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社东京十五日电】以竹入委员长为团长的公明党访华代表团一行，十五日下午搭乘瑞士飞机启程途经香港飞往北京。
竹入委员长出发之前，在机场上举行的访华代表团欢送会上表明决心说：“中国开展乒乓外交以来，围绕着中国的世界形势进入了新阶段。我相信在这种时候实现这次访华，给公明党带来了新的任务。我党借此机会将进一步不断地作出努力，以便能够对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新开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他还说：“为了迅速地结束日中两国法律上的战争状态，确立日本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打算推心置腹地坦率地进行会谈。”
在机场送行的有矢野书记长等公明党的领导干部以及藤山爱一郎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等有关人士约二百人。社会党的高泽寅男、民社党书记长佐佐木、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代表评论家尾谷善久等分别在会上热烈致词。
在人们相继致词给予鼓励的时候，西园寺公一叮嘱说：“人们都说乒乓外交以来‘解冻了’，但中国是重原则的。希望理解日中友好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进行。”
【共同社东京十四日电】竹入委员长等在北京逗留大约两周左右。这次访华，作为非社会主义政党的政党还是第一次，不仅如此，而且也是公明党的第一次外交活动，其成果令人注意。
特别是一面提出“废除日台条约”，一面采取“中立主义”立场的公明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则采取什么态度，以及是否同中国方面发表联合公报，将成为焦点。
代表团在同中国方面谈判时，将把目标集中于“促进恢复日中邦交”，但是，这时关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问题，双方采取什么形式调整彼此的见解，是饶有兴趣的问题。
执行“中立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公明党不承认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出发的“帝国主义”的概念。另一方面，预料中国则把这次“竹入代表团访华”看成是扩大和加强反美帝国际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比如关于废除日台条约，中国方面如果追问说，“不同美帝国主义斗争，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公明党也有可能被置于不能不表明具体对策的处境。
【本刊讯】东京《每日新闻》十日登载一幅漫画：公明党委员长竹入惬意满面，右手擎着“中国请帖”，左手提着公文包，两脚生风，跨过佐藤荣作的特使野田武夫和宫本显治的肩膀飞步跃越。而野田和宫本都愁眉苦脸，摊开两臂，表示无奈他何。此二人活象一对难兄难弟。漫画标题：《对不起，恕我先去了》
【共同社东京十五日电】题：放弃双重代表权的想法——未得到英法的支持。
关于今秋联合国大会上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政府打算放弃作为日美之间有力的方案而一直进行研究的“双重代表权方式”的想法。
据政府人士十五日透露，爱知外相上周同法国外长舒曼、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换了意见，结果英法两国都表明了认为“双重代表权方式”有困难的态度。同时关于到去年为止日本等国一直成为共同提案国的“指定为重要事项方式”，特别是英国通知说“今年不支持”。
政府认为，既然欧洲最有影响的国家英法两国都反对上述两种方式，那么作为代替“重要事项”的方案而一直在考虑的“双重代表”方案也不能成为维持国府席位的有效提案，由于定下了这样一个判断，所以面临秋季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政府已被迫要从根本上重新研究对策。
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由于利比亚承认了中国（十一日），承认中国的国家已达六十三个，超过了承认国府的国家（六十二个）。在参加联合国的国家当中承认中国和承认国府的国家各为六十个，数目相同。因此，日美两国都作出了“重要事项方式”将被否决的估计，于是一直按照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提出既给中国也给国府以席位的“双重代表权方式”决议案的方针进行协商。
由于英法两国的反对，日美两国在代表权问题上又都回到了出发点。
政府以防止把国府“驱逐出”联合国为着眼点不得不探索新的方式。
在政府内部关于“把中国代表权问题搁置一年”或者“中国参加联合国需要有二分之一赞成票，驱逐国府需要有三分之二赞成票”等方案，也作为想法而出现了。
对这些方案，究竟能收集到多少赞成票，政府本身也处于无法作出明确估计的状态。而且据说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想法：“给予中国以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也是不得已的。”政府除同美国调整意见外，被迫要重新迅速地研究联合国对策。
哀叹蒋帮「频遭横逆、侮辱和不幸」，今后更将出现
「困难、危险和痛苦」
【美联社台北十五日电】蒋介石十五日痛斥了他的政府内和国民党内那些由于共产党中国发动外交政策攻势而主张国民党改变政策的人。
看来，蒋介石向他的国家安全会议发表的这篇长达二千二百字的声明也是拒绝了美国的这种建议：要蒋的政府缓和其态度以免在今年秋天联合国表决中国席位问题时遭到失败。
蒋的声明是由政府的新闻局在十五日晚上以英文文本发表的。蒋的声明说：“在过去五个月里，我们频遭横逆、侮辱和不幸。”
但是，他说：“目前这个时刻不过是黎明将至前的黑暗。”
蒋的声明从头到尾没有具体提共产党中国和联合国，而只是一再提到据他说是“今年以内我们将遇到”的“困难、危险和痛苦”。
他还在语气中表示要坚决对他的盟国们采取独立态度，说：“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在遭受挫折时，可以在以后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元气。但是，一个国家如果在处事上表现得像是受他人胁迫，不去想法抵抗，那它就会丧失根本的精神。”
据知道，自从去年十一月联合国表决时，以五十一票对四十九票赞成让北京取得联合国席位和驱逐台北以后，国民党政府内和蒋的国民党党内一些高级官员一直要求蒋采取缓和态度和妥协。
在去年联合国表决以来，有十一个国家承认了共产党中国。
一些提出意见的人利用报纸要求蒋在即使共产党中国被接纳以后仍留在联合国内，不要再“讳疾忌医”。蒋的声明显然是对这种言论的回答。
蒋说：“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得再犯任何错误，不论是多么小的错误。”
蒋说：“收复中国大陆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和一贯的任务。”“我们决不能为顾全次要问题而撇开这一点。”蒋说：“被认为是我们的朋友的，是那些用行动同毛派斗争的人……以及所有反对毛派的人。”
看来这是对他的两个主要盟国——美国和日本
——最近那些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的活动的抨击。蒋说：“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人，就是我们的朋友。”他没有具体说他认为哪些人和哪些国家属于这一类。他说：“如果只剩下我们继续主张反共、继续有勇气坚持反共斗争和维护自由和正义事业的斗争，我们也不在乎。”
他对他的听众说：“在今后一个短时期内，我们面前不可避免要出现困难、艰苦时刻和危险。”
但是他号召他们要“本着对国家不辞劳苦的精神再接再厉”和“唤醒民众为国效劳。”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日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外科医生》，摘要如下：
对于大部分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传统医学长期以来似乎是一种使人感到困惑的神秘的东西和奇怪的东西的结合物，是一种有异国风味的模仿品，这种医学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草药药方和广泛地应用被称为针刺的惊人的技术。针刺技术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应用的一种老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在病人的神经中枢部位插入一根长长的金属针来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疼痛。
但是，上星期在北京和武汉参观的美国科学家和其他西方人亲眼看到了给人深刻印象的一系列现场医疗情况，这种现场医疗情况突出地表明共产党中国的医生正在多大程度上把一些传统的医疗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并且在治疗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惊人的成就。（中略在北京和武汉参观用针灸麻醉进行大手术成功情况
——本刊注）
实践：科学家高尔斯顿和西格纳（他们之所以有可能在中国旅行，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批评越南战争的人在政治方面明确地积极发挥作用）回国以后就中国今天的科学和医学情况得出了一些总的结论。最基本的结论是，看起来，中国人集中在实距方面的力量比集中在理论方面的力量大得多。西格纳是研究细菌病毒发生学的专家，他注意到他们的大学的所有科学部门都同农村人民公社有着牢固的联系，很多医疗设施都设在公社或者工厂里。
高尔斯顿举的一个例子突出地说明这种做法在他自己的专业——植物生理学——方面获得的成功。牵涉到的问题是赤霉索的应用问题，赤霉素是从一种菌类中得来的一种植物激素，美国正在初步应用这种激素来提高作物的产量。高尔斯顿说，当中国科学家们第一次认识到赤霉素可能提高大麦的产量时，他们非常注意使这种激素纯化，他们在实验中只用纯的晶体。然而，一位公社工作人员指出，提取赤霉素的那种菌类可以同样好地达到目的，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这位工作人员还建议在大麦扬花以后使用这种激素，而不是在扬花之前使用这种激索。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是成功的。
医药：象针刺疗法清楚地表明的一样，依靠传统智慧的做法在医疗方面同样占支配地位。高尔斯顿说，中国在药学方面的大部分研究工作是在严密的实验室的条件下试验传统的草药，以发现这些草药为什么能起作用。连工厂里的小药房里也既储藏着丰富的西药，也储藏着丰富的传统药物。
两位科学家都注意到，针刺一向被用来治疗很多种疾病，例如虐疾、胃病、风湿痛和关节炎，但是中国医生告诉这两位科学家，只是在最近才把针刺用于麻醉。西格纳说：“象西方的其他人一样，我原来对整个这件事情是非常怀疑的，在我们看到了动手术时仅仅用针刺方法也可以麻醉的时候，我消除了这种怀疑态度。据我了解，没有用其它麻醉方法，在整个动手术过程中，病人一直是清醒的。病人也是高兴的。”
但是，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外，这发生在就要为一个患脱肠的病人在用针刺方法麻醉后准备动手术的时候。高尔斯顿说，这个人显然对整个做法感到害怕，但是他发现了一种使他得到安慰的东西，在整个动手术过程中，他一直紧紧握着这个东西，这就是一本毛主席的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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