洪水的新技术。
运用这些技术，有可能预报出某个特定地点在一场已知的暴雨之后将发生一场多大的洪水，并且说明洪水将会持续多久。
当把集水量以及雨量的详细情况一起列入公式，便会得出有关这次洪水发展到最高峰所需的时间以及洪水将持续多长时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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