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西德《世界报》十一月十二日刊登朱姆沃尔特和巴格利合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基辛格推行软弱的方针和虚构成就》，摘要如下：
他（基辛格）和尼克松都曾确信，美国的意志已经破碎，因为越南的冲突在内政上把这个国家弄得十分动荡。他们知道，他们提出的防务预算是不足以同苏联进行竞争的。
他们同时也知道，鉴于美国的军事地位在日益恶化，它在谈判时能够施加的压力也愈来愈少。
向北京开放是为了加强其被削弱的谈判地位，以便尽管美国的力量在减弱，但还是从苏联人那儿捞取最有利于它的东西。国务卿的两面手法其实美国是决心同苏联搞缓和的，因为它的领导人认为，越南的经历会对美国人民产生影响，似乎这些经历就是一道历史的分水岭。
但这种思想没有被当作缓和的起点提出来。人们没有唤起公众的回忆，即在苏联人有力量的时候，他们曾任意地赞成缓和，或者谴责缓和。在尼克松执政的头五年里，基辛格曾使公众相信，缓和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的对紧张局势的松动，以及苏联人把缓和看成是一个独立的目标。
但他在私下则坦率地承认，需要人们支持这样一种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乃是下述谬误想法，即用美国在重要的、涉及美国的长期安全问题上的调和做法能够购得苏联的良好行为。
基辛格对缓和的私下和公开的看法有着如此原则的差别，这说明他没有理解我们的民主过程的实质。他认为，他能够把握住对缓和的控制，而又不需要让美国的舆论和国会知道秘密。国务卿没有成功地把握住这一控制。在他向舆论界介绍缓和的假情况时，他在使得他自己丧失作用。通过他的做法，他主要唤起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和苏联已经结成了有很多伙伴关系因素的联系。但又承认，必须继续消除意见分歧。
关于谈判、特别是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进行得艰难的印象依然存在。然而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的年代里，仍然让舆论界总的相信，缓和在如愿地前进。对于苏联人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不明智和僵硬的态度，或者对于首先是美国采取迎合态度并由于它作出单方面的让步，才使得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成为有可能这一事实，美国人民知道得很少。
后来出现的陶醉情绪曾导致美国的公众放松了他们的警惕性。对外交政策的成就大加自我赞颂，曾使得美国人民相信，好似千年王国还在临近。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打算承认，苏联人在军事的战略和常规方面都超过了美国。因此，他们对想要公开这一事实的所有人都不友好。例如，公众今年才通过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得知，苏联人从一九七一年起就有着比美国更高的防务预算。就这样，向人们介绍了一种美苏在缓和这件事情上存在伙伴关系的错误情况。
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来没有老老实实地承认过，政府已经开始奉行一种其基础是软弱的方针。美苏合作倒是被夸大了。但谁要是指出，缓和不符合人们所描述的情况，那么他就会被指正说，唯一的代替物就是一场原子战争。警惕性消失在幻想之中尼克松和基辛格向人们介绍的是缓和的假象和对安全的幻觉，但同时，他们——从长期来看——以嘲弄世人的方式在渐渐地毁掉我们的国家安全的基础。这种政策是对我们联盟伙伴的一种迷惑，他们因此而放松了他们的警惕性。但这样一来，美国将不能够再对来自东方的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缓和政策的前提是西方缺乏自我防御的意志。这使得苏联人能够更加大胆地进行挑战。他们在一九六九和一九七○年支持河内时采取的谨慎的行动，变成了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间的粗暴和敌视缓和的态度。其标志包括下述几件事情：即对北越破坏停火加以庇护；为进行赎罪日战争而训练和装备阿拉伯人；以及煽动在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危机。
【本刊讯】西德国防部长勒伯尔十一月六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新闻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联邦国防军与联盟伙伴的武装力量在二十年里一起为我国维护了和平。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它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自己保卫自己或保证对可能的侵略进行可信的威慑。没有其联盟伙伴的支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就不能维持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包括西柏林的自由）。他们只有通过加入大西洋联盟才能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才能防止建筑在军事力量上的政治讹诈。只有联盟才是缓和政策的可靠支柱。
苏联及其盟国在军备方面的努力始终使人感到忧虑。欧洲的军备速度还一直是由苏联决定的。联邦政府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不是只此一家，而且北约和国际上公认的研究所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甚至中立国家的代表在华沙条约组织地区也看不到与西方裁减军队之趋势的对等行动。华沙条约组织军队的实力、装备和部署都超出了自己领土安全所需要的程度。即使目前在中欧发生直接的军事侵略是不大可能的，但从长期来看，针对西欧的军事实力就可能导致施加政治压力。
只要东西方之间没有就共同均衡裁减部队达成一致的话，那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任务仍然是不放松自己的防务努力。目前的尚可忍受的力量对比必须保持下去。不允许对这种力量对比作不利于我们的改动。
弗里茨·埃勒于一九六一年提出的要求，现在听起来就象对当前共同均衡减少军事力量谈判的现实评论：“为我们安全所作的努力必须是维持甚至是稳定当前的均衡，而不是去破坏它。根据这种理由，裁减军备必须永远是一种对等的交易。任何单方面的裁减军备都将会动摇均衡以及引起危险。”
从一九六九年以来，联邦政府就一直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共同致力于缓和和寻求东西方之间的均衡。联邦政府按照欧安会最后文件，毕竟是第一个将联邦国防军的演习通知所有欧安会与会国的国家，并且邀请了演习观察员。人们希望通过建立信任的措施改善维也纳会谈的气氛，这种改善迄今未实现。
尽管如此，联邦政府还是将坚持不懈地和不抱幻想地继续进行其争取缓和的努力。但是它同时认为，如果想要缓和，同时又忽略以军事保护自己的存在。这是不负责任的和愚蠢的。
【本刊讯】美国《国民评论》周刊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期（提前出版）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基辛格与施莱辛格之争》，摘要如下：
基辛格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悲观主义情绪肯定由于他在越南崩溃的最后几个月期间的经历而更加浓厚了。在基辛格看来，美国和西方在面对苏联坚持加强军事力量和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缺乏坚持斗争的意志。他认为在学术界、新闻界和商业名流中的制造舆论的人们是糟糕透顶的：他们认为短期的利益和思想上的迷信比一般幸福——事实上比生存更为重要。
前讲话撰稿人威廉·萨菲尔（公认不是基辛格的朋友）在他写的一本尼克松政府回忆录中记载着，基辛格经常设法使尼克松阅读斯彭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
虽然基辛格在公开场合下并没有象那本书上所陈述的那样充分地接受斯彭格勒的结论，但他时常作出他好象是充分接受的样子。
基辛格象施莱辛格一样十分了解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利的变化。他看来并不认为可以对此有多大作为。也许是由于他的浓厚的悲观主义的臆断，他不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愿意同苏联进行不对称的交易，因为他认为不可能做出任何比这更好的事情。这就是他断然拒绝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这一可悲行动的解释——人们也都是这样理解的。
基辛格看来相信所有能做到的是通过灵活的策略加上定期给予大量的报偿，来推迟算总帐这一天的到来。
中国确实是看出了所有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他的缓和政策受到了冷冰冰的批评。中国希望有一种对抗苏联力量的遏制力量，而不是一套甜言蜜语。
象基辛格知道我们当前的毛病一样，詹姆斯·施莱辛格也知道关于正在变化的力量对比——逆火式轰炸机、海军建设、军事研究和发展、坦克生产以及其它等等。但是他认为，大胆地把这些问题说出来也许是值得的，虽然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基辛格可能认为是不可扭转的，施莱辛格却认为是可以扭转的。
这就是他为什么被解职的理由——尽管总统出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并不知道这一点——而这正是为什么施莱辛格的离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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