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一月一日刊登卡罗琳·谢伟思的一篇访华观感,题目是《向中国致敬》,摘要如下:
    没有粮食就没有一切,这是一句不言而喻的话。我的丈夫和我在中国度过了四月、五月和六月。在五月份的时候,当我们从北京旅行到遥远的云南省的湄公河(指澜沧江——本刊注)两岸时,我对中国的想法集中在粮食生产问题上。我们乘飞机,轮船和小型公共汽车旅行,但是我们旅行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乘火车进行的。透过火车的玻璃窗子,我们能够看到一望无际的良田,夹杂着梯田,未开垦的山麓,偶尔还有一些作物稀疏的贫瘠的土地。
    在北方,田野里的冬小麦长得绿油油,正开始成熟;在中国中部,冬小麦已可以收割或者已经收割完了;在西南,第二季水稻正在插秧。
    整个中国正在进行机械化。没有人失业,中国人希望保持这种情况。在将来,机械化程度日益增加如何和全面就业相互结合起来仍然是一个将来的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城市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就到农村去。
    在美国,我们吃的许多东西似乎是来自一个超级市场,农业主要是大企业,我们很难把我们吃的食物和个人的劳动联系起来。除去移民来的农业工人,一般地说,我们是不知道直接的粮食生产情况的。
    美国生产的粮食中的绝大部分是由占人口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人耕种的,不象中国是由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耕种的。除了在向苏联出售小麦的时候以外,在美国,一般是不知道粮食生产的绝对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
    在中国,不知道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是不可能的。当六月初我们回到北京时,冬小麦正好到了收割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在谈论农业收成。对于从小在城市长大的我来说,这是一种使人兴奋的新经验。
    中学轮流停课,以便学生能够去附近的农村帮助收割小麦。在医院给我治病的医生一天告诉我说,第二天不用来了,因为他将到农村去“帮助收麦子”。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示,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也是出于自愿的。
    当我回想起三十年代,回想起困扰着中国的混乱、饥荒、疾病和无法忍受的贫穷时,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改变是十分惊人的。
    三十年代,我在中国从来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人会想到中国能在短短的二十五年时间里从中世纪的悲惨境况发展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实际上,当时每个人都认为,中国可能永远是“贫穷、落后和悲惨的”——对这样众多的没文化的人民(他们大多数是没有土地的农民)谁也没有办法。
    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的忘我劳动,它已走进了当代的世界。我认为,象我们这样一个为自己的工作道德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是会了解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为它祝福的。
    (卡罗琳·谢伟思和他的丈夫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年住在中国。约翰·斯图尔特
    ·谢伟思曾经是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十一月十七日刊登一篇社论,题目是《中国推进大寨化运动》,摘要如下:
    中国继“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农业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这些会议是为制定从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作准备。
    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会议都重视机械化的问题,如“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为迅速发展煤炭工业必须实现机械化”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是,想以群众运动的形式以及思想革命运动的形式来推进机械化。如农业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煤炭会议提出“学习十面红旗”的口号等,并且要把所有的县、所有的煤矿都建成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战斗阵地。
    除农业、煤炭会议之外,据传财贸部门的会议也已召开,这样,似乎到年底各部门都将陆续制定出新计划。经过文化革命和批林批孔之后,中国的经济计划好象进一步增添了积极性。
    【本刊讯】南斯拉夫《战斗报》十一月二十七日以《美国人在北京》为题发表一篇评论,摘要如下:
    在北京,植物雕零、寒风凛冽的十二月不是进行访问和旅游的一个最舒适的时节和地点。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住福特总统即将前往远东的这个最吸引人的城市。
    北京的引人之处,当然不在于旅游方面,而首先在于政治方面。外国人很少有人能克制住这种吸引力,世界上某些最大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也是这样。有迹象表明,在三年的时间内,最近的两任美国总统都认为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合适的,在此期间没有进行过回访,并且都是在白宫大选之前。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中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由于它拥有特殊的地理—政治地位和影响。就是说,中国不仅仅是大国的三角均势的因素(人们经常这样来片面地和错误地看待这个国家),而且还是远东和世界的稳定与和平的不可代替的因素。
    对美国人来说,需要很长时间、作出许多努力和牺牲才能理解这一点。在其亚洲扩张政策失败以后,美国人最终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中国成了美国的令人感兴趣的不可缺少的谈判伙伴。
    双方对相互关系的发展感到不满意的心情在基辛格十月份为筹备福特总统访华而访问北京的时候暴露了出来。他们的根本分歧在于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中国人相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在增长,缓和政策不会取得成果,并且最终符合扩张主义的需要。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美国人没有对这些指责做出直接答复,也没有更多地坚持劝说北京相信缓和政策是必然的和有益的。
    甚至,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华盛顿占优势的看法是保证在亚洲的一些特殊利益。可是,基辛格强调指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为解决亚洲的重大问题而付出的任何较认真的努力都不能成功。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态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海公报的精神,即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基本立场。在亚洲和在太平洋,事态的发展依然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而不是顺着大国均势政策和大三角的活动。
    【法新社香港十一月二十四日电】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版的第一本英汉词典,里面收入了很多美国俚语,从这一点判断,中国真正追上时代了。
    这本新英汉词典已于星期六在这里销售,令人惊异地收集了英国和美国的字、短语、成语、专有名称和首字母缩略词,其中有很多俚语的译法。
    有许多字在标准英、美词典中从来没有发现,特别是许多虚词,现在也被收入在这本词典里。
    全书共收五万余词条,连同收在词条的派生词和复合词,实际收词八万余。
    这本词典还包括大量基本词汇和科技术语,包括一些附录。这些附录中有常见英美姓名表,不规则动词表,英、美军衔表等。它还进一步列出了世界八十三个城市标准时间对照表,货币名称表,度量衡表,常用符号和希腊字母表。
    这本词典(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及其他单位共同编制)近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
    一位在香港的外国领事馆做翻译工作的人昨天说,这本词典的质量显然非常高,对中国人学英文和外国人学中文都会有很大的价值。
    (原载十一月二十五日香港《大公报》)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十一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最接近我们的新银河》,全文如下:
    美国一位天文学家西蒙森三世最近在天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布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新银河,并且是最接近我们的银河系的另一银河。新银河约有二千亿颗星星,距离太阳五万五千光年。
    西蒙森给这个新银河起了一个绰号,名为“斯历加”(Snickers)。由于受厚厚的星群和宇宙尘云所阻,因此一直都未被发现。
    “斯历加”大小约等于银河系的千分之一,约距太阳五万五千光年。一光年等于光线以每秒钟十八万六千英里的速度行走一年的距离。
    西蒙森是马里兰大学教授,他的发现,纯属偶然。据他解释,他在春季上课教书时,查看天空的氢气天文图时有所发现。他说:“六年来,在天文图上,我一直注意着这奇形怪状的东西。直至去秋参加巴黎银河系会议后,我才确定它是银河系的东西。”
    在四月左右,西蒙森便决定了要找出这奇怪的气团来自何方。最后,他发现了这氢气团是出自一个小银河,而这个小银河则受银河系的重力场所分解。
    在西蒙森的发现之前,相信最近地球的银河是麦哲伦云——由两组银河组成,约距二十万五千光年之遥。这个银河在南半球可凭肉眼看到,然而,新发现的“斯历加”,却比它近了三倍。
    究竟西蒙森为何给新银河起名“斯历加”呢?据他解释,他的一些朋友曾开玩笑,说这新近发现的天体物体“和银河系(Milkyway)一样,只是花生而已”。原来,Milkyway和Snickers(斯历加),都是一种糖果名称,两者均有花生在内。
    至于“斯历加”银河与地球的实际距离,则需要找出属于它的星球才可确定,然而,这将费时数年之久。
    据西蒙森说,找出距离,便可使科学家们更清楚地确定银河系
    ——他说:“迄今为止,我们只知道它两成左右。”
    西蒙森说,再过八千万年,“斯历加”便会最接近我们的银河系,但仍与之相距数千光年。尽管距离很大,但“斯历加”外围的星球仍会被扯走。而当“斯历加”再次回返星系际空间时,它就会比以前的大小细两成。
    由于银河系实际与“斯历加”成平衡线行走,因此两者是不会相撞的。
    在五十年代,一些科学家曾发现过六个类似“斯历加”的矮星系,它们接近于更远、更大的银河,但没有一个是有氢气团的。西蒙森更表示,“斯历加”是第一个能用射电望远镜观察氢气时所发现的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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