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九月九日刊登一篇报道,题目是《“从原始到现代”——居民手足无所措,十六日将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摘要如下:
    一面饰有极乐鸟和南十字星的国旗,在九月十六日将在南太平洋上空飘扬,庆祝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遭受白人统治的“未开垦的巨岛”——巴布亚新几内亚行将正式独立。
    面积是四十六万平方公里,为日本的一点二五倍。人口有二百六十五万。在亚洲、大洋洲中,恐怕是最后一个大型独立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后将成为英联邦的一员,立即申请加入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并肩前进,但是,它将走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
    巴布亚新几内亚直到十几年前还被人们称为“地球上最后的秘境”,文明的光芒射进它的腹地是最近的事情。在那以前,大部分居民生活在从文明史来看相当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的“黑暗”之中。他们就象骑在时间之箭上一样,一步就从石器时代跳进了现代;居民不掩饰他们手足无所措的心情。
    目前,被纳入货币经济范畴的人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的人过着以物易物、自给自足的和从前一模一样的原始生活。据说,“吃人”的风俗习惯已不存在,可是各部族之间的抗争所造成的流血冲突至今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进入腹地的白人“失踪事件”也时常发生。在一些部族中,继续应用着“有人被杀就要杀人”的“法令”,居民的意识离开化还相距遥远。
    在以教育为最重点施行的政策的自治政府的努力下,就学率已超过百分之六十,公用语皮钦语(以英语为主体,德语和当地语的混合语)正在普及。但是,这是讲的学龄儿童。大约分为二百五十个部族的居民说七百种各不相同的话,以致有人说是“一走出十英里,话就不一样”。
    制订宪法草案的工作推迟了,原先预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实行的独立就被延期了。
    因为早就有反中央的动静的布干维尔岛(人口约九万)的居民议会在九月一日单方面宣布脱离巴布亚新几内亚而独立,改称为“北所罗门共和国”。中央自治政府首席部长索马雷谴责说:“布干维尔的独立是一些煽动分子所进行的非法活动,中央政府不予承认。”并发表声明说:“这个岛始终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政府也抹杀这个脱离出去的独立。布干维尔岛上有世界屈指可数的铜矿山(埋藏量为九亿五千万吨),铜矿石的出口占巴布亚新几内亚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七四年),其收入达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居民议会要脱离出去自行独立,其目的就是企图独占这只“美元箱子”。可是,中央政府如果放弃它,国家财政便会垮台。正因为如此,大概可以说,布干维尔问题甚至孕育着内乱的危机。
    不仅仅这个问题是内讧的火种,而且,即使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中,新几内亚部分和巴布亚部分的不和也是根深蒂固的。新几内亚部分从前是德国的领地,资源开发和城市化都先进;而巴布亚部分是澳大利亚领地,有广阔的沼泽地和高山,开发落后。巴布亚部分的独立推进派已在今年一月宣告成立“临时巴布亚共和国”。对索马雷来说,内部统一似将成为独立后最头痛的问题。
    但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由于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所以也的确是一个人们对它产生许多梦想的岛屿。在新几内亚中部的奥库特吉地区,已发现埋藏量和布干维尔铜山相匹敌的巨大的铜矿床。此外,天然气的埋藏量也很大。据认为,石油、铁矾土等正在勘探的其他矿物资源也有希望。森林、水产资源也几乎完全没有着手利用。
    各国都在向这些资源伸手,对即将独立的自治政府展开积极的外交攻势。澳大利亚自不消说,美国、英国、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已在一九七三年开设领事馆,致力于政府援助,连西德、瑞典、瑞士等西欧国家都不断进行努力加强外交关系。
    日本在民间已大举扩展,差不多所有的大公司都在首府莫尔斯比港设立分店,展开了经济活动。其中,有的企业家大大发挥其“动物”劲头,为了获得一攫千金的专利权,向政府高级官员赠送七万五千美元的支票和高价钻石,进行贿赂,而被退了回来。
    【路透社莫尔斯比港九月十六日电】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有一千个部族、讲七百种语言的新国家,今天在政治和经济阴云的威胁下成立了。
    分裂运动和动摇的经济已经在使三十九岁的、以前当过记者、广播员和教师的迈克尔·索马雷自从内部自治政府一年零九个月前成立以后担任首席部长,现在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任总理。
    【美联社新德里九月十五日电】德里一所高等法院今天由于推翻了监禁一名著名记者的裁决,就第一次从法律上打击了印度政府可以不进行控告也不加审讯把人关进监牢的广泛的紧急权力。由法庭作出的这一决定是英·甘地政府的一次双重失败,他们不仅裁决逮捕老资格主编库尔迪普·纳亚尔为非法,而且责备当局对这一案件处理不当。
    被关在监牢里的反对党领导人拉杰·纳拉因的辩护律师说,“这在印度法律上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决定,对政局将具有刺激作用。
    “关在监牢里的几百人可以依据这一决定要求释放,理由是拘留他们是不合法的。这对政府是一重大挫折。”
    法官的这次裁决对《印度快报》老资格主编和伦敦《泰晤士报》非固定工资记者纳亚尔没有影响,因为在对他就被拘留一事提出的申诉的审理结束之后两天,他已于十二日无条件获释。但是,对于政府根据维护国内安全法所享有拘留权的影响将是很大的。塞沙·兰加拉詹和阿加瓦尔法官驳斥了政府在纳亚尔案件中使用的两个主要理由:按照国内安全法被捕的人不得向法庭提出起诉,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正式罪名。他们还批评政府拒绝透露当局为何认为纳亚尔对法治造成威胁。
    他们认为,政府至少可以私下里向法官透露一下他犯了什么罪,官员们连这一点也不肯做。
    自从实行紧急状态以来,纳亚尔是在拘留问题上第一个在法庭胜诉的人。
    这两个法官责备政府的辩护律师以纳亚尔已被释放为理由,试图阻挠法庭宣布这一裁决。
    【路透社科伦坡九月十四日电】亲莫斯科的斯里兰卡共产党今天宣布它打算退出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总理的政府。
    共产党人在三党联合政府中占的人数是最少的,有六名议员和一名内阁阁员——住房部长彼得·克尼曼。总理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可以在没有其他两个党参加的情况下继续执政,因为它在一百五十七人的议会中占压倒多数。
疑云乍起学生进了国际关系学院,就跻身高贵的阶级,一般人认为苏联未来领导人物都是从这个阶级产生的。成年人对他们低头,其他学校的学生对他们羡慕,少女们认为如能嫁给他们,便可终身享福。
    学院中的学生也阶级分明。地位最低的是少数为装门面而录取的清寒子弟。他们的家庭没有势力,每月生活费全靠学院发给的四十卢布(萨哈罗夫每月坐计程汽车往返学院约需此数),所以他们都很愿意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钱,充当眼线,打小报告。
    其他学生的地位却大部分由父亲在官场中的地位决定。塔拉布林是学院中最出色最出风头的学生,父亲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科官员。但是,同学们在一听说他父亲突遭免职之后,便不再请他参加宴会。不到一年便完全没有人理睬他了。
    学院里的课程,尤其是语文、地域研究和军事情报,极为充实。厕身教职员中的安全委员会官员巧妙地执行半军事纪律,学生在学校里很用功。
    但是一出校门,大多数学生,包括萨哈罗夫的那一伙人,生活就很荒唐。不少人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伏特加酒。周末多半是在父母外出的同学家里纵情酒色。安德罗波夫曾在一九六四年春季招待过他们作这种狂欢。安德罗波夫现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
    萨哈罗夫从小就习惯了不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来往,所以在学院之外很少朋友。他在普通人不能去的商店买东西,在普通人不能到的国有温泉胜地度假,在只有外国人或大官才能吃得起的餐馆中吃饭。直到一九六四年,十九岁时,他才真正与普通人有往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萨哈罗夫所在学校的一个党书记宣布:“全体学生均须到集体农场去协助农民工作六个星期,表示和集体农场的同志团结。”
    萨哈罗夫和他的朋友平时看到官方报告,都说集体农场是有益身心的劳动造成的农村乐园。他们坐了一辆公共汽车,在满是大坑小洞的路上驶向一个集体农场,以为可以到乡下去享受另一种游乐。但是到达后不到一天,就暗自叫苦。
    农场居民住在马铃薯田畔的许多只有一间或两间房的小屋。屋内没有地板,也没有水电,只靠烧柴的小火炉取暖。农场上有个摇摇欲倒的商店,出售面包、伏特加酒、罐头和日用杂货,但是货架多半是空的。若干年前,莫斯科的设计人员曾配给这个商店一架钢琴和二辆机器脚踏车。它们仍然在店里,没有人买,满是灰尘和干了的痰——那是既没钱买又不会用这种东西的人生气吐在上面的。其后六个星期中,这些学生所吃的是牛奶和马铃薯,只有四天吃到面包。
    农场里的人说话粗鲁,使萨哈罗夫震骇。他们对学生们说话时,更是骂不绝口,因为这些学生的地位和前途都是农民所永远得不到的。萨哈罗夫和同学们住的小屋是母女两人被迫让出的。那矮胖的母亲挺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头发粘成一条条的,凄惨可怜的脸上长着黑痣。每天早晚两次,她要来替占住小屋的学生们煮马铃薯。
    萨哈罗夫极同情她,想赢得她的友谊,但是一切努力,均告无功。最后的办法是给她一瓶伏特加酒。她笑了,这是她第一次笑。其后的晚间,有时她也多盘桓一会儿,和他谈谈。
    她渴望有一头乳牛。有了牛,牛奶可以卖掉或自己吃。本来国家规定集体农场中每家可以养一头乳牛,种一小块自留地。赫鲁晓夫废除了这个政策,他的理论是人们如果不分心搞私人企业,就可以增加生产。但人们并没有加紧工作,粮产量反而减低。现在政府的规定又准许有自留地和乳牛了。不过这矮胖农妇没有钱买牛和种子。
    学生们即将离开农场回莫斯科之前,萨哈罗夫把父亲给他的一个旅行袋送给矮胖农妇说:“这个送给你。”她打开旅行袋,发现里面有几瓶伏特加酒和大约一百卢布,这是萨哈罗夫剩下的全部现款。他说:“给你买一头乳牛。”眼泪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了下来。
    在此之前,萨哈罗夫的经历使他对苏联人民全无认同感,对他们也毫不关心。家庭、学校和阶级都教导他人生的目的是获取自己的利益。
    在乘车回莫斯科途中,萨哈罗夫想到集体农场,开始怀疑人生是否还有其他的目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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