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在贵州省的遵义市召开。
这次会议是党史中重要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挽救红军危亡，挽救全党危亡，并由败转胜，从此由胜利走向胜利的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与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引起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博古李德的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不满。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干部开始觉悟，毛主席又对她们做了许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站到正确立场上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列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及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等。关于会议的参加人员，有很多文献，有兴趣者可以查阅。
博古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把失败原因归于客观方面。报告基本是错误的。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承认了很多指挥方面的过失。
张闻天做了反报告，批评了博古的报告。毛主席作了长篇发言，分析批评了博古的报告。其他多数同志都批评了博古的报告。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政治局通过。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博古李德在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肯定了毛主席的作战原则。对党内围绕军事问题的大争论做出了结语。
会议推举毛主席为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常委分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主席、周恩来负责军事。后来又组成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
长征中的领导班子，即，三人团变化简介。关于长征中的三人团有三个。
其一是博古、李德、周恩来，是全党全军，特别是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当然是以博古为首，但博古不懂军事，军事方面由李德决策，而周恩来是一位执行者。
另一个“三人团”是张闻天，毛主席，王稼祥，是经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博古同意共同行军的在一起行军的三位同志。
第三个三人团是遵义会议之后由张闻天批准成立的（前两个都是博古批准成立或同意的的。而第二个所谓三人团没有三人团的名称，只是同意三人共同行军，三人团是战士们的戏称），以周恩来为首（见后文）。
长征之初，博古李德等为了保证中央的决策顺利贯彻，曾决定将政治局委员分配到各军团行军，以免形成反对意见，批评当时的中央，干扰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决定。
毛主席坚决反对了这一决定，提出与张闻天、王稼祥共同行军，并征得当时的中央（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的同意。
事实证明，这个有点象议会的、被高级军官红军战士们戏称为另一个“三人团”的行军机构，对中央博古、李德、周恩来错误的纠正起到关键性作用。
没有像中山舰事件中那样，党中央，主要是陈独秀的错误根本无法得以纠正。当然还谈不上抵制太上皇共产国际（斯大林等）的错误决定。
那次党的悲剧是蒋介石集团夺得领导权，或者说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当时的汪精卫仍被认为是左派），还有太上皇斯大林把政权赠送给蒋介石集团，蒋介石真好命运。
也没有像四一二政变那样，党中央的错误（主要是总书记陈独秀的错误）无法得以纠正，特别是通过党内自己的批评来纠正，通过自己的免疫力来纠正。
这次，通过党内自己的一个组织（三人一起行军行军，几乎同吃同住）对中央进行批评、斗争，纠正了党中央的错误，避免了红军的失败，甚至是全军覆灭，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这在党的历史中是第一次，特别是依靠党的内部健康力量纠正全党的，亦即中央的路线错误，特别是依靠党的自身的免疫力纠正路线错误。
这次的现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观察，特别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的角度观察，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角度观察，意义非凡。
这次（当然是一系列的批评与斗争，包括从通道会议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结束一系列的批评与斗争，以及后续会议的斗争与安排（这里从略）。长征出发点及突破口的选择也是毛主席努力的结果）斗争体现了马克思名著《法兰西内战》的原则。马克思的学生们，马恩的中国的学生们，第一次落实导师的教导，而不是对导师的教导中不符合自己想法的部分就哑口不言，甚至是两面派手法，甚至是自以为高明的手法，甚至是欺师灭祖的手法。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明确规定，公社社员由选举产生，必须随时接受批评、监督，随时可以撤换。
试观通道-黎平-候场-遵义会议之前，从未做到这点。
因此说，这几次会议的意义不仅仅是解决了党中央、中央红军的生死抉择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央红军，而且还开辟了落实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的先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且，理论意义巨大。
在这次的斗争中，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至关重要。可以说这几次会议，没有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同属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博古同属“从莫斯科来的人”。博古（也就是共产国际，甚至说斯大林）对他们（张闻天、王稼祥）还是比较客气的，不是坚决的排斥，像对毛主席那样。进一步说是信任的，理由是都是从莫斯科来的人。这种宗派主义严重违反了马克思的建党学说，特别是《法兰西内战》。
其实李德、博古对周恩来虽然重用，也仅为使用观点，并不那么相信，也并不客气。 周恩来的言行，对博古、李德的影响力可以容易推测。
张闻天是常委，仅排在博古之后，在党内应是第二位（？），且，理论基础踏实。这就为说服博古奠定了基础。不是张闻天出面批评博古。而且，批评到要点，博古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据某些资料说，延安时期曾有这样的流传，即，“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嘴巴，毛泽东的实践”。这说明博古是有一定政治修养的，特别是能言善辩，对答如流，虽然年轻，是后生。而且在谈话方面基本功闻名于全党。还有性格固执，也就是坚定，当时大权在握，要想说服博古，并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情。
周恩来也不是“从莫斯科来的人”，博古对周恩来的话，不是那么相信。
概括的说，张闻天、王稼祥的作用，是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与关键。这一点，与某些甚至很多历史资料是不同的，那些资料强调另外一些人的作用，淡化张闻天、王稼祥的作用。张闻天、王稼祥初到江西中央苏区时，曾非常积极的批判所谓罗明路线，实际是批判毛主席，后来转变到积极支持毛主席，而且主张让毛主席指挥红军，是遵义会议胜利的关键。
这说明，张闻天、王稼祥以党的利益为重，关键时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时刻，放弃以前的恩怨。不似表面高举，背后插刀的两面派。
还有一个三人团，即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名义上以周恩来为首，处理中央红军中的军政大计，指挥作战，在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面前，随机应变。周恩来不太懂军事，再加丢掉中央苏区，湘江惨败都有份，有些言微；王稼祥似乎更不懂军事，只负责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这样，红军的行军作战，实际是皆由毛主席决策了。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都是杰出执行者，特别是刘伯承，在长征时（遵义会议前后，例如渡乌江，智取遵义等）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机动灵活、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红军就顺利突破蒋介石围追堵截，北上抗日了。
还应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 论对革命有利，以及实际威望（如果投票会胜），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应该做第一负责人，毛主席这次又委屈了（中山舰事件时，毛主席就应该主持党的工作。那事件后，中央又有多次主持人的变化，但是不受共产国际喜欢的毛主席上不去，说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原理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得到贯彻。这很容易理解，共产国际的所在地苏联由斯大林主持，都没有贯彻《法兰西内战》原理。怎么能期望共产国际为太上皇的中国共产党贯彻《法兰西内战》原理呢），虽然晋升为常委 ，但不彻底，晋升不到位也是变相贬低。可是毛主席不计较这些，仍然千方百计，争取红军的胜利。 不当第一把手，也必须做好第一把手的工作，这在历史中是很少见的。这一点很像粟裕，不是华东野战军的司令，但要做司令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好，连林彪都说粟裕 “ 净打神仙仗 ”。真正落实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根据当时各位领导人的贡献与水平，从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出发，毛主席应为党的负总责，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党务军务。为了能够让不放心的共产国际放心，可以让张闻天负责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讨论党的军政事务的大计。王稼祥可负责专职的党内监督。
还应指出，毛主席之所以上去，是形势压迫的结果，是蒋介石国民党，主要是军队压迫的结果。
绝大多数红军、党员、领导干部，直至那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些人，已经认识到，再不让毛主席上去，中央红军会有灭顶之灾，包括领导人的脑袋会朝不保夕。不但张闻天、王稼祥有此认识，就是博古也很难否认。据电视剧《长征》的叙述，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曾有自杀的举动，多亏聂荣臻在旁劝阻了博古的轻生。由此也可看出，博古认识到红军的危险，尽管很嘴硬（博古的嘴巴有名。延安的街谈巷议提到，毛泽东的实践，博古的嘴巴，王明的理论（三者都很有名）），但交班还算顺利。同时也看到博古是一位负责的领导人，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不像有的领导人，有了危险就找理由逃脱，或向上级汇报工作，或找其他理由，溜之大吉。有的干脆成了叛徒。博古万般无奈也认输，好似比撞破南墙不回头的陈独秀强，也比溜之大吉的实际是公开的临阵脱逃分子强。因此毛主席的走上领导岗位应该感谢蒋介石，感谢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赶尽杀绝，白色恐怖，白色高压，还有蒋介石的阴险狡猾。毛主席遵义会的进常委，应该感谢蒋委员长。没有蒋介石的置红军于死地的生死存亡险地，那些人是不会让步，让毛主席进常委的，感谢蒋介石创造了毛主席进常委的外部条件，毛主席与蒋介石是政治军事上的水火不容的敌手，但蒋介石却促成毛主席晋升常委（如果遵照《法兰西内战》原理，应晋升到负总责的位置），这应了哲学中一句话：“相反相成是也”。其中好似有某种巧合，或者命运，蒋介石北伐的顾问加仑，战略上起到关键作用，帮助蒋介石北伐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德国顾问，也帮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共产党的顾问李德却引导博古走向失败，是博古的命运不好，还是共产国际用人轻率？要知道加仑也是苏联派给蒋介石的。若是加仑（或者另外的军事能手）帮助博古，有很大可能第五次反围剿胜利，不会有湘江之惨败（当然，这只是假设），也就不会有遵义会议了。蒋介石击败了除毛主席之外的所有红军指挥员,包括党中央亲自指挥，或者是党中央派到军队的指挥员，或者是军队自己的指挥员。当时党的领导人中，若有任何一个人能击败蒋介石，保住红军，毛主席也不会被选上去。如果是在顺利的环境，或者是和平环境，毛主席是断不会被选上的。尽管毛主席在红军中的威望最高，也无济于事。应该承认，毛主席的晋升，是特殊时代、特殊地点、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结果。应该承认，那时党内并未建立起马克思的巴黎公社式干部换届制度。因此建立马克思论述的巴黎公社式的干部制度是领导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最忠于党、最有能力的人如果早一天上去，红军就不会有湘江惨败，不会有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会丢失中央苏区，干部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化，巴黎公社化，是红军胜利的根本，是红军避免失败的根本，因此说落实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原理，以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原理，毛主席的《十六条》原理是军队打胜仗的关键，是减少牺牲的基础。因为《法兰西内战》原理能使最忠实、最英明的领导人上去，甚至能够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插入一个情节，泰国内阁，可以说是“內举不避亲”了，本人当过总理，妹妹也当过，现在女儿又当上了。一家三总理，这真是古今中外少见佳话；对于泰国的首次当选总理的人来讲，扶持自己的妹妹，扶持自己的女儿，可谓是“內举不避亲”，中国古代先贤的美好愿望，在今天的泰国实现了；当然，他（她）们也都是民族资产阶级。让德才兼备之党员上去的原则；让只会奉迎的、八面玲珑的投机分子下来，至少是上不去的原则；应该是，也只应是党建工作、组织工作的根本。
遵义会议决议传达后，士气大振，毛主席又领我们打仗了，全军上下，充满希望。红军开始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中央有了新的舵手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革命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光明的中国即一定会代替黑暗的中国！站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会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仰人鼻息的中国！
【文/董程英，山东大学退休教师，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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