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回到延安后的第一份报告中曾总结了“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最初后果：经历了一场“甘南风波”，“最后虽然达到四方面军东进之目的，可是停顿延宕，东驰西调，以至纵逝了许多宝贵的时机，使敌人从容集中，而我军则慌忙应付，种下了以后战局上极严重的恶果”，而倘若“会合时间早在二十天之前，局面当大有不同”。[1]
这是事后之言，也是成理之言。
这“极严重的恶果”之一，就是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提前攻宁”。
而“提前攻宁”，又缘起于红二方面军被迫提前北上。
其实就在张国焘拧着脖子不管不顾一意孤行非要“西进”的1936年9月26日，彭德怀就曾两电毛泽东，提出了将红二方面军从外线转移至内线的建议：“四方面军既西进，二方面军应乘胡敌未到平凉前，立刻北进渡渭河，经清水县集中庄浪附近待机，适时通过隆德、静宁间或会静公路[2]”，“二方面军目前应坚决乘胡敌尚未集中，速过渭河，渐次向庄浪靠拢，适当时机与一方面军会合，决不应久停渭水以南，并须估计二方面军疲劳，须休息整理[3]”。
不难看出，彭德怀当时的判断和意图是：红四方面军既然已经西进，处在外线的红二方面军失去了两翼呼应三足鼎立之势，被胡宗南西进部队隔断后将呈孤悬敌后之状。既如此，不如迅速北上以填补红四方面军西进后留下的“空位”，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承担控制西兰大道以及“夺取宁夏”的任务。
从军事角度而言，彭德怀的考虑是有先见之明的：无论在中共中央拟于年底发起的“宁夏战役”中，还是已被张国焘破坏的“静会战役”中，红二方面军都被赋予了“外线制敌”的任务，红六军团还拟按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西北局的相关部署，深入到宝鸡附近牵制将经此西进的国民党军中央军胡宗南等部[4]。而张国焘“撒手西去”一旦成为事实，相互在望的三大主力有可能被相互隔断，而尤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失去呼应策应之势的红二方面军的处境最为危险——正在川甘陕边境成县、康县、两当、徵县地区活动的他们，有可能将处于川军各部、第三军王均部以及正从宝鸡西来的中央军主力的合击之中。
贺、任、关、刘等此间迭电“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上担忧也是缘由之一。
而当时毛泽东的考虑则有所不同：“目前问题是二方面军如何北上，这当在明了胡宗南动向及二方面军休息、整理后（他们至少须休息两星期）决定之”，宁夏战役则“……仍须依靠自己，即争取宁夏亦应放在靠自己上，二方面军只作为可能协助者。[5]”
一听说张国焘还是回了头，红二方面军的贺、任、关、刘先松了一口气，随即报告中央：“如无特殊情况和任务，全方面军最好在现地区能停止二十天左右，以便解决冬衣问题，恢复疲劳和得一些补充。[6]”中央当然也对此表示了理解：“在四方面军北上条件下，只要你们当前情况许可，应该尽量争取在现地区休息、整理、扩大。[7]”
然而张国焘“甘南风波”这一来一去的折腾，这一切都变得不可能了！尽管他当时言之凿凿地保证过断言过：“根据目前情况，估计四方面军在循化附近渡河不成问题。万一渡河未成，回头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现在]再折回必至西渡和静、会地区作战计划均失时机。[8]”
这段话除了有语无伦次自相矛盾之嫌外——“西渡”不成再折回都“还是有把握，也免误时机”，怎么立即折回反而还成了“均失时机”了哩，还是一个根本不负责任不顾大局也不计后果的信口开河：四方面军“通过西兰公路与一方面军会合”当然不会受太大影响，但由此造成“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9]”的被动后果哩？……
事实上，就在张国焘西去又东来折腾的这十来天里，正从宝鸡西进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先头部队已经与第三军王均部靠拢，虽然这对于正在北进中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以及正南下至隆、静、会、定大道附近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都没有什么即时性威胁，但红六军团原拟向宝鸡的行动却因此而已失先机之利，被隔断在渭河以南的方面军主力制敌不成反被敌制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且因“……胡宗南部乘机由西安进至清水、秦安、庄浪地区，同毛炳文和王均部靠拢了。王均第三十五旅及补充团还乘机向成县发动了进攻。川军孙震部也由武都进至康县一带，企图同胡宗南部、毛炳文部南北夹击红二方面军，致使红二方面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10]”
10月1日，已经感觉到了孤悬敌后遭致合击危险的贺、任、关、刘首长致电中革军委：
现在敌人已进到利害变换线下，我活动内幅狭小，地区贫苦，人口甚少，不利我扩红、筹资粮与休整。我们建议在现地一星期后，我方面军即出动，经天水、宝鸡间北渡渭水至洋屯、清水、张家川、连[莲]花镇地域。这样，一方面可策应一、四方面军之会合，同时我背靠一、四方面军争取休补，以便尔后估计西渡后好在敌之外翼活动。[11]
次日，中革军委即复电同意，同时也提出了“提前攻宁”的问题：
……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箝制手段。
毛、周、彭
十月二日十四时[12]
这也就是说，不仅三大主力会师日程将大大提前，而会师后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日程也要考虑大大提前——会师之后，三大主力红军皆处于内线而“外翼无力”，要在已无外线箝制之制约的优势敌军的进逼下争取“夺取宁夏”所需要的空间与时间，那必须就要考虑从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予以保证：一是要给予进逼之敌以一定打击，遏制其进逼势头；二是要在渡河技术上的保障上予以加强，以“早渡为妙”。
于是，“打击南敌”与“提前攻宁”的主次关系、重点把握以及如何取舍，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全局指导者与各个局部的执行者们不能在“主次”、“重点”，以及如何把握及相互转换等等要害和关键问题上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并使之足够的清晣的话，那么各个局部的执行者们往往会根据各自局部的利害关系，作出符合自己心态的解读与选择，从而使全局指导者们希望以“面面俱到”来达成“最优”之愿望，反而容易结出了“面面俱不到”的“最差”结果。
令人扼腕的是，这些要害的关键问题上的“共识”和“一致”，始终未能建立起来。
同一天里，中共中央书记处还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所需武器清单，要求苏联方面能够提供包括相当数量的飞机、大炮等各种轻重型武器和军事装备。并再度说明，依靠红军现有技术条件通过宁夏和由定远营穿越沙漠接取物资相当困难，希望苏蒙军队能够帮助运送和保护援助物资到定远营附近地区，以确保红军接运能够成功[13]。
后来的事实表明，中共中央提出的需求与共产国际能够给予和做到的，相距甚远。
注释
[1]《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76～第9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彭德怀关于二方面军渡渭河一军团主力接迎四方面军西进致毛泽东电（1936年9月26日8时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彭德怀不同意张国焘西进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9月26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彭德怀不同意张国焘西进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9月26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彭德怀关于配合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作战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9月19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关于红四方面军向定西、静宁线开动会合红一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致张浩、毛泽东等电（1936年9月19日18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0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毛泽东对张国焘决定西进及红二方面军如何北上等问题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26日1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47～第11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贺龙、任弼时等关于红二方面军目前状况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9月28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37～第7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红二方面军请求休整及所需干部等问题复贺龙等电（1936年9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朱德、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致红二方面军及中共中央电（1936年9月26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28～第7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行动讨论结果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7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4～第11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5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贺龙、任弼时等建议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中央军委及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1日1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45～第7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2]《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同意红二方面军北渡渭水致朱德等电（1936年10月2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3]《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提出所需武器清单及相关要求（概要）（1936年10月2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18～第31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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