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法《快报》周刊本周一期发表了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回国后的一篇答记者问。
摘要如下：
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是作为法国的代表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同中国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并参观了外交官们所不能自由参观的地区。
因此，他不是以一个旅行者的身份，而是以特殊的政治观察家的身份来回答《快报》提出的关于他对这次访问的印象的问题。
问：你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给你印象如何？
答：六年前我曾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现在已隔好几年了，这次，在某些方面，我确实感到他更加敏捷，甚至更加活跃，身体非常好。他的步伐很轻快，他谈话很生动，而常常是很幽默。
问：你认为他对外部世界感到好奇吗？
答：当然。他谈话的总的内容始终是深刻的。
问：从他的讲话中是否能看出他主要关心的问题？
答：我们可以说，人们感到的是这样一种深切的、甚至是根本的愿望，即把革命维持在他所确定的严格道路上和防止任何“资产阶级”倾向。
问：你是否感到中国人相信会发生战争？并在进行备战？
答：他们坦率地谈论这些。他们说，必须备战，现代战争总是突然爆发的。人们感到这是一种极深的忧虑。因此在经济方面已采取了大量措施，如分散的措施。既然如此，这种精神状态在国内也确实是有益的。
问：他们的文化革命情况如何？这一时代是否过去了？
答：我相信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文化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巨大的动荡首先使得在政治上真正重新进行了控制。军队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并将继续起头等重要的作用。关于文化革命，中国领导人常讲的第一句话是：“文化革命分清了好人与坏人。”
问：中国人是否真的决定同西方对话？
答：是的，我认为他们目前显然愿意同西方某些大国，特别是同我们，建立新的联系。中国人对欧洲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他们很现实地谈论这些事。欧洲安全问题及波恩和莫斯科关系的变化，好象是他们十分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对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想知道苏联人能否使其西部边界的局势正常化。
问：你从中国国内得出怎样的印象？
答：令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多实感，当然是从马路上，也从农村，从房间里看到的。只有看到那满载货物的卡车，和那真正如潮水般的自行车，才能够感觉到这个国家人口之多。特别因为这群人都很年轻。
但是，这些孩子的活动并不象人们一般在不发达国家看到的情况那样。这些青年人显得很健康。人们清楚地感觉到，整个国家不再忍饥受饿。
问：农村怎样呢？
答：无疑，这是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中国，至少我所能见到的一部分，好像是一块巨大的菜园，在那里，每一小块的土地都是得到精心耕作的。缺少化肥的中国一旦使用化肥时，产量将会进一步提高。每一个集体农场所分配到的现代化农具是十分有限的。然而，很明显，凡能耕种的土地都耕种了。因此，中国人不是要在这方面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而是要在科技跃进方面取得令人吃惊的成就。中国只有向全世界开放才能得到这种跃进。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对西方来说——特别对法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兴趣与新的市场。
【本刊讯】日本亚洲贸易通讯社发行的日刊《亚洲贸易》七月二十日登载一条消息，标题是《中国经济和科学技术进入爆发性的跃进时期——四位反修青年归国报告》。摘要如下：
四位反修青年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他们以五十天的长时日彻底地学习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报告了日本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情况，现在回国了。贸易界人士所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中国人民的心中，活学活用的情况超过了想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样的基础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跃进，在一两年以后将进入爆发性的跃进时期。
新谷团长们的报告中，贸易界注意的要点是：
把这次访问中所学到的东西总结起来就是：中国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前夕；大跃进已经开始，在今后一两年之后，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即将出现非常惊人的爆发性的跃进。
以长期留学于苏联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感到中国最大的特点是，广大中国人民，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真正地从事共产主义的建设事业。中国人民不单是要维护和平，建设国内经济，而且充满着要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的气概。
这在今天的苏联是看不到的。其根源在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彻底的普及。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七月二十二日刊登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辻发回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走向同苏联“和平共处”——显示出灵活性的中国外交》，摘要如下：
毛泽东主席五月二十日发表声明，号召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从此便揭开了中国新外交的序幕。
目前，中国仍在继续激烈地谴责美国，特别是严厉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
然而，人们注意到，虽然这种“强硬路线”是中国新外交的支柱，但在另一个方面，中国同时也正在推行可以称之为现实外交的富有很大伸缩性的“灵活路线”。
“中苏两国同意恢复互派大使”、“毛主席会见法国代表团团长贝当古”、“中国和坦桑尼亚签署关于建设铁路的新协定”，等等，最近传来的这一系列消息都表明中国正在多角式地推行“灵活路线”。
尽管“中苏战争”这种最坏的事态得以避免，但是自从发生边界争端以来的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仍然看不出有缓和的迹象。
不过，中国方面从四月发表三报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以来，苏联方面也从美军进入柬埔寨以来，彼此在论战方面都有所克制
。
七月初开始就流传着一种猜测，说中苏将恢复互派大使，也可以看出这是苏联故意传出来的，但现在已经明确苏联方面派斯捷帕科夫（据法新社莫斯科一日电，现改为托尔斯季科夫——本刊注），中国方面派刘新权为大使。中苏两国的大使自从一九六七年回国以来，直到现在才又重新派遣，这是两国的国家关系改善的开端，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双方关于边界的主张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以及十多年来的意识形态论战等等中苏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只靠大使返任就可以解决的。对于互不承认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苏两国来说，彼此能够互相承认的唯一的国家关系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因此，中苏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这本身并不会直接通向恢复过去的友好关系，不过，可以说这是中苏两大国在寻求彼此关系的新的稳定局面的一种动向。
中国的新的和平共处外交对于苏联是非常冷淡的，但是对于不同制度的法国却是作为友好外交而表现出来的。法国的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长贝当古访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第一位西方有影响的国家的部长进入北京。中国方面也表示了破格的欢迎态度，对于一位部长，却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亲自会见。这次中法会谈，其内容如何暂且不谈，但对法国来说，它意味着取得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中国打开第一个缺口这样一个外交上的成就，而对中国来说，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自由主义国家当中也不是孤立的。
在以和平共处为招牌的中国的灵活外交中，中国本身目前大力推行的是对非洲国家的友好外交。根据十二日在北京签署的新协定，据说中国为建设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全长约一千五百公里）提供了巨额的无息贷款（期限为二十五年），帮助建设刚果（布拉柴维尔）纺织厂、几内亚炼油厂等，积极展开援助活动。
中国的“灵活路线”，如果从造反外交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但不能忽视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原则，现在仍然坚持着。
对于美军进入柬埔寨、日美安全条约的自动延长、在台湾和东南亚日本影响的增大这样一种形势，中国表示激烈的反对，并且已经结成从印度支那到北朝鲜的反美、反日统一战线。为了加强和扩大这条统一战线，解除后顾之忧，也在设法最低限度地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法国也努力保持友好关系，这样一种“灵活路线”正在展开。因此，中国新外交的“灵活和强硬”这种两面性并不是矛盾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灵活路线”是长期贯彻强硬路线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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