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今年七月六日刊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第二批访华代表团团员、该报主编兼副社长克莱顿·柯帕特里克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毛的“福音”使他的国家行之有效》，摘要如下：
毛主席的中国，尤如达莱市长的芝加哥，是政府的行之有效的事业。
就一个正在访问的新闻记者所能搜集到的一切证据来说，它给八亿人民提供了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生活水平。它取得了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从而有可能取得长期的稳定。这对一个几世纪以来饱经政治压迫、革命和饥饿的国家来说确是件惊人的成就。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二十五年的历程，如果慎重的话，我们需要把中国所经历的一切看成是一种试验，一个最吸引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上的试验，它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
我用了二十五天的时间来观察中国所取得的经验，并听取了中国人民描绘它是怎么工作的。在人民共和国代表们的安排和引导下，我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的编辑们一起乘坐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走了四千三百五十英里的旅程。
从大量的词句、万花筒般的形象以及每个停留处提供的大量英文报刊中，我获得了这个制度为什么有活力的一个基本印象：中国是一个热情的、有着自我牺牲精神的、福音传道士组成的国家，经常促使他们自己并互相促进一种民族主义经济和社会信仰，其热心程度几乎是宗教性的。
对我这个西方人来说，这是异常大胆的，因为中国人攻击并寻求改变人类动力之源，这是多少世纪以来被视为不可改变的。
在西方，男人和女人工作的动机都是出自可能取得物质报酬即经济刺激。
在红色中国，经济刺激是被诅咒的。中国经历了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以把它从制度上铲除掉。中国人依靠“政治觉悟”作为取代个人经济利益这个胡萝卜的东西。
目前，中国人似乎成功地把政治取代利润作为完成工作任务的动机，在许多其他领域内，他们似乎把人们的行为转化得如此深刻，以致已经形成被大家接受为本能的和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拿犯罪作为一个例子。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着手消灭私欲、骄傲、自私和贪污腐化。从一个访问者能够搜集到的一切证据看，这种努力显然是成功的。中国是一个严格的讲道德的国家。
盗窃简直不存在。不收小费，只有特殊或极其公开的情况下才接受礼品，公职人员的贪污等于犯了叛逆性质的大罪。
在这块土地上，小老婆一度是时髦的玩物，娼妓也是很普遍的。如今男女关系的紊乱现象已不复存在了，即使婚姻也推迟到女方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男方二十七岁至三十岁。晚婚有助于减轻人口压力并为妇女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浮华、时髦受到了压制。男女都穿着相似的单调的灰色、蓝色的裤子和上衣。妇女几乎不穿裙子，只有在舞台上或其他公开演出场合才用化妆品，在这个曾使欧洲旅客眼花缭乱的多彩的丝绸之国，鲜艳色彩只有在节日儿童的服装或舞台上才见得到。
避免过于富裕的生活。工厂经理的钱不如技工多。我们访问了人民革命军队的一个师，那里的师长比排长的工资多不到两倍。
在一个来自大庆油田的模范工人的纪念馆里，我们看到当他被调到北京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时留下的纪念物。我们被告知，他身居政治要职时所拿的仍然是一个油田工人的工资。
接受这种说法也不算过于轻信——中国大陆上除去解放前存在的制度并在新中国被容许存在的少数残余外，已经没有富人或拥有过高特权的人存在了。
中国的家庭关系是多少世纪以来被严格地保留下来的，然而在革命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直到四十年代，小孩还是父亲的私有财产，在困难的环境里，他们被卖身当做劳动力使用。妻子曾经必须完全顺从丈夫。这里仍有老太太缠着小脚艰难地行走，她们是这种顺从的标志。现在妇女已得到平等的保证，他们大多数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当妻子外出工作时，男人也分担做饭、洗衣等家务劳动。小孩是国家的财产。此外，大多数家庭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小孩人数。
社会学家观察到在人类行为中如此深刻和根本的变化，有时揣测中国人可能会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标本——新的北京人。到中国的旅行者深深感到他们看到了现代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但只有经过多年之后，才能显示出这种改革可以有多大的持久性。
明天属于毛主席。
【美联社北京十二月十四日电】（原编者按：写这篇报道的记者是美国总统福特到北京进行访问的随行记者）（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没有西方电影，没有做广告的电视“连播剧”，没有英文报纸，没有进口书籍，没有贝多芬交响乐，也没有现代爵士乐；但是外国人却觉得住在北京是很吸引人和很有意思的。
美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在回国之前说，“我每时每刻都爱北京”。他的夫人巴巴拉·布什接着说，“我实在不愿意离开，我们结交了许多我们很久以后也不会忘记的朋友。”
伦敦《每日电讯报》驻这里的老记者霍林沃思说，“厌烦吗？我始终没有感到厌烦，有时也许感到有点寂寞。但是从未感到厌烦。”
有些美国人的夫人感到失望，因为这里没有美国的使生活方便的某些东西。
联络处的能说中国话的外交官帕斯克说，“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大多数人都高兴在这里”。他的年轻夫人表示同意说，“这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北京的冬天是不舒服的。成千上万烧烟煤的烟囱冒出黑烟，空气干燥，嘴唇开裂。但是当天空晴朗时，还是有一种爽快的感觉，使你忘掉了冬季的乏味感。
一位法国外交官说，“你问我为什么喜欢北京？我想这是由于生活在一个既有过去的光荣又有革命的振奋的城市里所产生的感觉。”
帝王居住的古老紫禁城、颐和园、十三陵和遥远的长城，都是中国历史的无声而令人神往的见证。现代的东西却不那么吸引人，它们是一批巨大的但是在建筑学上毫无创新的建筑物，象新车站、人民大会堂和民族宫等等，都是把古老式样同新式积木块相结合的不成功的例子。
但是有些供外交官住的新公寓和北京饭店的十七层的新楼表明，如果中国人想要把房子造得美观的话，他们是能够做到的。
外出吃饭是在北京生活的一种冒险，可供选择的餐厅令人眼花缭乱。上街买东西也是必要的娱乐。商店里的货物几乎什么都有，食品是丰富和多种多样的。
虽然外国人缺乏许多舒适的享受，但是生活也并不全是那么可怕的。有些大使馆定期放映电影，苏格兰威士忌和其它饮料都有，中国啤酒是出色的，香烟可能也是出色的。哈瓦那雪茄烟有得出售。尽管如此，但还是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在外交官和记者中最明显，他们不能定期同中国官员接触以得到他们想得到的消息，使他们感到失望。对这些外国人来讲，每隔几个月到香港和东京去休假一次几乎是必不可少的。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今年七月八日刊登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第二批访华代表团团员赛科夫斯基的一篇访华文章，题为《中国的新目标：凭热情和实用主义搞现代化，谋求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摘要如下：
中国似乎是在平静地追求国内稳定。
至少在表面上，这片土地是秩序井然和平静的。革命的大变动已经过去，侧重点转到增加生产和把中国变成现代化的国家。
今后如何，有许多捉摸不定的事情，但是中国给来访者看到的面目是自信和正常的。首先，中国决心实现工业化，为了牵制俄国人和获得外国的技术，中国谋求同西方保持良好关系。
这是美国十八位报纸主编在人民中国旅行了四千三百英里后得到的总印象。
实际上没有机会进行自发的交谈。单是语言的障碍就难以交谈了。但是即使是有机会同某个人交谈的话，时间也很短促，人群就会聚拢来，排除了任何“私下”交谈的可能。人们感到，当我们作为集体呆在一起时，他们最高兴了。
所有的访问都是精细安排的，彬彬有礼地进行的。
介绍情况的方式是可以预先料到的，负责人说了有关自中国“解放”，或者自文化革命以来取得进展的一些统计数字，归功于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最后稍微议论一下仍然需要克服的“一些缺点”。
这并不是要说明官员们说的话不是坦白和真诚的，或者没有看到一些真实的东西。我认为，我们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但是情况仍然是，人们不能越过有安排的表面现象看进一步的东西。
在这次旅行给人留下的千万种印象中，时刻留在脑际的一个最深的印象是，中国摆脱了过去的贫困和屈辱，封建主义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抱着自信和远大目标从落后中站起来了。
中国九亿左右的人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仍然是贫困的，这个国家要达到西方标准的现代化还要作一番很大的努力。但是正象许多访问者说的，人们吃得好，穿得暖，即使穿得很单调的话。
对于中国的将来最有意义的是，处在旧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有了尊严和自信。他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他们的成就，人们可以说，他们是满意的。
在西方人看到的这种正面情况的另一方面是一个受到彻底控制的社会里的惊人的限制，在这个社会里，个人的抱负和愿望必须服从集体。毫无疑问，毛主席的领导和教导，团结和鼓舞了中国人去采取行动和改变了许多封建的习惯和思想。这对国家是极为有利的。但是这压制了有创造性的思想，使文化变得差不多是难以忍受的单调和呆板，从衣着到舞蹈都是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中国人受“思想灌输”的程度，以及他们适应的程度，因为不相应会造成社会的不协调和堵塞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对真正有不同意见的人怎么办。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在苏联如此明显的那种人身控制的沉重感觉。中国人通过集体讨论来对反抗的人进行“再教育”的工作看来是起作用的。
我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也感到吃惊。当然，他们是严格遵守毛泽东思想的。虽然他们随时准备宣读毛主席的“指示”，但是我有时觉得他们最终做的事是在中国的情况下现实可行的，然后把他们的行动加上许多意识形态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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