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节选）
[40]《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是恩格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史，说明了工人阶级伴随工业革命而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以大量生动具体的材料真实地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情景。恩格斯揭示了工人遭受非人待遇的社会根源，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把工人置于这种境地。恩格斯明确宣布，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高度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和坚强意志的同时，论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指出工人运动除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再没有其他出路，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才能赢得胜利，只有到那时，“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见本卷第130页），从而实现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亲自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同时广泛搜集和仔细研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根据亲自调查和考证的翔实材料，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德国巴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为该版写了序言。经恩格斯本人同意还出版了两个英文本，即1887年美国版和1892年英国版，恩格斯分别为这两个版本写了序言。恩格斯还将美国版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见本选集第4卷）。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包括了英国版序言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见本卷第64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他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只给少数工人贵族带来好处，而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67页）。他强调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79页）他还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70页）。
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277页）；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91、92页）
本卷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了节选。该著作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部分内容曾由陈问路译成中文发表在南京《劳动季报》1935年第5期和1936年第8期。——64。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是根据美国版序言写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会战以后，连那条德国市侩的老规矩也声誉扫地了，那条规矩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的废除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产品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目前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已经消失，“七日规”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1844年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当然，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一样。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55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木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危机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10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1885年所写的文章。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成员正在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至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料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个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一心要把自己的工人本色淹没于自由主义海洋，以求得别人宽恕的人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很不光彩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到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4月底—7月2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65-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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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编者注
(2)见《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1885年》。——编者注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542-548页。——编者注
(4)恩格斯《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5)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编者注
(6)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7)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41]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序言包括了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一文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6期上的德译文照录于本序言中。本篇序言的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64。
[42] 这里的“美国版序言”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这篇文章本来是为美国版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写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作为美国版序言。恩格斯将这篇序言译成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为《美国工人运动》（见本选集第4卷）。——65。
[43]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一事件称做工业上的耶拿会战，以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会战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65。
[44]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导致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2）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65、103、122、270、360。
[45]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些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66、538、643、727、779。
[46]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66。
[47]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66、121、364、410。
[48]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一地区的状况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2-343页）。——68。
[49] “七日规”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从中心点往外有七条放射状街道。——68。
[50] 小宅子制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为工人提供住所，房租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种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9-470页）。——69。
[51] 指1886年1月22日—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名矿冶工人举行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69。
[52]《公益》（The Commonweal）是英国的一家周刊，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1885-1886年曾刊登过恩格斯的一些文章。——71。
[53]《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19世纪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批评、告诫，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办刊方向。——71。
[5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55）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参看本卷第120页）。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71、116、119。
[55]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其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19世纪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本选集第3卷第768页）。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71、72、86、119、273、311、314、315、361、433。
[56] 宪章派（见注55）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迫害。——71、614。
[57] 1831年3月，辉格党内阁首相查·格雷和副首相约·罗素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这一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保证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下院。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潮。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于1832年6月4日经上院最后批准，于6月7日生效。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改变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71、102。
[58] 指英国自由党。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英国在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和皮尔分子左翼托利党人组成，它在成立后取代了辉格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的位置。——72。
[59]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73。
[60]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例如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73、395、39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工人们！
我谨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向我的德国同胞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前景。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境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所获得的认识，研究过我所能找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的：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感到高兴，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在了解你们的实际生活时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的闲谈和令人厌烦的礼节中浪费掉；感到骄傲，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以公正的评价，他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境极为不利，仍博得每个人的尊敬，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除外；我感到骄傲，还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维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来自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由于同时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你们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总是企图证明相反的说法，并且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真心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的行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足以证明下面的事实：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来证实他们自称的对你们的好意？对你们的疾苦他们可曾表示过一点点真诚的关心？除了支付五六个调查委员会的费用，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这些委员会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注定要永远沉睡在内务部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可曾尝试过从那些散发出霉味的蓝皮书中哪怕只编写一本可读的书，使每个人都不难从中获得一些有关绝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状况的资料？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去向文明世界报道你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屈辱状况。
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而对你们则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纯正，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实易懂的。在英国，顺便说一下，在法国也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看做外国人。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它们归根结底不过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真诚地致力于人类进步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培育的。我确信，你们不仅仅是英国人，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我确信，你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对你们作为这样的人，作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家庭的成员，作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我以及大陆上其他许多人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并希望你们很快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你们还将经受许多历练；要坚定，要勇敢，你们必定会获得成功，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人类的事业所共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莱茵普鲁士）
[61]《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是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他本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原文刊载了这篇文章，1887年的美国版和1892年的英国版没有收入这篇文章。——81。
[62]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82、819、833、840、843。
序言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部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因此，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不仅我的观点，而且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对此我是有准备的。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研究一个庞大的题目，需要具备广泛的前提条件，出现一些差错就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即使在英国也还没有一本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著作。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
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在公开主张这种改革的代表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也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了解实情。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还没有发展到像英国那样典型的程度，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迟早会发展到在北海彼岸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在当前，揭示英国的贫困，也将推动我们去揭示我们德国的贫困，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德国的贫困的范围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的程度，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作两点声明。第一，我总是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尤其是和所谓的贵族不同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作为“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同样，我也总是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恰恰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困，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困。因此，当我描述工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托利党人或宪章派55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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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说明，本文中的Mittelklasse一词在多数场合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63] 傅立叶主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傅立叶派指这种学说的拥护者。傅立叶主义于1799-1803年期间初步形成，它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分为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阶段，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都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保存生产资料私有制，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比例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84、384、392、433、582。
[64]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在普鲁士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是，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运动发展的规模较大，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并且已经存在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广泛利用筹建这些协会和讨论协会章程的集会来传播先进思想。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争斗的场所。这种现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协会的活动具有难以预料的倾向，遂于1845年春采取不批准协会章程等手段，阻止协会继续活动，进而将其取缔。——85。
[65] 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举行了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起义最终遭到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
与此同时，6月下半月，捷克爆发了布拉格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布拉格起义引起捷克许多工业城市的工人发生骚动，他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这次起义同样遭到了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85、106、572。
[6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57）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44），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86、106、121、440、696、839。
导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不谈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意义。这个题目留待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泛的著作去论述。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为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者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采用机器以前，纺纱和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丈夫把纱织成布，如果当家人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村，靠自己挣的钱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后来由于国外市场的占领和贸易的扩大出现了竞争，但竞争的威力对工资产生的影响还不显著。同时本地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同步的，因而保证了所有工人都有工作；此外，工人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居在农村。这样，织工多半能够积蓄一点钱，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长时间是随他们便的。当然，他们是蹩脚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很多实际收益；但是，他们至少不是无产者，他们，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已经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们是定居的，其社会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颇为愉快地度过时光，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余暇到自己的园子或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能够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九柱戏、打球等等所有这些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都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他们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他们的孩子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孩子们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但并不是经常性的，当然更谈不到一天工作8小时或12小时。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怎样，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没有进过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流动的代理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处于同一水平，由于有一小块租地，他们大部分人本来就和农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有影响的地主——看做自己的天然尊长，向他讨主意，有了小小的争吵，请他来公断，对他表示在这种宗法关系下所应表示的一切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有酒馆和妓院，而他们有时去解解渴的小饭馆的老板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店内有好的啤酒和良好的秩序，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他们的孩子整天和父母一起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直到结婚前都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关系几乎是普遍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总之，当时英国工业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读，能写的人就更少了；他们按时去教堂，不问政治，不搞密谋，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带着祖传的虔诚心情听人讲圣经，他们为人谦逊恭顺，和社会上比较显贵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外面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运动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刻板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
使英国工人以前的这种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北兰开夏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德希尔的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它是后来的走锭精纺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但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它有16-18个锭子，只需要一个工人摇动，因而能够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经常需要三个纺纱女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够用，织工常常要等纱，现在，纱却比现有织工织布所能用的多了。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织工的工资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靠自己的织机能挣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可挣4英镑（合28个普鲁士塔勒），如果买卖景气，工作饱满，常常挣得更多；单个织工靠自己的织机一星期挣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样，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成为新兴的纯粹的织工阶级，他们仅仅靠工资生活，没有一点财产，甚至连名义上的财产（一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以前的那种关系也不存在了。以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整个家庭完全靠珍妮纺纱机生活；而另一些家庭却把现在已经过时的、落后的纺车扔在一边，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就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当工业无产阶级已经随着最初的、还很不完善的机器发展起来的时候，这台机器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不动脑筋的庸碌生活，就像他们的邻居，那些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完全沿用父辈们古老而粗陋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世代相传墨守成规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固僵化来反对任何革新。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但不是今天所说的佃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规定的世袭租佃权或者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至今一直稳稳地坐在上面，好像这些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由于工业工人放弃了农业，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50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tenantsat-will，也就是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的佃农，他们能够通过更好的耕作和较大规模的经营来提高土地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由于土地已经不再能养活自己，只能卖掉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当短工，成为农业无产者。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世代相传而无法改进的粗陋的耕作方法，使他们不得不同另一些人竞争，那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租来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带来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数量，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仅仅用手摇动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弃置不用；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就难以为继了。如果说这样一来就为工厂制度奠定了基础，那么，由于翼锭纺纱机的出现，工厂制度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1767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经线织机，除了蒸汽机，它是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这种机器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使用机械动力，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菲尔伍德（兰开夏郡）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经线织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制度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渐开始用来纺羊毛，以后（19世纪最初10年）又用来纺麻，于是在这里也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停止。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大约在1804年，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所有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用来发动纺纱机。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下面各章加以研究的使英国有产阶级极端不快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一台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构造精密相互配套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先从它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原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800万磅，而1844年输入至少60000万磅。1834年，英国输出55600万码棉布，7650万磅棉纱和价值120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800多万锭子，11万台机械织机和25万台手工织机，经线织机没有计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当时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近150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只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汽力是33000马力，水力是11000马力。现在这些数字都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设想，在1845年，机器的动力和数量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兰开夏郡，兰开夏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棉纺织业使得兰开夏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这种工业在80年内使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居民共达70万人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如博尔顿（6万居民）、罗奇代尔（75000居民）、奥尔德姆（5万居民）、普雷斯顿（6万居民）、阿什顿和斯泰利布里奇（共4万居民），以及其他许多工厂城市，就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从地下变出来了。在南兰开夏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但是这一点还没有一个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创造的。此外，格拉斯哥形成了苏格兰的棉纺织业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第二中心，这个中心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诺丁汉和德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织袜机的改良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自从1777年发明了网织机，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此后不久林德利发明了花边机，1809年希思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降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至少有20万人以从事这种生产为生。它的主要中心是诺丁汉、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德文郡等）。从属于棉纺织业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此外，漂白业由于在化学漂白中用氯代替了氧，染色业和印花业由于化学的迅速发展，印花业由于机械方面的一系列极其辉煌的发明，又有了新的高涨；由于这种高涨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的这类营业部门的扩大，这些行业空前地繁荣起来了。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展开了同样的活动。这种行业过去曾经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但当时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数量相比。1782年，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这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毛纺业的尝试完全获得成功。这时，在毛纺织业区也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业所看到的那种迅速的发展。1738年，约克郡西区生产了毛织品75000匹，1817年生产了49万匹，毛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就比1825年多45万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100万磅（其中700万磅是输入的），1835年加工的是18000万磅（其中4200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拉德福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如利兹、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兰开夏郡的毗邻地区，即罗奇代尔一带，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细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很明显的：
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毛纺业的工厂是1313个，共有工人71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并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工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18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经有人作过这种尝试，但是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以一种实用的方法建立了麻纺业。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利兹、邓迪和贝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获得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工业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814年，有3000吨亚麻运入邓迪，到1833年就有大约19000吨亚麻和3400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亚麻布从3200万码（1800年）增加到5300万码（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2400万码（1820年）增加到5100万码（1833年）。麻纺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347个，共有工人33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60多个在约克郡西区（利兹及其附近），25个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其余的在多塞特郡和兰开夏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以及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捻线）。1824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四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实行保护关税。现在，进口税降低到一个便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增加了。一年之内并纱锭的数目从78万增加到118万，虽然1825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时陷于停顿，但到1827年这一部门生产的产品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掌握机械方面的熟练程度和他们的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其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年，不列颠帝国共有捻丝厂263个，工人3万名，这些工厂大部分设在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萨默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绢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造业。用这种方法捻和纺的丝，主要在苏格兰（佩斯利等地）和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局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情况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双倍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力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来全面利用机械力，并使这种利用有利于一个个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工人和许多行业加倍地工作。由于蒸汽机的出现，英国丰富的煤层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只是现在才出现了机器制造业，而对为制造机器提供原料的铁矿的关注也随之加强了。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得到发展，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炼铁矿石总是用木炭，而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上一世纪才开始用经过干馏的煤（焦炭）来炼铁，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用焦炭熔炼的、以前只能作为铸铁使用的那种铁变成可用的锻铁。这种把炼铁时掺在铁里面的碳收回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铁的生产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高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炼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因此，铁的生产成本能够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都用铁制造了。1788年，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在约克郡建造了第一座铁桥，接着出现了无数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桥，都是用铸铁建造的，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跨泰晤士河的桥（萨瑟克桥）；铁柱和铁制机座等普遍被采用，而随着使用瓦斯照明和修筑铁路，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钉子和螺丝钉也逐渐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方法，这种方法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能生产出全新的便宜的制品。只是到这时，由于使用的材料纯度更高，工具更完善，机器更新，分工更完善更细，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产生了重大影响。伯明翰的人口从73000（1801年）增加到20万（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000（1801年）增加到11万（1844年），而仅在设菲尔德这座城市，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000吨。1805年输出了4300吨铁制品和4600吨生铁，1834年输出了16200吨铁制品和107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还只有17000吨，1834年就增加到将近70万吨。仅熔炼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多万吨煤，甚至很难想象，煤矿在最近60年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煤层都在开采，仅仅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多万吨由海上运出，使用的工人有4万—5万。根据《达勒姆纪事报》的报道，上述两个郡进行开采的煤矿：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1763年前后由于乔赛亚·韦奇伍德而赢得了重要地位。他把整个陶器制造过程归纳成科学原理，采用了新的艺术风格，并且在北斯塔福德郡八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6万多人。
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旋涡。农业也发生了变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产转到了另外一些占有者和耕种者的手里，不仅如此，农业也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大佃农投资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实行系统的轮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汉·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力学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尽管从1760年到1834年有6840540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粮食输出国变成了粮食输入国。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1818-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000英里法定宽度为60英尺的公路，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的原则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1000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经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一样。在科克、利默里克和凯里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可行驶的道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的凯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公路纵横，从而文明也进入了这个荒凉的地方。整个不列颠帝国，特别是英格兰，60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一样差，现在却有了很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几乎一切设施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修建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在兰开夏郡开凿了从桑基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第一条有重要意义的运河，即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默西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渡槽越过艾尔韦尔河。由此开始了英国的运河建设，布林德利是第一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现在人们已经向四面八方开凿了许多运河，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200英里运河和1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好几条运河。这些工程，也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和公司修筑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所有大城市彼此之间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敦、布赖顿、多佛尔、科尔切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伯明翰和格洛斯特、利物浦、兰开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博尔顿）、利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哈利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德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利兹和赫尔、纽卡斯尔（经过约克）之间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蒸汽不仅使陆路交通发生变革，而且使水路交通焕然一新。第一艘轮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得孙河下水的，而在不列颠帝国则是1811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600多艘轮船，1836年在英国港湾运营的轮船有500多艘。
简单说来，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促使无产阶级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无产者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从18世纪初才进入安定状态，这里的人口过去在骚乱中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这样就产生了不列颠帝国的大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新的工业能够获得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在狭义的工业范围之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同时，由于迄今为止的手工业生产被废除，由于小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已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以前，他们总还有希望作为有固定住所的师傅自己开一个作坊，也许日后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独立经营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固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资产阶级的过渡。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现在布满了整个不列颠帝国，他们的社会状况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无产者，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57通过时起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都赢得地盘，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所讨论的却始终是有关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库姆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44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援助他们的措施的辩论。确实，英国资产阶级应该赶快向工人让步了，否则将为时太晚；工人不是在乞求，而是在威逼，在要求。
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人们开始谈论工人状况时，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对有关工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正从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会发生的坍塌就像某个数学和力学定律那样肯定无疑，他们还是可笑地安然自得；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虽然天知道英国人已经用了多少年来反复调查和修补工人的状况，他们竟还没有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但是，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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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旧时的银币，1塔勒合3马克。——编者注
(2)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波特《国家的进步》，伦敦版，1836年第1卷，1838年第2卷，1843年第3卷（根据官方资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大部分也来自官方的资料。”
在1892年德文版中，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句话：“这里关于工业变革的历史概述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编者注
(3)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英国，1英吨等于2240磅。”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后又加了：“约1000公斤。”——编者注
(4)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里是“工业和商业”。——编者注
[67] 珍妮纺纱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90。
[68]《达勒姆纪事报》（Durham Chronicle）是英国的一家周刊，1820年起在英格兰的达勒姆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报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98。
[69] 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101、423、446。
[70] 1844年的议会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1-462、571-572和582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3-484、493页。——102。
工人运动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场合一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在前面已经举了上百个例子，而且还能再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管里掺入了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英国工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邻居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拜金者；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智力教育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缺少这种智力教育，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一样强烈奔放。英国的民族性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作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粗暴行为，甚至是野蛮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地里阴险地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些内容将在我以后的一部著作中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消耗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无益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他们的偷窃行为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袭击每一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盗窃是一种最无教养、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仅仅由于这个原因，盗窃也决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虽然工人舆论也许会悄悄地赞同这种行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遭受过这种暴力，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反对使用机器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工掀起的风潮65几乎完全一样：工人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而机器还是被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66的寡头议会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显著的成果。例如，据西蒙斯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几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联合会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在罢工中有两个因不愿加入联合会而被参加者看做本阶级叛徒的工人脸上被人泼了硫酸，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同样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些联合会都要求成员宣誓效忠和保守秘密，通常有名册、基金、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联合会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很快就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起来。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行和歧视。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照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同资本家谈判，争取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通过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需求的势头，从而使工资保持高水平，并尽可能阻止厂主通过采用新机器和新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最后，用救济金来援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用协会的基金来解决，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流浪者。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一个主席兼秘书，并发给薪金（因为可以设想，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收取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有几次，人们曾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留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暂时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送一份请愿书（可见，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联合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按照工会的建议调整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雇主都拒绝这样做，那么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联合会，有些人为了资产者所许诺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联合会，这种合法手段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用威胁、辱骂、殴打或者其他粗暴手段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至今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不得不自己降低工资标准，或者自己彻底解散，而在劳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形成的水平。但是，对比较微小的、个别起作用的原因来说，工会是强有力的。假使厂主不会遇到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逐渐把工资越降越低；此外，他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工资很快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会为工人的反抗所扼制。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他的资本在罢工期间将会闲置，机器也要生锈。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很难说，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他由于降低工资而得到的利润又会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之后，工会常常会使工资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厂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现在工人自己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市场情况好转，他们往往利用厂主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复工，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还有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救济的工人很多，联合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赊购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把每次由市场状况决定的工资降低都看做他们的状况的恶化（他们必须尽力抵御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人们不禁要问，工人明明知道罢工没有用处，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必须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因为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不应该让他们去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来适应他们，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让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照章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一样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起作用的，这种抗议把资产阶级的金钱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活动保持生机；同时，这种抗议也促使工人意识到，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成立工会和罢工，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正是因为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们看得这样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己的时候，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当然，假如工人在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整个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那么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能这样做。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他们不仅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彻底消灭竞争，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者更懂得，即使是有产者之间的竞争，由于会引起商业危机，也对工人造成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着手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此，在群情异常激愤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发生了——不论领导者是否知情——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泼硫酸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1831年当工人运动高涨时，曼彻斯特附近海德的厂主，年轻的阿什顿，一天晚上在经过田野时被人枪杀了，凶手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发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试图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试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运动，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把那些拒绝接受低工资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以此来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博尔顿有人试图纵火焚烧安斯沃思—克朗普顿工厂，但没有造成损失。这已经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三次或第四次有人试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政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四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厄尔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兰开夏郡的贝里的本特利—怀特锯木厂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的火药包引起的，损失严重。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霍车轮工厂被人放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而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我来说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在英国，甚至像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繁荣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格拉斯哥的萨格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就在这里成立的棉纺工人联合会拥有一种少有的组织和力量。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每次罢工都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基金。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女工贼来代替男纺工而被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麦克弗森太太被杀死，两个凶手由联合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夸里的工贼遭到枪击而受伤，联合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也遭到枪击；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揭发，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1837年5月，在奥特班克和迈尔—恩德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十来个工贼遭到殴打；同年7月，骚动还在继续，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主席和主要成员被控犯有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的罪行，被判处流放7年。对这一事件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
有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同工人有直接接触的从事制造业的那一部分人，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理由从国民经济学5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且对工人的理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是：落到厂主腰包里的一切必定是从工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至少能够把他们的雇主竞相降低工资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他们也会因为通过工会能使厂主即自己的敌人受到损失这一点而参加工会。在战争中，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由于工人和他们的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高贵的君主们在彼此争斗时所做的一样。在所有资产者中，又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成了所有工会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一谈到最强有力的工人派别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就勃然大怒，这些法庭自称能够使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待毙，“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他还谈到一个时代，“那时工业发明家的头脑和活跃的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遗憾的是，英国工人并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操纵走锭纺纱机的粗纺工有时滥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高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对厂主的感激之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甚至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愿望，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为罢工者的反叛精神提供支撑，而许多厂主却一个接一个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的乱子时，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被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赶出市场，就向夏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求助，请求夏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走锭纺纱机，以便“把生产从痛苦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台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触觉。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台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之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的工业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奇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可以说，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许德拉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机织业中浆纱工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个尤尔不久前还竭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阿什沃思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也没有放过向这些联合会发泄自己满腔愤怒的机会。这些足智多谋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鼓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拿报酬的代理人对鼓动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靠鼓动为生；殊不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这些人的工作，工会才认为必须向他们支付报酬！
这类罢工令人难以置信地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有时是由于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雇用工贼，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废止虐待行为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由于厂主采用新机器，或由于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只是前哨的小冲突，有时也形成影响较大的战斗；它们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已经迫近。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唯一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报纸《北极星报》全年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的所有工人都已经组成联合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军事学校，罢工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英国人那种独特的勇敢在罢工中展现出来了。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懦夫，他们不能干革命，因为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暴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并不安守本分，但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以政治的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英国人则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直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种斗争暂时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商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1834年在里昂爆发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54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什么是贫困的工人说来，能够同妻子儿女一起面对贫困，能够长达数月地忍受饥饿和匮乏，并且始终坚强刚毅、毫不动摇，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英国工人为了不受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宁可慢慢地饿死，宁可天天看着家里的人挨饿，宁可冒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肯定要复仇的危险，与这一切相比，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正是在这种沉着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要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身品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而忍受着这么多苦难的人们，也一定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势。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说，英国工人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在资产阶级逼迫下才举行了罢工，一方面是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多次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就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那里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波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当然较大的砖会卖更高的价钱。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制砖工人联合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从附近地区和工贼中招到了工人，工人联合会对这些人最初使用了恐吓的办法。公司雇了12个当过兵或当过警察的人在院子里守卫，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支。由于恐吓没有产生效果，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支排成战斗队形、第一列用火枪武装起来的制砖工人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步兵营房几乎不到400步。人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晾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准确地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以致敌人的每发子弹都能命中，而他们的每一枪都不能击中目标。但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的弹药用光并达到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把院子里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全部毁坏为止。这时军队开来了，制砖工人向埃克尔斯（距曼彻斯特三英里）撤退。快到埃克尔斯时，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手中。受伤者的数量肯定很多，但是人们知道的只是那些受伤后被捕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膀中了三枪，他还是步履蹒跚地坚持走了四英里多路。这些人确实证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1842年，一些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封闭的集市广场被几个把住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控制住而动弹不得，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即使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只要人民在心目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伯利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动用大炮来防守。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英国资产者把法律看做自己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做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对于他具有极大的安抚力。而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工人是不会诉诸法律的。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有人企图袭击一个装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的警察分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所述，只是由于工人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承认它的力量，所以，他们至少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54（people's charter），它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改组下院。宪章运动55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形式。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是个别的工人或个别部门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55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政党，它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8年以威廉·拉维特为首的全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其中包括下列“六条”：（1）一切有健全意识和没有犯罪行为的成年男子均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为议员支付薪金，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避免资产阶级的贿买和恐吓；（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构成，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他们摆摆样子；这两者也确实是形同虚设。但是，要是下院有朝一日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要是它不再仅仅是表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是表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神圣光环。英国工人既不尊敬勋爵，也不尊敬女王，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很少听取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派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尽管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然而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运动从1835年开始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间开展的运动，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改革法案的结果感到失望，由于1837-1839年是工商业不景气的年份，好战和好杀的情绪很高，所以宪章派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宪章派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有时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过去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循道宗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集会群众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有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的一种手段，一种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武器。这种武器是10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需要几根火柴和一把蘸上沥青的干草。我要看看，当人们勇敢地使用起这种武器的时候，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这种武器究竟有什么办法！”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运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这位斯蒂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运动并不是有关你们获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运动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喝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济贫法25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47的运动在那时就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期间，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托利党人66奥斯特勒参加，而且除了在伯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同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当鼓动开始有点松懈的时候，伯西、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因此他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行动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1840年1月，约克郡（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发生了几次所谓的警察叛乱（spy-outbreaks），后来这种激昂的情绪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实施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44。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其结果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22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暴力倾向。这个同盟的报刊和鼓动者使用毫不掩饰的革命语言，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派一样，同盟现在直接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同样有所行动，这一年在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党派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么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派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派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宣传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这一次，由于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守法立场；他们要革命，但是要靠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要让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各方面的人士重新谈起以前（1839年）就已经由宪章派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发起义，但是资产阶级肯定会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商业情况开始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现在，在行情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商业报告），斯泰利布里奇有三家公司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决定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之后才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这家公司对前来申诉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办法，也许他们最好去过一段休闲的生活。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工人大哗，他们纷纷离开工厂，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工厂都停工了，工人列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阿什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被准许入城，并且使工厂都停了工。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宠爱的机构——习艺所时，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博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起义很快扩展到所有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愿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常态，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已经开了头，但是工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为那些力图废除谷物法的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枪杀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则认为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的。假如它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自觉的工人起义，那么无疑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这些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根本没有明确目的的群众，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他们离开“守法”立场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因此，资产阶级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守法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先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然后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忠实奴仆充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虚张声势地踱来踱去；在普雷斯顿，资产阶级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毫无目的的人民起义就一下子不仅面对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面对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目的的工人逐渐散去，起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接二连三地干了一些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力图以此来洗刷自己。这种说法和他们在春天所讲的革命词句大相径庭。他们把起义的罪责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先前承认法律神圣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为起义做什么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做的事情，即利用机会，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没有遭到丝毫损失，在停工时期他们还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宪章派过去也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的地位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反对使用“物质力量”，而只想通过“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竟把这种道义力量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看成是两回事）。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这个争论点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因为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值得信任）后来在口头上表示，他们也不会诉诸物质力量。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争论点，正是这一点使宪章运动表现为纯粹的宪章运动，这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这个问题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完全一致，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伯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奇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据称是因为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奇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斯特奇的提案被多数票否决。这时，这位忽然变得守法的贵格会会士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不久前还是雅各宾派的资产者竟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age）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运动就成了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工人的事业。要求“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采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总的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仅把解决谷物法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来说只是自由竞争的问题。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与此相反，宪章派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自由竞争使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即资产者成了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迄今提出的要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愿过问有关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的事情；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至少是抱着极端冷漠的态度，而对废除谷物法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运动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
宪章运动的民主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六条”就是一切，这“六条”最多还能促使人们对宪法作某些修改，但对无产者来说，这“六条”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派现在明确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蒂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派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派都是真理了。宪章派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地产析分（allotment-system）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而实际上由于工业的发展，地产析分早已过时了（参看导言）；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等等）表面上看来一般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本身必然导致重新屈服于竞争的威力，从而恢复旧状况，或者必然导致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运动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正是它所独有的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繁荣状况的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都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工人将实现自己的宪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弄清许多通过宪章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现在对此还不很清楚。
同时，社会主义的鼓动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言。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享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理性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理性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至于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原则，同我们在这里的论述并没有关系。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欧文，他是一个工厂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十分温顺随和；不管现存的各种关系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这些关系有合理性，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公众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同时他们的原则又是如此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公众信任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反对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用处，为此他们宣扬对英国的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中被他们争取过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是最有教养的和性格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那里发展起来，它不久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发展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比法国共产主义广泛得多，但是在发展方面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立场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当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最坚决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坚决，以致那些不自觉地纯粹由于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往往被这种表现的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贫困也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变得软弱，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对榨取他们脂膏的有产阶级俯首帖耳。
这样我们就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即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宪章派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发展水平还很低，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比较远，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这样的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派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行业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这种设施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类似的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中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目前，这里讲授的是自然科学，这些科学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使他们掌握从事发明的手段，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工人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国民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对他们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们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去阅读，讨论直接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关系。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Dixi et salvavi］，并且不屑一顾地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而实际上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这种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机构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国民经济学问题的演讲，而且听众很多。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谈论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一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获得自主的教育方面已经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惧怕、诅咒和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睁大眼睛正视这一切，兴致勃勃地而且富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多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把这些译文和英国最优秀的作品一道以普及本的形式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传。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越边沁，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远胜过一切资产阶级文献。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业区的工人，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兰开夏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强大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伯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了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这个头衔使他们引以自豪，并且是宪章派集会上通常的称呼——，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原文是德文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2-404、448-475页
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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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杰·库·西蒙斯《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1839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2)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这些工人被称为萨格。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他们手中的外来人为生。”——编者注
(3)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一种特殊的“野蛮的正义感”（wild-justice）支配着他们，驱使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思考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是自己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事业的逃兵，把这些叛徒和逃兵判处死刑，并把他们处决，因为官方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以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就像古代的“菲默法庭”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突然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并一再呈现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铺砌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情感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势必广泛传播，并且有力地渗透到群众之中！’——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1页。”——编者注
(4)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几页。”指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编者注
(5)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编者注
(6)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多大的作用。”——编者注
(7)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编者注
(8)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为：“以达到使这种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的地步。”——编者注
(9)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欧文主义者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10)“发展”一词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为“理论发展”。——编者注
(11)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40年蒂宾根第4版第1-2卷。——编者注
(12)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编者注
[71] 萨格（Thug）是对印度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在宗教仪式的名义下进行杀人勾当。在19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一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112。
[72]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秘密法庭。——113、777。
[73] 据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贫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114。
[74]《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是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瑙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这一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反映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116。
[75] 相传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压迫而举行起义，后来退往圣山。克萨尔—摩尔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因此把它比做古罗马的圣山。——121。
[76] 警察叛乱（spy-outbreaks）指设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及其他城市中由煽动者挑起的宪章派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122。
[77]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361页）。——123、361、462。
[78] 特别警察指英国的特别巡警，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示威游行队伍。——124。
[79]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125。
[80] 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125、691。
[81]《每周快讯》（The Weekly Dispatch）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每逢星期日在伦敦出版；报纸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126。
[82]《每周纪事报》（The Weekly Chronicle）是英国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836-1865年在伦敦出版。——126。
[83]《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26。
[84] “国内移民区”是罗·欧文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区的称呼。——128。
[85] “技术学校”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学科和技术学科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类学校有200多所，大都分布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工人以供他们使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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