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十二月七日刊登一篇发自莫斯科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福特本周对北京的访问只引起苏联很少的、而且其尖刻程度和以往一样的评论。这表明莫斯科目前更关心的是国内外的其他问题，而不是中美友谊的前景。
甚至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警告美国不要同莫斯科搞缓和的话也没有引起苏联报界和苏联人士私下表示的惊恐。共产党报纸《真理报》对福特总统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只作十一个字的报道。
苏联人显然认为，只要福特政府仍然保持它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大体上陷于停顿。所以，为什么要大作文章呢？
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目前有着一系列的问题要处理，这些问题比同中国竞相争取美国的好感要紧迫得多。这些问题是：
苏联的经济遇到了一个灾难性的年头，这个灾难的详细程度本周才为人们所知。此外，莫斯科还深深地卷进了安哥拉的内战，这使已经遇到困难的苏美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最后，据一些报道说，苏联人还在作又一次努力，希望在明年二月召开第二十五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同华盛顿达成一项战略武器协议。国务卿基辛格本月晚些时候对苏联的访问肯定将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已经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中居主要地位。
在这段时间内，苏联的经济大概是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们的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本周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的数字表明，今年只达到大约一亿三千七百万吨的粮食收成，是十年来最坏的年景，鉴于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消费量大大增加，这一情况就更加严重了。
苏联现在要养活更多的人和饲养新增加的大批牲畜，这些牲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饲料的话，将不得不屠宰掉。苏联人当然将做出一切努力购买所能买到的大量粮食来防止出现一场危机。但是，粮食短缺仍然是不可避免的。
粮食歉收从其它方面打击了经济：由于向国外买粮食，一九七五年苏联在外贸方面是大大入超；在人民希望继续改善生活水平的时候，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却在明年的规划里大大缩减了；总的增长率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低的。
在对外方面，除了解决妨碍美苏达成一项武器协议的技术性问题以外，勃列日涅夫同基辛格的任何会谈无疑还必须克服由于超级大国在其它国际问题上分歧的加深而引起的紧张气氛。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十二月六日刊登一篇专稿，题为《拉姆斯菲尔德在削减武器预算问题上同林恩斗争》，摘要如下：
五角大楼官员认为，明年的国防预算的规模和形式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两个年轻的抱负很大的官员——新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署长林恩——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目前，林恩看来在对下一财政年度（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开始）的国防预算计划进行大幅度削减方面占了上风。由于拉姆斯菲尔德已经调到五角大楼去，林恩现在已成为福特的白宫内权势比较大的人物之一。
在最近举行的一些白宫会议上，拉姆斯菲尔德值得注意地没有参加。在这些会议上，林恩劝福特总统同意初步削减六十八亿美元，从而使国防预算拨款减少到一千一百亿美元。这几乎要比福特当初考虑的数字少七十亿美元。
这种初步削减意见已作为“总统的决定”转交给国防部。
拟议中的削减之一是：军队人数减少三万七千人（现在总共有二百一十万人），五角大楼文职人员减少四万八千人（原来大约为一百万人）。
由助理国防部长麦克拉里撰写的一份“情况备忘录”说，白宫还建议规定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薪饷增加数额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军事预备部队减少四万人，把开始建造一艘新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和一艘核动力攻击巡洋舰的时间推迟。
拉姆斯菲尔德的同事们认为，他肯定会反对其中某些削减建议。
然而，拉姆斯菲尔德眼前的问题是要能象林恩迄今所作的那样成功地使总统听取他的意见。
【合众国际社依阿华州得梅因十二月六日电】参议员杰克逊今天说，事实证明，福特总统的中国之行不过是中国为了谋求破坏美苏关系所采取的宣传手段。
这位华盛顿州民主党人正在依阿华州进行他的第一次重大竞选旅行。他利用这个机会重申过去的警告说，苏联仍然意味着“暴政”，美国在为了实现缓和而努力时，不要上苏联人的当。
他说，福特的北京之行“是中国人采取的一个漂亮的手段。中国人曾设法向福特总统解释缓和的一些圈套。他们警告他在同俄国人打交道时不要轻易让步，并且这使中国人获得机会把他们对缓和的担心和它对世界的影响告诉给全世界”。
但是，杰克逊并不主张加强同中国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
考虑未来的美国人应该深思熟虑，不要过分地依靠优势的武器系统和拥有先进技术的社会。军方和文职人员同样都应该从最广泛的基础来看待可能爆发的新战争，这是一个一贯看重武器作用的社会所难以做到的。
要确定美国未来可能卷入什么类型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从保护国际航道、特别是石油航道的海上游击战，到范围和激烈程度都有限的各种类型的常规战，直到同苏联发生一场大战，任何情况都是可能的。
根据一些事实可以证明，我国最可能的敌手苏联正在设想未来的各种战争，最近十年来苏联战备的目标，是准备进行任何一种类型的战争，或者以武器和装备支持同美国发生局部冲突的敌人。美国及其盟国必须按照这样的设想来行动。
在美国，首先是在这个国家相当一部分知识界领袖中，存在着一种拒绝设想另一次战争的现象，当然也不考虑战备工作。
在这些人中，还保留着一种过去留下的奇怪想法。这就是相信美国仍然十分强大，能够选择自己要进行的战争。美国的舆论受到巨大的、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平愿望的强烈影响。这种和平愿望是一直存在的，但是由于认识到核战争的含义，现在变得更为强烈了。
一些军方领导人、政界人士和政论家所发出的有关苏联能力的警告和有关苏联意图的推测，都很少能够对这种政治和社会潮流发生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目前的形势相当于一九三六年至战争爆发的一九三九年之间的英国的形势。我们面临危险并非危言耸听。苏联人并非一九六八年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才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他们对另一国的权力。在勃列日涅夫先生和当年统治柏林的那个恶魔（指希特勒——本刊注）之间很少或者没有相似之处，但是在一个根本点上这种对比却是恰当的。一方面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它在各个领域都武装到远远超出保卫自己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富裕的、成熟的强大民主国家，它的人民对自己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经历怀有幻灭之感，而它的领导人由于政治上的得失考虑，在向人民解释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威胁方面，表现出迟疑不决。
丘吉尔在三十年代曾大声疾呼，竭力唤起他的同胞对纳粹危险的注意。在大多数英国人看来，这位曾多年大声疾呼，对第三帝国不断增长的力量和可能的意图发出警报的人，是一个有点朝三暮四、不负责任的政界人物。然而，他是正确的；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在英国身居要津、权势过人的显赫人物则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我们所需要的如果不是一个丘吉尔，也是一个有经验和声望的政治领袖，他能够在未来的年代确切地告诉美国人：苏联的军事扩张对他们可能意味着什么。如果有人能开始谈论这个问题，并且不顾一切凌辱诟骂而继续讲下去，那么这对美国会更好一些。否则就为时太晚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自满自足的情绪影响了美国对苏联的政治态度，但是在军事部门，即国防部和各军种里，人们对苏联军事机器的能力的看法是一致的。苏联的军事扩张，加上从中国传出的更多情报，也使人认清了情况。现在军方已不再象六十年代那样强调中国的军事能力和侵略意图了。今天当军方谈到“威胁”时，他们指的是俄国人。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将影响美国作战能力的一些持久的因素。
凡是在美国旅行过的人都很清楚，尽管美国人民了解自一九四五年以来他们国家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忽视了这种地位的一个本质的方面。这就是说，在估量“我们能够打赢下次战争吗？”这个问题的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因素时，大多数人都忽视了美国军事地位的孤立状况。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期间，或者在较小的程度上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期间，美国都得以在强大的盟军盾牌的后面作出自己的军事贡献。而今天，这个盾牌已经变得更小和更脆弱了。
美国驻欧洲部队的领导人私下认为，欧洲中部战线“如果升起气球”，美国只能指望英国和西德这两个盟国进行长期的坚强的和有效的军事合作。一旦爆发大战，美国将不得不几乎单枪匹马地战斗，而在临战前的危机时期，美国将只有极少的准备时间。
不管全国人民多么不愿意去理解，形势却是很危急的，美国很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卷进同它利益有关的任何战争中去。
无论如何，美国人民将没有时间来辩论他们是否应该进行战争的问题。美国也许是在一场新战争中唯一可能得救的西方国家，它大概也没有盟国可以拯救。
最后，从军事观点来看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没有时间来长期研究、试制和生产武器。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将遇到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的军事问题。因此，在战争开始阶段，而不是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情况那样在战争爆发三年之后，美国的军事态势将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美国和北约组织其他国家已经进行了煞费苦心的安排来动员后备力量。
美国准备用于欧洲战争的增援部队有六个师和几个旅。但是这些部队连同它们的大部分装备都需要从海上运往欧洲。国民警卫队八个师和二十一个独立旅的情况也是这样。从理论上说，在进行动员的五个星期以后，这些部队将能够整装待发，但是需要作进一步的训练。
在庞大的增援工作中，时间表却是一个捣蛋的家伙。我访问过的所有高级军官，没有一个人认为欧洲的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能够持续到两周以上。而在五周以后，美国和西方盟国将面临另一种更危险的形势。
苏联的增援计划要简单些。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苏联现役师的兵员保持着三种不同的级别。增援工作只是把后两级师的兵员提高到足额的水平，并把他们从苏联运往西方。苏联驻东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的师都保持着一级水平，不需要增加什么兵员。（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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