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也可以刺激建设
“建立纵深工业基地”的内容就是要进行合理的工业布局，同时加强相邻地区内工业部门的合作体制，把平时和战时、民用和军用结合起来，在每一地方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怎样被切断或被封锁，每一个地区都能保持一个军民一致的工业体系。
这个以“军民混合经济”为核心的“纵深基地”，和过去的以延安为据点，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有大大小小十九个解放区，总计拥有一亿人口，都分别抵抗了日本军和国民党军重压的“地方自给经济”的想法是一脉相通的。中国的备战体制就是全力以赴，随时准备在国内迎击外敌的体制，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备战”的号令也含有推动经济建设的“刺激效果”，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用脸盆盛水来代替水平仪进行改造自然的测量，建设新农村，和扎实地有计划地发展核武器，这是“两条腿走路的建设路线”，也是同国防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这样的建国的全面情况，要用西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尺度来衡量，恐怕就会看不到实质。从没有民间资本积累的、发展中的国家的一种“翻身”办法来说，中国当前的状况确实可以说是空前宏伟的试验。商品流通机构的改革：采纳消费者意见，
排除官僚主义，谋求合理发展起因是农民的不满
中国开始正式动手改革商业部门，特别是改革城市和农村之间商品流通的渠道，是一九六四年前后。如果说这是改革商品流通的开端，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目前状况不仅实现了流通机构的合理化，而且还为清除那种冷淡无情的官僚主义商业活动，建立从基层到上级组织“一脉相通”的流通渠道，跨出了第一步。同时，为了加强商品流通的“机动力”，也在大力建设铁路，制造卡车和货轮等等，开始了范围广阔的改革。
流通机构的改革是由于农民对切身的日常生活品供应不足而表示不满开始的。帆布鞋、搪瓷脸盆、尼龙提包、烟盒等等“城市里多得很的商品为什么不到农村来”？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当时的《大公报》从六四年秋到六五年夏一直全面地讲述流通问题，并登载农民座谈会记录等等反复展开了持久的群众运动，彻底地研究了问题的所在。
由于农民和报纸提出来了，所以各商业部门也派出调查组，调查农村的实际情况，结果，暴露出不少缺点。最根本的问题是“行政的框框”“划分势力范围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渠道。削足适履
但是党中央和农民加以严厉批判的，是隐藏在各商业部门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报纸还介绍了这样的实例：由于丰收，农民手中有富裕。负责销售的人看到这一点，就拿高价商品去卖，而农民需要的日用品等费事而钱数不多的小商品却不办，因此，要用一根针，在村里的商店买不到，必须越过几座山。
山东省乳山县负责销售的人还揭露了“削足适履”式的、不考虑消费者需要的经营态度，他说，“一位农民要买一双四十三号的雨鞋，而售货的干部说没有，把农民顶了回去”。改变服务网问题是“为什么人服务”。回答当然说是“为人民”，现在从这个观点出发改变了经营方式，如在农村基层的供销合作社中，由贫农、中农选定进货品种等。想以这种方法确实了解农民真正需要什么，报告上级机关，上级机关不仅要根据报告制定农业机器、工具、农药、肥料和日用品的数量和运输等计划，而且要把它编到工业部门的生产计划中去。这是要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做起，进行全面改革。总之，可以说重点是要把过去不管销售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发送商品的“定点供应方式”的基层流通网，改变为同农民血肉相连的服务网。
商品流通机构刚一开始改革，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商品流通机构改革，从广义来说也是与加强运输力量的运动有联系的。自从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以后，到六十年代中期，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向“经济主义”投降，官僚主义者的思想经常滋长。现在的改革显然是要制止这种官僚主义思想，同时寻找经济上的合理性。
农业生产稍稍提高，“七亿人的购买力”的总额和运输力的负担就不可避免地迅速上升。目前可以说是处于通过勤俭节约的办法加以抑制的阶段，但是怎样才能使群众要提高生活的热情和抑制这种需求之间保持平衡并加以引导呢？除调整和简化商品流通机构外，这似乎是影响改革商品流通成败的一个课题。（全文完，文内标题是原有的——本刊注）
【本刊讯】英国《泰晤士报》二十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二十三日从香港发出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中国宣布一九七○年在经济方面取得大发展》，摘要如下：
除非北京计算错误，一九七○年将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最繁荣的年头之一。几周以来，通讯社和电台报道了制造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大发展的大量消息，这些消息听起来比通常官方宣称的要可靠得多。
北京最近夸耀的是国家预算有相当大的结余，税收效率提高，投资和银行资金的利用率提高，全国人民的储蓄增加。新华社自豪地强调说，这个国家的财经方面的欣欣向荣和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经济困难”形成鲜明的对照。
新华社还指出中国人民币是“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
报道的经济发展的情况表明，不能说生产的发展仅仅是由于从文化革命中经济的严重失调状况恢复到正常状态的原故。许多消息明白地强调产量是怎样比一九六五年猛增的。
看来各省制造工业产值平均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增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各县办起了小型工厂，这些工厂特别是为了适应农民的农业生产和消费的需要。一直在进行很大的努力来保证各方面的劳动力参加“生产活动”，连小学生都参加。
现在正在进一步推动增产以迎接十月一日国庆节和关于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宣告。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九月二十四日刊登了该报记者二十三日从香港发出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宣称经济状况健全》，全文如下：
中国的经济无论在工业或农业生产方面都正在打破一切记录。据各省的官方报道，今年以来工业产量不断上升，农业也获得了出色的收成。
北京已宣布说，今年头八个月的国家收入与一九六九年相比是直线上升，政府的进项也有相当大的改善。
看来预算有结余——北京自称有很多结余。国家财政状况的改善据说是由于资金的利用比以前更有效了，储蓄增加了，银行贷款计划执行时考虑周到了。
关于这种经济上的新局面，官方的叙述听起来简直好得难以置信。但是，各省的详细生产情况在公布前显然都必须经过中央当局的仔细审查。看来，政府已不愿像过去有几年那样受浮夸的生产数字的迷惑。
中国领导方面已非常谨慎地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生产方面的权力在一九六九年年底已在很大程度上下放，对农村地区，则指示它们利用本地的资源和材料自己开办工厂，尽量不向国家要求拨款。这些地方工厂虽然往往是简陋的，但是在满足农民对化肥、杀虫剂和农业机械的需要方面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
此外，这些工厂承担了为农村提供消费品的任务。继这一运动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这种运动与扩大水力发电设备有关。北京还推广了谷物的高产品种和新式的耕作方法。甚至像在中苏边境上的黑龙江这样偏僻的省分，现在也自称农业有百分之六十已实行机械化。
在城市地区，所有闲散的劳动力都被组织到生产中去了。工人们不断被催促对自己工厂的机械设备进行改良工作。
在降低成本方面已采取了一切措施。仓库经过了仔细的查点，看看有什么多余的材料和机器。自动化工作加紧了，在这方面特别注重电子工业的发展。在金融、商业和运输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合理化工作。这些部门特别要负责为农业的需要服务。
在香港的中国贸易官员说，由于今年已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所以北京对进口的需求不可能有很大增加（除了特种钢之类的少数重要项目）。这些人士声称，中国已采取了新的贸易方针，就是在改进技术方面尽量不依靠外国产品，至于出口，将通过提高价格——而不是通过增加可供出售的货物的数量——来增加收入。
【路透社香港二十二日电】中国今天说它今年头八个月预算有结余，并且说这个国家的财政金融情况“大好”。
虽然和以往一样没有公布确切的数字，但是新华社说，银行信贷的计划指标都完成了，资金周转“大大加快”，储蓄额稳步上升。
这里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过去几个月里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出现了越来越有秩序和有明确方向的现象，很多人都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总的来说是在上升。
据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考虑到中苏边境冲突（这种冲突使得两国去年都处于战争边缘）而全力增加粮食和国防储备。
据认为，中国去年工业总产值和创纪录的一九六六年相等。
近几个月里，中国宣传工具报道了所有主要产粮区夏粮获得丰收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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