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昭示着人类社会从此进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新的历史时代。为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大联合，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全球的兴起和发展，1919年3月，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从此莫斯科便成为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俄共（后来的苏共）也担当起了领（指）导、帮助世界各国成立共产党组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如若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取得成功，意义将非同小可。其革命方式、道路的选择及实践，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有一定的示范借鉴、引领帮助的作用，中国革命的能否成功，影响和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故组建中共并帮助其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自然倍受共产国际的关注和重视。由于中国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斯大林曾有过设想，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共就可以和俄共一起来共同担当起对世界东、西方国家人民革命的帮助和领（指）导的责任。因此先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任务。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得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开始了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0年3、4月间，俄共远东局派出了代表魏金斯基和他的妻子库茨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翻译俄籍华人俄共党员杨明斋来华了解中国情况，分别与李大钊、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随着党的早期小组在一些地区的建立，成立全国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和成熟。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代表、来华接替魏金斯基工作的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帮助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建为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共产国际“助产婆”帮助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日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始终都有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应该说共产国际对中共初期的帮助是巨大的。然而，由于对共产国际的过分依赖，也使得中共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事事都要对其言听计从的习惯，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少、甚至没有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完全听命于了共产国际。在这样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共，犹如一个完全要依靠别人撑扶才敢走路的孩子，一旦失去了依赖，其茫然无助无所适从没有了主心骨的焦虑心态也就显露了出来。至少，在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许多人、甚至负责人都有这种心态。以至于到后来让李德成为了太上皇，拱手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他，造成了对党和红军的重大损失后，才有所清醒，不得不在遵义会议上才将其纠正过来。中共领导人完全依赖共产国际的作法，共产国际领导人也认为不妥。
为了对中共和中国革命负责，避免越俎代庖的情况出现，共产国际也改变了之前的作法。对派出顾问（代表）来华的人员都做了比较明确的交代：一切应依照中国的情况，以中国同志为主，尊重中国同志，协助处理解决相关问题，不能凌驾于中共之上，包办代替一切。为使这些告诫能够较好的得以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对所有来华人员的资格都要进行筛选和审核，在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查通过之后，也才将其派往中国工作，应该说共产国际对选派来华顾问（代表）的要求还是较为严格和负责任的。尽管有共产国际的告诫，但这些顾问（代表）毕竟由于缺乏对异域文化、历史等情况的全面了解，因而他们来华之后，大多仍都以抱定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书本理论，和苏联革命的经验，有的甚至还抱着以维护和保卫苏联国家利益为目的和出发点来要求和指导中共，不可避免地就犯了脱离中国实际瞎指挥的错误，这无疑与共产国际的初衷南辕北撤了。李德在中国所犯错误正是如此，他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最大，近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这样的“致命错误”，不光对中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伤害也是很大的。
共产国际的本意是明确的，但其结果却正好相反，不仅使共产国际的权威受到了影响，也无法给中共一个交代。李德从中国回到苏联之后，共产国际监委会便依据他在中国所犯错误召开专门会议对其进行了审查，为此，还特别邀请了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同志参加，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也被应邀参加了审查。由于周恩来曾是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长征时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最了解李德的霸道作风，在会上，他用大量铁的事实批驳了李德的教条主义错误，李德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一辩，其他人如毛泽民、刘亚楼等也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最后在李德承认并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前提下，经共产国际监委会与国际执委会商讨后，随之对其做出了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的决定。
尽管这样一个对李德所犯错误姗姗来迟的“清零行为”视乎显得有些轻描淡写和对中共的不公，但毕竟是居于高端的共产国际给了中共一个交代。在承认了李德所犯错误及对中共造成影响的同时，也传递出了希望中共忘掉过去要一切向前看的信息。中共是共产国际大家庭的一员，为了中国革命之大局，为了能够继续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中共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结果，只是希望之后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顾问（代表）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李德的离开，意味着共产国际派出的钦差大臣对中共指导的结束。那么，这样一个空缺由谁来顶替？外国人不行也不再合适了，那么只有改派在苏联的中国人了，斯大林试图依此来挽回和改变共产国际顾问（代表）对中共的影响。故从 1937 年11月底，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便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身份，被派回国，毛泽东隐喻他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走了李德来了王明，其做法仍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比李德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李德、王明的作法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但由于他们都持有共产国际这块金字招牌和尚方宝剑，尤其是王明能对马列主义理论原著倒背如流及口若悬河的演讲才能，不仅能迷惑住许多人，而且推行起教条主义堪比外国人更甚，因而抗战初期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同样带给了中共极大地麻烦和消极恶劣的影响。好在此时的中共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已经具备了有足够的正能量来消除和纠正王明错误的能力，及时防阻了有可能使中共陷入歧途并遭受到更大损失的情况出现。王明这些脱离中国实际的作法同样让共产国际感到失望。直到1938年8月，王稼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后，带回了季米特洛夫要王明“不要再争权了”的指示及之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王明的领袖欲才得以收敛。
鉴于李德及之后的王明都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凌驾于中共之上发号施令，给中共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影响，也使得共产国际的权威及用派出“钦差大臣”来指导各国共产党的作法遭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的实际，从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之间，以斯大林为领袖的共产国际一改先前的惯例，经过权衡和慎重考虑，决定对中共不再派顾问（代表），而是派遣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中国名字孙平）等人，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身份进驻延安，担当起了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进行沟通、联系这样的一个角色。
斯大林这种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做法，是迫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另有其他的考虑，不得而知。然而，对于已习惯于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共领导者们来说，在多少感受到了一些“轻松”的同时，也不免感到了一些诧异甚至是不解：是由于李德和王明在中国所犯错误造成的影响，使得斯大林不得不停止对中共派出顾问（代表）；是中共的“不听话”行为让共产国际不满意，使得它不愿再向中共派出顾问（代表）；是有意疏远中共来迎合国民政府，向蒋介石示好，以达所谓要增强东方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同盟力量，进而减轻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压力之目的；还是要以此为契机，考验中共对莫斯科的态度，观察了解中共在没有共产国际顾问（代表）领(指)导下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共产国际依赖的程度。这一切虽都不得而知，但传递出的联络员及记者身份与顾问（代表）身份之截然不同，且“只听不说”、“不再参与和不干涉中共事务”的明显信息却让毛泽东及中共领导者们敏锐地洞察到了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共态度上的微妙变化。
（一）
斯大林的作法应该说有基于以下战略考量之因素。
其一，中共“破规矩”行为的遵义会议（领导人变更未经共产国际批准、撤销了李德的军事顾问、让没有吃过样面包的毛泽东入围政治局），尽管是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而且是开了中共自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先例，这样的作法虽无可厚非，但是，共产国际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前有车后有辙，如果再派出顾问（代表）中共就有可能不接受，所以还是不派为好。斯大林要借此考验一下中共对莫斯科的态度，观察了解中共对共产国际依赖的程度，以及在没有共产国际顾问（代表）领(指)导下独立处理自己问题的能力。也不乏想网开一面让中共试着自己走一下，以便之后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当然，这一“破规矩”的作法，也的确存在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存在着有失去共产国际支持的可能性，也给了党内对遵义会议持反对及异议态度者在之后以反对新的中央的借口，也使得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人视乎没有了依靠，觉得前途茫然。尽管中央红军经过了四渡赤水等战役，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从根本上扭转了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但在党内高层乃至军团一级指挥员中较普遍出现的失去了对共产国际依赖的思想真空，仍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着。以至于几个月之后，竟使得没有留苏经历、且一直都跟着毛泽东的林彪等人，也不顾事实地提出了要毛泽东下台的提议，而更让毛泽东等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是紧接着的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问题。
1935年6月的长征途中，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在得知遵义会议的情况，及中央红军已不足三万人民的情况之后，认为中央红军已丧失了打打仗的能力，于是个人野心便开始了膨胀，他假维护共产国际之名，行分裂要权之实，否定了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央，认为遵义会议违反了共产国际组织原则，不仅以此否定遵义会议，且还依仗着自己的十万兵马，拥兵自重向中央发难，不但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造成了红军的分裂，还明目张胆地成立了第二中央。由于他蒙骗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拒绝中央对他的挽救，因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和张国焘的斗争是他一生最昏暗的时期，可见影响和危害之大。
其二，鉴于李德和王明在中国所犯的错误，让斯大林变得审慎起来，使得他一改先前的一贯作法，暂停了对中共派出顾问（代表）。李德是1932年秋来到中国的，1933年初从上海来到了瑞金苏区。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界，李德参与指挥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及遵义会议之前的长征。遵义会议之后，李德便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大权，他身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光环随着指挥权的旁落自然也就黯然失色了。1935年10月随中央红军到延安之后，他除了在红军大学当教员给红军将领教授战术课以外，也再无其他的事情可做，直到1939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李德搭乘周恩来去苏联治病的专机离开延安，从此才结束了他在中国八年的历史使命。自李德离开中国之后，共产国际也就没有再派外国人作顾问（代表）来华指导中共。而王明则以太上皇自居，凌驾于中共之上，另搞一套，我行我素，将共产国际的原则完全抛之于了脑后。
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双方之间必须有一个能够始终保持畅通的联系渠道，不能使中共在长征一年多时间里与共产国际失联的情况再次出现。斯大林认为尽管他派出的顾问(代表)对中共造成了损失，再派已不合时宜，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考虑，中共与共产国际间不仅要加强联系，双方之间还应有使者往来传递信息，随之便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对中共的指示。遵义会议之后的李德失去了作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资格，使得共产国际在对中共的指导上出现空档，中央也随之决定让陈云潘汉年离开队伍不再长征，而是取道上海前往苏联，去做沟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工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结束了长征。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终于也从苏联归来，沟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间的联系。1937年11月，斯大林也一改以往都是派外国人作为共产国际使者来华的做法，决定派出了解中国情况的王明回国代行共产国际代表职责来填补这一空档。斯大林的作法无疑是对的，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王明的作法更是离谱，他自持共产国际这个尚方宝剑，拉大旗作虎皮，完全将自己凌驾于了中共之上，搅得中共党内一时鸡犬不宁。1938年6月，任弼时、王稼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向大会报告了中共的工作，在了解了中共情况之后，主席团在讨论中国共产党工作时，随即作出了一个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决议案文件，之后由王稼祥带回了中国在党内公布，尤其是季米特洛夫告诫任弼时、王稼祥的话：“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然而，对于这个极具权威的告诫，不但未能打断王明的领袖欲梦，反而使他依旧在党内以君临天下的太上皇姿态指手划脚，经常不分场合地点夸夸其谈发表一些严重与中共大政方针完全背道而驰的言论，干扰中共的工作，尽管中共在力排这些干扰，直到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后，王明的错误才被纠正，他的行为才得以收场。
其三，是有意疏远一下中共来迎合中国国民政府，向蒋介石示好，以达所谓要增强东方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同盟力量，进而减轻苏联在欧洲战场上的压力之目的。在共产国际的存在时期，苏共一般不与中共发生直接关系，有事都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系。苏联为了建设国家，奉行着和平睦邻的外交政策，当它与某一个国家的关系友好时，就不支持该国共产党的活动，尤其是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以避免造成破坏两国关系的口实。抗战期间，中共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发动群众，全民抗战，集聚起的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人民武装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斯大林是清楚的。但由于中共毕竟不是执政党，在力量的对比上也不能与国民政府相提并论，故在中共与国民政府两者之间，斯大林必然的选择了与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为了顾及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而又不至于刺激到蒋介石，斯大林决定降低与中共交往的规格，不派顾问（代表）而改派成联络员兼记者，这样不仅从结成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大局上既可增进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也可把由于共产国际支持中共而使蒋介石产生的不满和担心降至最低程度，还可维系着与中共基本的党际关系，无疑斯大林的目的定位是很明确的。
尽管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军正面战场作战，牵制住了大量的日军，改变着中国战场的形势，但还不能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大局。就当时世界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大局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德国法西斯在欧洲战场也在加紧扩大军事占领的步伐，此时斯大林非常担心日本趁机向苏联进攻，使他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此时他又想到了中共的部队，因而便不顾八路军、新四军的实际，不切实际地提出要中共部队配合苏军作战。并再三要求中共要不顾一切地拖住日本，要求中共部队走出根据地，向北向东，以大规模行动牵制日军，给苏联以直接援助，防阻日本可能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冒险。斯大林认为其他国家共产党军队要为保卫苏联，为苏联的利益和发展而做出牺牲，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而此时的蒋介石也希望日、苏之间爆发战争，这样不但可以减轻中国战场上的压力，也可正好借斯大林之手，将中共军队调往关外，让其在关外与日军厮杀，达到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之目的。毛泽东权衡利弊得失，没有按照苏联的要求去做，没给斯大林这个面子。因而，斯大林便认为中共是民族主义，不是国际主义。为了消除苏联的疑虑和不满，毛泽东除亲自致电斯大林给予说明之外，也让周恩来在重庆向苏联友人作了解释。在苏联的要求遭到中共拒绝之后，斯大林觉得如果再派顾问（代表）去“指导”中共显然已不合时宜，他要有意疏远一下中共，降低派出人员的身份，改派联络员去中国，这样即便在中共“不服从”的情况下也不至于太丢面子。当然，共产国际对联络员还赋予了其他什么任务，自然无人知晓了。
从1942年5月起，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便携带无线电台等设备，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苏联塔斯社记者身份进住了延安。此前，也有苏联派遣的医疗、通信、卫生等专业人员在延安工作。
（二）
就当时的中共来说，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虽已不需要在自己面前指手划脚的人，但对于能够从各方面得到支持和帮助还是非常需要的。如果在延安的共产国际使者或者其他外国友人，能够把共产党人的努力和处境向外传递出去，让外面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也算是对中国革命的有力支持。媒体的传播和宣传作用对处于发展中的中共来说，不乏是一条能够获得在道义上、物质上得到更多支持的重要途径。就像美国作家斯诺那样，正是由于他到陕北苏区一线采访，打破了外界对红军的各种污名化传言，将红军的真实情况传向了世界，才让外界真正地认识和了解了共产党，他的行为无疑起到了对中共巨大的帮助作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的到来，除具有共产国际联络员的身份以外，还有和斯诺一样能利用和发挥媒体宣传作用的特殊身份，为此，中共领导人对他无不表示出极大的友善和热烈欢迎的态度。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到延安后，毛泽东非常重视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很友好地拉着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手说：“我很高兴来欢迎亲爱的苏联朋友”，寒暄过后详细地询问了他的许多情况，之后还设宴款待了他们一行。毛泽东希望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及他的同事能够真正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联系的一个桥梁，成为受中共欢迎的友好使者。希望通过他们能真实地将中共的情况告知共产国际，进而得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真心帮助和支持。同时，对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到来，也让毛泽东看到了用“舆论”来获取斯大林支持中共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毛泽东认为：以前由于我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渠道不畅，加之“钦差大臣”满天飞，他们不仅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而且还将这些不实际的情况和信息报告给共产国际，以致使得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才作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决定。基于此，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派来的联络员，的确把他们当成了座上客，经常到他们工作的地方了解相关情况，关心他们在延安的生活，并与他们就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和交谈。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他们给共产国际传递出真实的信息，让斯大林了解到一个真正的中共。
按理说，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虽只是联络员兼记者，但他身上毕竟打有共产国际的烙印。他到延安看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共领导人诚恳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延安军民浓厚热情的生活氛围，应该受到感染，并及时地向外界传递出这些信息，向共产国际报告延安共产党人艰苦抗战的情况，争取使中共能够多的得到苏联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并多做有利于中国人民抗战的事，成为一个友好使者，才是他明智的选择和应做的工作。然而，自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视乎就是戴着一幅有色眼镜且居高临下来看延安的一切的，他摆出一副君临天下的态势，有意或无意使自己以“指导者”的姿态站在了中共的面前。对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这些行为，到底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是受人指使还是个人行为，无从考证，不得而知，但就他后来将自己在延安所经历的一切，经过有色眼镜的放大而写入其所著的《延安日记》一书来看，则完全是有政治目的和政治企图的，它远比王明《中共50年》一书对中共造成的负面影响更甚，其直接或间接影响无法估量。
（三）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从1942年5月10起到1945年9月3日止，记录了他在延安期间的全部所见所闻和自己的感想，我们不难透过它来看他是用怎样卑劣手段有意歪曲和抹黑中共的。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1942年5月11日到达延安的，在到达仅一个月后的6月13日的日记里，他就这样写道：“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在7月9日的日记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又写道：“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攻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或者渡过了黄河······”。我们不难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刚到延安才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下的这两篇日记来看，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不难发现，分明就是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的一派胡言。众所周知，抗战伊始，中共的部队就立即改编成了八路军，之后又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改变为新四军，全部开赴到了抗日前线和敌后，投入了对日作战。作战中，除了配合友军之外，还发挥了自己较为拿手的游击战术，同时也不适时机地组织实施了大的阵地战，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大战役，进行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打击，也让蒋介石感到震惊，亲自发电给朱德、彭德怀：“贵部窥测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国民党第二战区南路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也发电给朱德：“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之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所有这些，彼得·弗拉基米洛夫都一概视而不见。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我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时，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时，在十字岭战斗中壮烈殉国，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消息传到延安，全城军民悲痛欲绝，此时已身在延安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对此难道就视而不见？难道八路军付出了这样大代价的牺牲还不叫抗日吗？视乎他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调往东北去抵挡日军直至与日军开战，或者将其变为保卫苏联的一支武装，视乎才是他的真实目的。亲历了这一事件的胡乔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有个苏联代表，一到延安就责问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配合，不集中大的兵力打日本。”这个人正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
刚到延安不久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还没有真正了解清楚延安的真实情况之下，就对许多事情信口开河，指手划脚，大放厥词，尤其是还挑拨中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他在1942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朱德的名气要大多了。毛泽东一直在寻找机会损害他的名誉。······毛泽东无法与朱德的军事才能一争高下，因为他本人毫无这种才能。另外，毛泽东同这位著名的司令员一起，就相形见拙了。这使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提拔新的军事领导人，因此，林彪在几年当中就从连长提升到军长”。众所周知，早在井冈山时期正是由于两人的互相尊重相得益彰，才打造出了闻名天下、战无不胜，在党和人民军队中享有崇高声誉和地位的朱、毛红军，而林彪由于出色的指挥才能也成为了一位文武兼备的红军战将，这样一个根本就不了解红军历史，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挑拨和妄加评论，只能说明他的愚昧和无知。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全力投入到了卫国战争之中，由于紧迫的战争形势，加之各国共产党大都具有了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鉴于此，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不再行使领(指)导各国共产党的职责。但原来的一些渠道和作法依然在较长时间内继续维系着，中共与苏共及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也始终没有中断。此时，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共产国际联络员身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记者的身份了，但他依旧对延安的一切妄加评论。
对延安整风运动，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43年7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怖，除了恐怖，还是恐怖。”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都知道，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对全党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纠正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错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升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通过正常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马克思主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使全党空前团结的这样一个目的。关于整风，毛泽东曾解释说：就是党内政治学习，通过学习端正思想认识。采取的方法，总的说来是和风细雨的方式，学习讨论，各抒己见，澄清是非，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虽然后期的审干过程，康生在“抢救失足者”错误口号下，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好在中央及时发现并制止了这一错误，并且毛泽东还在中央党校亲自为这些受到冤屈和不公的同志脱帽致歉，也得到了他们的谅解，但不能就此错误而有意渲染，将整风运动说的一无是处。他在1944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表面上看来，整风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前提）符合马列主义原则，但其内在的过程表现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列宁主义观点。这种‘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精神来锻炼和改造党。这种革命观是由毛所阐明的一个颇为高明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它反映了中国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毋容置疑，整风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是党的历史上空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打破了照搬照抄马列词句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路线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后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不了解整风运动深远意义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只是凭借着自己的认知感觉就作出了荒诞离奇的看法，实在是幼稚和可笑。
通过延安整风，不仅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也确定了下来。如果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但苏共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对着苏共的。以至于到了党的八大都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也是因为苏联的原因。苏共始终拒绝承认毛泽东思想，在苏联的报刊上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凡是中共给苏共的文件中提到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刊用时也都给于删掉了。在苏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共识，自然有苏共领导人的原因，但不能说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经常向苏共发去的错误电文没有关系。
如果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仅对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一切活动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还有情可原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些不真实的情况告知了共产国际，这对中共造成的内伤和影响则是不能原谅的。
在延安，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始终有着畅通的无线电联络通道。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也是通过无线电台来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一般情况下，中共中央绝大多数文电都是通过自己的电台直接发往共产国际，但有时也有一些文电是通过联络员的电台发给共产国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1944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和莫斯科有私人通讯往来的工具（有功率大的电台，私人的密码），但是他老是硬要通过我来发电报”。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用的电台，一般情况下，对中共的电文，可以选择发也可以不发，但既然同意了发，就不能夹杂着自己的“私货”。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往往在中共电报的后面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和说明”，尤其是塞进与中共电报内容截然相反的东西，这样，共产国际收到的中共电文，由于联络员的“后缀说明”，有的内容已经是被大打了折扣，有的基本面目全非了，造成共产国际对中共电文内容的误判。例如1944年7月19日，毛泽东将一份有关国、共军队抗日情况的电报，交给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让他发往莫斯科。电报内容除详细地叙述了蒋介石军队在湖南衡阳失败的原因以外，还提到了在抗战中，国、共双方军队与敌人作战的情况。尤其提到：“特别是过去几个月里，共产党在敌后一直打胜仗。一些大的根据地的人口增加了，已经不是以前报道的7000万人，而是将近8600万人了。在中国的一些战场上，中共部队消灭了大量的伪军和敌官兵。在南线、中线和北线，收复了几个地区，还收复了许多城镇，其中包括24个地区的中心市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在毛泽东的电报上加了下面两段话： —— 毛泽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主席对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们参加抗战的评价，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 电报中列举的数字，是毛泽东从专为一批外国记者来延安而准备的、带倾向性的材料中取来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这个颠倒黑白的“说明”，有意诋毁共产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止苏联给予中共及军队物质援助的作用。从之后的资料来看，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到的情况是客观和实际的，只是经过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之手，就使这样一份报告中共军队抗日情况的电文内容变得南辕北撤了。
早在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中就说到：“……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毛泽东对于能否得到苏联的援助给予了很大的希望。但之后的情况却让毛泽东和中共失望，得不到苏联的援助，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了
什么原因使得斯大林不援助中共呢，是蒋介石的阻止，是中共和八路军的不抗日，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有意篡改了中共的电文，还是斯大林根本就不愿意援助中共，不得而知，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不能说不是一个主要因素。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援助的抗战物资的情况来看，的确大部甚至全部都是给了国民政府，对中共的援助只有道义上的，基本上没有物质上的帮助，武器装备等更是没有中共的份，正像胡乔木在回忆录中所说的，在给中共援助的问题上“苏联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抗战后期，苏联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一点，登了几篇文章，但当时国际舆论对国民党已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当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不但在两党之间制造摩擦，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苏联也没有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搞得边区军民一度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不得不开荒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苏联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看法，只是迫于无奈，中共也只得默默地承受了而已。所有这些不能说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没有直接的关系。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决定派以蒋经国为首的特别使团到访苏联。1944年11月3日，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电报的内容是说，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共的实力和威信，也在不可阻挡地稳步增长。中共在各根据地和敌后的全部兵力，现约有57万人（原来47万人），民兵约有220万人（原来200万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一再惨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赞同中共的政策，许多到访过延安的人，对中共的政策和特区的形势有极好的评价。蒋介石派蒋经国特别使团去苏联，是在试探苏联对特区的态度……”。在拍发完电文内容之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写道：“我对电报加了评论。首先，电文中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力量要小得多。虚报军队和民兵的人数，这在目前对中共的领导是有利的。其次，毛泽东害怕别人揭穿他没有诚意。蒋介石对中共领导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态度，掌握了真凭实据。第三，蒋经国的使命大概是要揭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丑恶方面。毛泽东想抢先为自己辩护。”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这几点不难看出，他完全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以自己的偏见来解读中共的电文，他向苏联发出的电文纯是诬蔑中共的错误信息。尽管他的行为仍在蒙骗着中共领导人，但好在他毕竟没有像李德那样拥有指挥红军的大权，而对中共造成大的危害。尽管中共与苏共之间有直接联系的主渠道，而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与苏共的联系并非主渠道，那么到底相信那一个，恐怕苏联领导人的心里是最清楚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发往苏联的电文虽没有对中共造成直接的硬伤，但造成的内伤和慢性伤则不可避免，斯大林在后来对中共许多问题的处理上留有隐患，恐怕都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有关。除此之外，至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还以什么名义将什么样内容的电文发往苏联，就不得而知了。
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出兵东北，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苏联出兵后进展迅速，使得毛泽东闷闷不乐……”，简直是胡言乱语，事实是毛泽东非常高兴，因为苏联帮助了我们，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
对于中苏关系，他在1945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对苏联抱有一种本能的恶感。······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是在造就教条主义者。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在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破坏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在按他的计划改造中国共产党”。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算是说对了，莫斯科就是在造就教条主义着，否则，吃过样面包的人怎么能统治中共达四年之久，近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呢。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走向成熟的开始，正因为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人赶下了台，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党。怎么能被说成是了破坏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呢，完全就是不顾基本事实且荒谬绝伦的胡说八道。
（四）
在延安的三年多时间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对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始终是尊重和友好的。有时候中共领导人商讨紧急事务，由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等人在场，因而在谈话或商量问题时不但没有有意避开或者转移话题，而且还有意征询他们的意见。毛泽东之所以有意识的要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给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传递出中共的决策是公开和集体决定的信息，中共领导人也没有把他们当外人来看待。殊不知，这样的善意并没有被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所理解，他仍然在暗地里做着不利甚至是有损中共的事。
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行为没有被发现视乎很是得意，正如他在1945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到的那样：“从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来看，他以为我从1944年以来，就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以为我是理解并支持他的政策的……”这段不打自招自以为很高明的告白，让人们看到了他极具欺骗性的真正内心。这位梁上君子在华期间，做了与其身份不相符的事，尽管他做得比较隐蔽，没有露出任何的马脚，但他的行为怎能不让毛泽东敏锐犀利的眼睛看出一些端倪，毛泽东知道他的那些电文翻不了什么大浪，只是为了保持与共产国际及苏共间的良好关系，一直对他以礼相待，让他始终感觉良好下去。
对于使者，中国人一直都是很友善的。尽管延安当时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但中共考虑到他们的特殊使命，以及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这种桥梁纽带作用的重要性，对他的工作生活等方面还是给予了很多的方便和照顾，而他自己直到离开中国的土地，也未能改变其对中共的看法。
1945年9月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回国，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1958年9月10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冰冻期，苏联领导集团处于当时反华的需要，不仅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恫吓中国，还从多方面搜集诋毁诬蔑中国和中共领导人的相关信息和资料，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日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端了出来的。《延安日记》一书就这样被苏联政府在作者原稿基础上加以“删节”、“编纂”而成，并公开出版发行。书中所写内容严重歪曲事实、造谣中伤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令人气愤。至于这是否是作者的本意还是苏联政府的所为，不得而知。而苏联政府将作者原稿“删节”到了什么程度，“编纂”时又加进了哪些内容，只有苏联当局知道。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本《延安日记》也使我们看到了当年真实的中苏关系。为了澄清事实，我们只能针对这部书中所写的完全被歪曲了的内容，以真实的历史来对其进行反击和批驳。
在延安时就经常与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打交道的师哲在他的《师哲回忆录》中针对《延安日记》一书写道：“孙平(彼得·弗拉基米洛夫)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这与他在延安同我讲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本书根本不是孙平在延安的日记，而是后来拼凑起来的……。值得欣慰的是，事实终于得到了澄清”。到底澄清了些什么，不得而知。有些事可能不说还好，越说却越糟。
我们暂且不论这本书的真实与否，毕竟已成了公开出版物，造成的恶劣影响已是覆水难收，我们只能以这本书的内容来推理评价作者。就整部《延安日记》要告知读者的内容来看，作者完全是站在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上，并且带有有色眼镜来看中共及领导人的一部拙作。他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攻击延安整风运动，为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辩护，对中共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政策也进行大肆地攻击和歪曲。所有这些都是与基本事实完全相背且颠倒黑白的诬蔑，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只能证明他的无知和拙劣。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将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这部“不朽的杰作”留给后人做一个反面教材，也算作是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对中国人作出的一点特殊的“贡献”吧。
【文/邵建忠，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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