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港前发表书面谈话说“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
    【本刊讯】香港《新晚报》九月二日报道:
    获释来港等待回台人员张海商、杨南村和赵一雪三人,今日上午乘火车离港。
    三人在火车上均继续答复记者的询问。张海商说:“我们都是七十多岁老人,身体又有病,实在等不下去。香港和大陆没有阻隔,如果台湾一有消息,我们便马上回来。”
    张海商说,他在台湾有妻及两儿两女。在港四个多月来不断与台的亲人音讯往还,仅收到大女儿的信便有三十四封,而且经常与妻及女儿通长途电话。
    他说:“昨晚女儿打长途电话来,知道老伴病倒,不能打长途电话,吩咐老伴不用再打电话,但老伴今早又打电话来,老伴在电话中说‘返大陆后要保重身体,希望日后能来台见面’。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张海商说,他们返回大陆后有公费治病,他有肠胃炎,杨南村有关节炎及有过肺病。
    张海商表示,不习惯香港的生活,觉得拖下去会把身体拖垮。认为返回大陆会增强身体健康,可多活几年。
    赵一雪在台湾有八十几岁的养父。
    赵一雪说,养父曾千方百计希望他回台见面,经多次奔走,跌伤了手,到现在尚未复原。赵一雪认为台湾与香港仅一水之隔,都不获见面,感到痛苦难受。
    【本刊讯】香港九月二日消息:特赦释放人员张海商等三人,九月二日离港返回内地前,在香港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由张海商宣读了一项书面谈话,全文如下:
    各位记者先生:我们赵一雪、杨南村和张海商三人今天暂时离开香港回内地,趁着这个记者招待会,再次对各位光临和一贯给我们的同情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特赦释放人员关于“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的政策来到香港转回台湾的。到现在已经一百四十天了,由于台湾当局无理阻挠,至今不能回去。我们回台湾的唯一目的,是同家人团聚,在我们抵港之前,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曾恩波曾表示欢迎我们回去,我们三人也曾按照台湾当局的要求,到谢伯昌先生那里办了一切入台手续,本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的,等看出了张铁石先生惨死在富都之后,台湾方面又表示将尽快批准我们回台,然而至今音信杳然。我们又曾多次提出如果不能让我们回去的话,就让我们亲人来港见见面,也不能如愿,真是有家归不得,有亲会不了。
    我们三人过去都是为国民党卖过命的,在台亲人不断来信和长途电话,迫切希望我们回台团聚,而台湾当局,始终不让我们回台,我们非常不理解,非常不满。
    我们都是古稀老人,体弱多病,在港人地生疏,生活不惯,实难空等,现在只有暂时回内地去,治病疗养等候消息。我们仍极盼望有机会回台与亲人团聚,仍极盼望亲人能出来与我们相会。我们坚信终有一天能同亲人团聚的。
    我们到港以来,承蒙香港各界和中外舆论给我们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再次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再会吧记者先生。
    再会吧!香港同胞。
    张海商
    杨南村
    赵一雪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近举行了两个出土文物展览会,参观中国展览会的人比看苏联展览会的人多五倍
    【本刊讯】吉隆坡《中国报》八月二十八日刊登梁厚甫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个展览会》,摘要如下:
    (三藩市八月二十日讯)相当巧合的,最近有两个出土文物展览会在美国的加州举行,一个是苏联的,一个是中国大陆的。
    记者对考古本来是外行,所以对展览会的内容,无法置喙,但记者自觉有独到的地方,那就是:花在展览会场外来观察轮看的观众的时间,还比之花在展览会场内的时间为多,向观众们打听看后的意见,还比之对那些古物逐件研究的时间为多。
    作为一个「门外汉」,首先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看中国出土文物的美国人,比之看苏联出土文物的人,刚好多上五倍。以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而论,看中国展览的,是二万三千人,看苏联展览的,仅是四千人。再就展览主持人所公布的数字而论,中国展览会开幕以后,六个星期内,吸引到的观众五十七万五千人,而苏联展览会开幕后四个星期内吸引到的观众仅是十六万人。
    我们要注意,考古学家本身,系从人类往日的遗物,来研究人类进化的历史。如果观众内边有考古学者,其数量必然大致相等,但盈千累万的观众,不可能都是考古学者,其数量的多少,当然决定于民族的感情。
    当然,如果要从观众的数量上来看问题,有一些数字是要剔除的。中国人在美国西部的,为数很多,但苏联人在美国西部的,寥寥可数。观众中城然有中国人或华裔人,但中国人或华裔人在全部观众中所占的百分比,不到百分之五。剔去百分之五的数字,其余都是美国人,当无疑问,美国人看中国出土文物的,依然比看苏联出土文物的,多出四至五倍。
    一位看过两个展览会从未念过考古学的人寿保险经纪说:我不否认中国是真正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有灵巧的双手,有明敏的脑袋,不论是被逼还是主动,都能创造出先人一着的文化来。一位祖籍法国的美国人说:我看到了一些很精巧的古物,看到说明上边B·C·(耶稣降生前)两个字母,就把我吓坏了。一位以反共著名的电台评论家,看到隋唐两代的精巧的古物,赞不绝口,他的朋友在旁提起他的政治立场,有意捉狭,他马上答道:「当年做这一个金碗的人,绝对不是共产党哩。」
    总的一句话,在场外来看展览会,实际不无好处,好处是看出中美两个民族的感情来。
    问:蒋经国先生的民族情感怎么样?
    答:谈到民簇情感,他当时还是有的。他的母亲毛夫人是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我曾经带着宣传大队到了他的家乡溪口去过一趟,就住在他的家里,悼念了毛氏。后来他还为他母亲开了追悼会,最初怕宋美龄不高兴,所以不敢公开举行,后来大概是取得宋美龄的谅解,在赣州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件事情,直到现在仍然令人费解,当年,我们以为赣州一定会遭到日本的轰炸,但是却没有。
    问:您可不可以想象,蒋经国先生对您的印象怎么样?
    答:我觉得,最低限度,他这点应该知道我:蔡某人不是奴才型,我不盲目附和人家。包括我对他也是一样。比如说当年我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全部啃完。这事情蒋先生是知道的。我不是没有头脑、没有思想的人。在赣南,就有人送给我一个外号,叫做“小钢炮”,言下之意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一九四五年,为了宣传蒋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的功绩,我专为蒋先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蒋经国在上海》。我写这本书虽然是受国民党中宣部委托的,但也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对蒋经国先生比较了解,热忱支持,他也表示满意。
    问:外界有些人推测,蒋经国先生是长期留苏的,他可能不会跟大陆和谈,而终于会靠拢苏联,依靠苏联力量继续同中共敌对,你想有这种可能吗?
    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不可以代替蒋经国先生发言,况且对他这二十多年来的情况,也很不了解。但是我自己有个看法,就是如果他跟苏联走,绝对没有什么出路。照我想,如果蒋经国先生懂得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话,他不会这么干。蒋经国先生是跟苏联打过交道的。一九四五年冬他以外交特派员的身份到东北去同苏联搞外交关系。当时,为了表示友善,宋美龄也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去了,以第一夫人去慰劳在东北的苏军,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蒋经国先生这次办外交,得到好处吗?如果他善于总结经验,吸收失败的教训,他不会跟苏联跑的。但是,从苏联的角度来说,苏联倒是很想利用这种关系,向台湾插手的。不过,苏联要是公开出面拉拢台湾,那就赤裸裸地暴露了苏联的面目,这对苏联本身又是很不利的。其结果只会促使中国人进一步觉醒起来完成祖国的统一。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来说,我们决不俯仰由人,中国的内部事务,决不容许外国人来指手划脚。
    问:最后我们想问的问题是,蔡先生对今后生活有什么打算?您还准备在这儿等下去吗?对这三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您有什么感想?从蒋经国先生对于你们回台的处理,您觉得跟您过去对他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答:对于回台湾的事,我现在还在等待观望。我也许再等上一年吧。当然,如果台湾方面声明不要我去看朋友们了,那我也就要采取其他步骤了。对于这三个多月来的经历,我的感想是很多的。将来有机会再谈。至于谈到蒋经国先生,我想我还是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谈谈吧。我觉得最能概括蒋介石先生的哲学思想的,就是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在重庆中央干校时期,蒋经国先生发挥他父亲的这种哲学思想,在一次学生入学训话中,一连讲了两个晚上。在这一连两晚的指导性训话中,蒋经国先生所讲的是三句话,就是:
    “变中求其一;
    动中求其定;
    难中求其成。”
    他把这短短的三句话连讲了两个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到了第三天晚上,他作结论了,结论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就是把上面三句话的每句第一个字摘下来,又把每句的最后一个字摘下来,于是变成了:
    “变动难,一定成。”
    换句话说,变动是难的,只要不变,那就一定会成功。那时候,我也相信他这种哲学思想。我曾为他整理这篇讲稿,我又重复向干校学生讲授。近读蒋先生的《风雨中的宁静》,他明白写道:“以不变而处变的沉着态度来掌握一切命运,必然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然而,事物总是在变化的。以“不变”的态度去看待事物和处理万变的情况,是行不通的,也必然要落伍的。这只不过是固执主观幻想而已。
    我就且以自己哼七言四句作为我谈话的结束吧。
    四句七言题目是《寄语青年时期的好友经国先生》:
    月明清夜深思量,
    通今达变除旧章。
    安得青史着一笔:
    终是华胄好儿郎。
    (更正:本文转自《七十年代》九月号,不是八月号)(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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