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六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珍贵的周总理名片》，摘要如下：
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各界友好人士莫不沉痛哀悼。在日本，熟悉周总理的人非常多，几乎每一个阶层都有曾同周总理会见、恳切谈话的人。难怪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能够恢复邦交，与周总理多年来不断从事于两国间友好事业、艰苦地积累两国人民友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九日的《读卖新闻》刊登出一张小小的名片，上面用楷书印着“周恩来”三个字，名片的下角有“翔宇”（周总理的别名）两字。
名片上还有用钢笔写着“东京神田区高等豫备学校”字样，这是周总理青年时代亲笔写的。
这张富有纪念意义的名片的主人是元木芳子，今年七十七岁。两年前，她的丈夫元木省吾去世。死前将这张名片交给芳子太太，要她仔细保管，务必交还给周总理。但是芳子说：“现在，这张名片不能交到周总理手中了，真是十分遗憾。”
她讲起她丈夫保存的这张名片的故事，那是大正七年（一九一八年）的事情。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九日，在函馆商业学校任职教师的元木省吾，因事从东京乘坐到下关的快车前往香川县。上车厢后，在他前面坐着一位中国青年留学生，说是要回天津去的。他们在车上结识后就交谈起来。元木省吾记得当时的话题曾涉及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方面。
车到冈山县车站，元木省吾要下车了，两人便交换了名片，互相告别。后来，元木知道，这个青年就是后来背负中国重任的大政治家周恩来。元木省吾一次在翻检旧书时，从早年的日记中发现了这张珍贵的名片。
从名片上那行钢笔字来看，那是早年周恩来的亲笔字迹。
《读卖新闻》记者访问了周总理留学日本时代最早结识的、现在仍健在的日本朋友之一长岛宝雄。长岛与妻子住在保谷市。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不胜哀悼。
那是大正七年（一九一八）秋天，长岛和来日本留学的周恩来在东京牛逾区一座小屋的二楼见面。当时，长岛的母亲照顾中国留学生的起居生活。长岛奉母之命，将一叠刚做好的衣服送到中国学生聚居的小客栈。
长岛说，那时，周总理穿着同日本学生一样的白色夏天制服，当时是二十岁，比长岛大一岁，不过他当时端正地坐着，长岛说：“看来他比我大近十岁的样子。”他们交谈了起来。长岛记得当时他问周恩来，要怎样读书才能得到好成绩。周恩来答说：“不论是谁，都有自己的一些方面的长处，要抓着这些，拼命努力。”
长岛说，从那次之后大约七、八年，他乘货船到了上海，在上海租界不期然地遇到了周恩来。
那是在“永安公司”的五楼，他正在观看明信片之际，忽然看到一个穿着中国服装的男子。长岛就上前打招呼，周恩来马上认出了他。两人就在永安公司内的餐室坐下，吃的什么东西，长岛记不得了。他说，周恩来那时已从法国回来，对他讲了些法国的事情。周恩来对他说，他很忙，并要长岛代问候他的母亲。
那天，长岛正要买十三张明信片，还是周恩来付的钱。
据日本报纸说，周总理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曾住在东京新宿区一间家具店的二楼。今天东京的一些汽车司机也能指出当年周总理住过的地方。
周总理在日本朋友中，得到极高的评价，总理逝世消息传出的一月九日那天，赴中国大使馆吊唁的日本各界朋友，就达六百人，这天发出的公私唁电一千八百多份。许多日本朋友回忆周总理接见时的印象。例如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嘉平太说：一九六二年以来，我曾二十三次见到周恩来总理。最初我是怀着会见中国总理的心情会见他的，但后来我却是怀着周总理是我的人生之师的心情会见他的。我的心情难过到了极点。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说：同周总理见过十几次面，从个人来说，也是很亲密的。他认真地考虑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丝毫也不含糊。二十年来从事于文化、学术、体育等代表团的交流。还很关切日本内部发生的纠纷。
作家兼导演真山美保说：一九五七年我应邀访华时会见了周总理。我知道周总理很了解艺术，成了我最尊敬的人。这次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实感悲痛。失去那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无论对中国和日本，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本刊讯】西德《世界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人今天对北约具有危险的优势》，摘要如下：
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计划者目前正在外交人员、将军们、情报工作者和教授们的支持下，忙于对这样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找到一个断然的答案，即苏联为什么不断加强其战斗力。
这种研究是重要的，因为最近几年苏联没有放松扩充军备，虽然美国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复员了很大一部分军队，并且就其防务预算的实际值而言，甚至开始了有限度的裁军。
在一些时候以前，北约人士对东西方军事力量对比朝着不利于大西洋联盟方面的变化还不是真的担忧。总的来说，直至七十年代初，尽管红色军队在东欧的实力加强，尽管红色舰队日益强大，并且尽管俄国的火箭很多，但西方仍还处于全球性的优势。
但是，现在使得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区的威胁显得比从前更加危险的是，“武器质量不断提高以及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训练和装备越来越强调进攻能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英国海军元帅希尔—诺顿先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就是这样地对大西洋国家的国防部长们确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同时，他能指出下列事实：在大西洋防务的重要地区，即在从北角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约）中部和北部，东方在步兵师、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方面相当于西方的两倍半。东方享有“内线”（即增援距离较短）的好处，它有多得多的经过训练的预备人员，也有大得多的军备力量。此外，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红军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师中，坦克的数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七千七百辆，人力增加了六万五千人，并且由于陆军提高了防空能力，华沙条约组织的战术空军从担负空中防御的任务被改装和训练为担负空中进攻的任务。
从整个战略上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已处于不利地位。这位英国海军元帅指出，现在强大的苏联海军不只能在所有海洋上实现苏联的利益，而且也危害美国和西欧之间的海上通道，并且有能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波罗的海和北海海岸作较大的登陆行动。此外，俄国占很大优势的和驻在靠近边界的陆军可迅速占领挪威北部。最后，苏联有七个装备小型坦克的空降和伞兵师，而德国唯一的空降师现在将解散。
此外，苏联生最近三年内把它的空运力量（不包括航空公司）几乎增加到了三倍。
军事打击力量的这种增强，通过苏联大量的导弹装备而得到补充。
几乎不能怀疑，苏联不再只谋求与西方的平等。它寻求在世界上的军事优势。但为了什么目的呢？可能的情况是，在一种以某些挫折
——如埃及的背弃；许多共产党摆脱莫斯科的控制；持不同政见的人的出现——为特点的、看不透的局势中，俄国认为，只有在军事上是大大处于优势时，自己的安全才有保证。
对于北京来说事情是清楚的。官方的《人民日报》写道：“莫斯科把苏联四分之三的军队和最好的武装对准欧洲。一切都是为了战争准备。”
因此，如果大西洋集团未受损害的成员国想避免逐渐陷入一种面对华沙条约集团的软弱地位，那它们就不得不增加它们的防御努力。
【本刊讯】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一月十六日刊登该报记者爱德华·吴发自香港的一篇文章，题为《回忆周——富有吸引力的革命家》，摘要如下：
一九四六年的寒冷的春天和炎热的夏天，在中国国民党首都南京，当时担任共产党联络官的周恩来，经常来往于闹市区梅园新村他的办公处同宁海路五号马歇尔将军的总部之间，几乎天天都要同美国的和国民党的联络官进行会谈。
关于周先生为了避免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而举行的这些会议上，作为平等的谈判代表所表现出来的机智和才能已经说了不少了。但是关于他每次来开会和会后离开时如何给普通人留下的温暖的印象，却纪录得较少。
在这个时期望，常常在周先生到达或者离开马歇尔将军的总部的时候，我正因为办事而在总部的镶壁板的门厅里，所以我有充分的机会亲眼看到他的性格中的“如何争取朋友”这一面的实际表现。
我记得很清楚，周先生到了大门口之后，不是直接去会议室，而必定是先向当时刚好在前院或者门厅里的既非谈判代表，也非官员的人问好、握手。周带着他那诚恳的笑容和锐利而又友好的目光，走近每一个在场的美国兵、中国勤杂人员和工作人员。他的问候话很简短，但是握手却很有力。
离开时，同样十分热情地同大家一一道别，从来不马虎到笼统地打个招呼了事。周先生在南京期间一直细心地保持这一例常的做法，到马歇尔将军调解失败，他收拾行装回中国西北延安的窑洞的时候，他已在马歇尔将军的灰砖楼房里工作的美国士官、看门的中国人、园丁和仆人中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我第一次看到周正是在这个时期。
过了大约十年，我在北京见到了他。那是在一个外交使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和其他客人一起站在离主宾席很远的地方。这位总理在同大厅那一边的客人们握手之后，便穿过大厅向我走来。就好象认出我来了似的。他说了声“你好”，同我握手，正是以前熟悉的那种握手。
【美联社莫斯科一月十四日电】西方航空界人士今天说，载有八十六位乘客的一架苏联图—１３４班机一月三日在莫斯科附近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他们说，这架飞机刚离开莫斯科伏努科伏机场就因撞上几座房屋而失事。
莫斯科的几名俄国人说，他们听到了这个飞机坠毁事件。经过一再询问，民航部发言人说：“我不证实、也不否认，因为这种事件是我们的内部事务，你们不应当问我们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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